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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好的修行

奇鸟行状录

《奇鸟行状录》第01章 六只手指与四个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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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厨房煮意大利面条的时候,一个电话打来。我正随着调频广播吹口哨,吹罗西尼的《贼喜鹊》。这乐曲特别适合用来煮意式面条。

  听得电话铃响,我本想不予理睬。一来面条正煮在火候上,二来埃伯特正准备将伦敦乐团驱往乐章的峰巅。但终归我还是拧小煤气,去客厅拿起听筒。说不定有朋友打电话介绍新的工作,我想。

  “10分钟,我需要10分钟。”女郎劈头一句。

  我对于音色的记忆颇具信心。这却是个陌生的声音。

  “请问,您这是在打给谁?”我客客气气地询问。

  “打给您呀!只需10分钟,10分就行。那样,就会相互明白过来的。”女郎道。声音轻柔柔,飘忽忽。

  “相互明白?”

  “心情啊!”

  我从门口探头看一眼厨房。面条锅白气蒸腾,埃伯特继续指挥《贼喜鹊》。

  “对不起,我正在煮意大利面条,过会儿再打来可以吗?”

  “意大利面条?”女郎惊愕地说,“上午10点30分煮面条?”

  “这不碍你什么事吧!什么时候吃什么是我的自由。”我有点压不住火。

  “那倒是的。”女郎以没了表情的干巴巴的声音说。看来感情稍一变化都会使其声调截然不同。“也好,过会儿再打就是。”

  “等等,”我慌忙道,“您要是耍什么推销员手法,再打多少次也是枉然。眼下是失业之身,根本没有购置新东西的余地。”

  “知道知道,放心好了。”

  “知道?知道什么?”

  “不就是失业期间吗?知道的,那点事儿。还是快煮你那宝贝面条去好了。”

  “喂喂,您到底……”没待我说完,对方挂断电话,挂得甚为辞然。

  我一时无所适从,望着手中的听筒。良久,才想起锅里的面条,遂走入厨房。我关掉煤气,把意式面条捞进依篱。由于电话的关系,面条多少有点儿过火,好在还不至于无可救药。

  相互明白?我边吃面条边想,能够充分明白双方的心情?我可是无法理解那女郎想说什么。很可能不过是捣乱电话,或许是~种新式推销招法。反正都与我无关。

  话虽这么说,折回客厅坐在沙发看小说时,仍要不时觑一眼电话机,心里摘咕:女郎说10分钟即可相互明白指的是什么呢?10分钟到底可以明白什么呢?现在想来,10分钟是那女郎一开始便掐算好了的、对这10分钟推算似乎相当充满自信:9分钟太短,11分钟过长。恰如煮意大利面条的标准火候。

  如此思来想去之间,早已没了看书心绪,于是想熨烫衬衫。每次心慌意乱,我都要熨烫衬衫,老习惯。我熨衬衫的工序分12道,由前领开始,至左袖口结束。我逐一数着序号,有条不紊地熨烫下去,也只有这样方觉得心应手。

  熨罢三件衬衫,确认再无皱纹,挂上衣架。然后关掉熨斗,连同熨衣板放进壁橱,思绪这才有了些条理。

  刚要进厨房喝水,电话铃再次响起。我略~迟疑,还是提起听筒。若是那个女郎第二次打来,只消说正在熨衣服挂断即可。

  不料打电话来的是久美子。时针正指在11点30分。

  “可好?”她问。

  “还好。”我答。

  “干什么呢?”

  “熨衣服。”

  “出什么事了?”声音里略带紧张感。她知晓我心情不佳时便要熨衣服。

  “熨熨衬衫,没什么。”我坐在椅子上,把听筒从左手换到右手。“有事?”

  “你会写诗吧?”

  “诗?”我愕然反问。诗?诗是什么?到底?

  “熟人在的一家杂志社办了份面向年轻女孩的小说期刊,正在物色人评选和修改诗歌来稿,还要求每月写一首扉页用的短诗。事虽简单,报酬却不低。当然噗,也还超不出临时工标准。不过干得好,说不定有编辑工作落到你头上……”

  “简单?”我说,“慢着,我要找的可是法律方面的工作。这诗歌修改却是从何而来?”

  “你不是说高中时代修改过诗歌的吗?”

  “那是小报,高中校刊!什么足球赛哪个班踢赢了,什么物理老师跌下楼梯住院了,全是些无聊透顶的玩艺儿。不是诗,诗我可写不来。”

  “说是诗,不过是给女高中生看的。又不是让你写干秋传诵的名篇佳句,适当应付一下就行了。明白广

  “适当也罢什么也罢反正诗是绝对写不来。没写过,也没心思写。”我一口回绝。那东西如何写得来!

  “噢!”妻透出遗憾,“不过法律方面的工作,可是不大好找的吧?”

  “打过好些招呼,差不多到该有着落的时候了。万一不行,到时再作打算不迟。”

  “是吗?那样也好。对了,今天星期几?”

  “星期二。”我沉吟一下回答。

  “那,能去银行交一下煤气费电话费吗广

  “快去买东西准备晚饭了,顺路去银行就是。”

  “晚饭做什么?”

  “还没定,买东西时再说。”

  “我说,”妻一副郑重其事的语气,“我想了想,觉得你好像用不着那么急于找工作。”

  “为什么?”我又是一惊。大约世界上所有女人都打电话来让我不得心宁。“失业保险也快到期了,总不能老这么游游逛逛吧?”

  “反正我工资也提了,副业收入也一帆风顺,还有存款。只要不大手大脚,吃饭总没问题吧。或者说你不愿意像现在这样在家搞家务?对这种生活不感兴趣?”

  “说不清楚。”我直言相告。是不清楚。

  “那就慢慢考虑好了。”妻说,“对了,猫可回来了?”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从早上到现在全未想起猫来。“哪里,还没回来。”

  “去附近找找可好?都不见一个多星期了。”

  我含糊应着,把听筒又换回左手。

  “我想可能在胡同里头那座空屋的院子里,就是有石雕鸟。那个院子。在那里见过几次来着。”

  “胡同?”我问,“你什么时候去的胡同?这事你以前可一次都没…·”

  “对不起,电话得放下了。手头还有工作等着。猫的事儿拜托了。”

  电话挂断。我又望了一会儿听筒,之后放下。

  久美子何苦去什么胡同呢?进那胡同须从院里翻过混凝土预制块围墙,况且根本就没什么必要费此周折。

  我去厨房喝罢水,走到檐廊看了看猫食碗。碗里的煮鱼干仍是昨晚的样子,一条也未减少:猫还是没有回来。我站在檐廊里眼望自家涌进初夏阳光的小院。其实望也望不出什么赏心悦目的景致。由于一天之中只很短时间有阳光照进来,土总是黑乎乎湿乎乎的。园木也仅有角落里两三丛不起眼的绣球花。而我又压根儿就不喜欢绣球花那种花。附近树上传来不规则的鸟鸣,吱吱吱吱的,简直同拧发条声无异,我们于是称其为“拧发条鸟”,是久美子命名的。真名无从知晓,连是何模样也不知道。反正拧发条鸟每天都飞临附近树上,拧动我们所属的这个静温天地的发条。

  罢了罢了,竟忘了找猫。我一向喜欢猫,对这只猫也很喜欢。猫自有猫的生活方式。猫绝非等闲之辈。猫的失踪,不外乎意味猫想去某处。等它饿得饥肠始辆,迟早自然返回。不过,归终我恐怕还是要为久美子找猫,除此别无事干。

  我是4月初辞去已做了很久的法律事务所的工作的。没什么特殊缘由,也并非工作内容不合心意。虽说内容本身谈不上令人欢欣鼓舞,但薪水不薄,办公室气氛也够融洽。

  谈起我在法律事务所的作用,简言之只是个专业性差役。可我觉得自己干得有声有色。自己说来未免不够谦虚;就履行那类事务性职责而言,我是相当精明强干的人选。头脑反应敏捷,动作雷厉风行,牢骚一句不发,想法稳妥现实。所以,当我提出辞职时,那位老先生也就是作为事务所主人的父子律师中的长者挽留说不妨加点工资。

  然而我还是离开了那家事务所。倒也不是说辞职后有什么成竹在胸的蓝图宏志。至于再一次闭门不出准备应付司法考试,无论如何都没那份心机。更何况时至如今也并非很想当律师。只不过是我不打算在那家事务所长此以往,而若辞职,正可谓此其时也。倘旷日持久,我这一生势必在那里消耗殆尽。毕竟已年届三十。

  晚餐桌上,我开口说想辞去这份工作。久美子应了一声“是吗”。这“是吗”是何含义,我一时吃不大透。她则再无下文。

  我也同样不语。

  “既然你想辞,辞也未尝不可嘛,”她说,“那是你的人生,尽可随心所欲。”如此说罢,便只顾用筷子将鱼刺拨往盘边。

  妻在一家专门介绍健身食品和天然食品的杂志社当编辑,工资也还过得去,而且有在其它杂志当编辑的朋友委托搞一点图案设计(她大学时代一直学设计,目标就是当一名不隶属于人的图案设计专家),故而收入相当可观。而我失业之后又可以享受失业保险。再说,我若在家老老实实做家务,诸如外餐费洗衣费等开销即可节省下来,同我上班挣钱相比,生活水准当没甚差别。

  这么着,我辞去了工作。

  食品采购回来正往冰箱里塞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响得分外急迫。我把塑料盒只撕开一半的豆腐放在餐桌上,去客厅拿起听筒。

  “意大利面条可结束了?”那个女郎问。

  “结束了。”我说,“不过马上就得去找猫。”

  “推迟10分钟也不要紧吧?找猫,又不是煮面条。”

  不知为什么,我未能一下放下电话。女郎的语声像有一种什么东西吸引我。“也罢,要是仅仅10分钟……”我说。

  “那样,我们就能互相明白唆,嗯?”女郎平静地说。那气氛,很可能在电话机的另一头稳稳当当坐在椅子上,且架起二郎腿。

  “能不能呢?”我应道,“才10分钟。”

  “10分钟说不定比你想的长咧。”

  “真认得我?”我试探道。

  “那当然,见过好几次的。”

  “什么时候?什么地点?”

  “某个时候,某个地点。”女郎说,“一五一十地跟你细说起来,10分钟可是不够的哟!重要的是此时此刻,对吧?”

  “你得拿出个证据才行;认得我的证据。”

  “例如?”

  “我的年纪。”

  “三十。”女郎应声回答,“三十岁零两个月。可以了吧?”

  我默然。不错,她是晓得我。可是无论我怎么回想,记忆中都无此语声。

  “那,这回你就对我想象一下如何?”女郎诱劝道,“根据声音想,想象我是个怎样的女人,如年纪多少,在哪里做着怎样的姿势…”

  “想象不出。”我说。

  “试试嘛!”

  我觑了眼表:才1分零5秒。“想象不出。”我重复一句。

  “那我告诉你就是,”女郎说,“我在床上呢,刚冲完淋浴,一丝不挂。”

  哎呀呀,我想,岂不活活成了色情录音带!

  “你说是穿三角裤好呢,还是长筒袜合适?哪种性感?”

  “哪种都无所谓,悉听尊便。想穿什么穿什么,不想穿就光着。抱歉,我没兴致在电话中谈这个。一来有事等着我做……”

  “10分钟即可。为我消费10分钟,你的人生也不至于蒙受致命的损失,不是吗?总之回答我的提问:是赤身裸体的好,还是穿上什么好?我嘛,应有尽有,带黑色花边的三角裤啦……”

  “就那样算了。”我说。

  “赤身裸体的好喽?”

  “是的,赤身裸体的好。”我说。4分钟。

  “下面还湿着呢,”女郎说,“没使劲用毛巾擦,所以还湿着。暖融融湿乎乎的,柔软得很咧。很黑很黑,毛毛茸茸,摸摸看……”

  “喂,对不起……”

  “那里面要温暖得多哩,就像一块加热了的奶油糕,温乎乎的,不骗你。猜我现在什么姿势?右腿支起,左腿横摆,用时针打比方,也就10时5分左右吧。”

  从语气听来,显然她并非说谎。她真的是两腿开成10时5分角度,下部温暖而湿润。

  我再不言语,放下电话。随后倒在沙发上,望着座钟长吁了口气。电话中和那女郎大约谈了五六分钟。

  10分钟后电话铃再度响起。这回我没提听筒。铃声响了15次,止息了。止息后,冰冷的沉默深深压将下来。

  快两点时,我翻过预制块院墙,跳进胡同。说是胡同,其实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胡同,不过是别无其他称呼的代名词罢了。准确说来,连道路都算不上的。道路乃是一种通道,有入口有出口,顺其而行即可抵达某一场所。然这条胡同却一无人口二无出口,两头不通,甚至死胡同都当之有愧。因为死胡同至少有个人口。附近人们只不过故且称其为胡同罢了。胡同飞针走线似地穿过各家后院,长约二百米。路面虽有一米多一点宽,但由于围墙外占,加之墙上放了诸多杂物,致使好几处须例起身子方得通过。

  听人说;说的人是我舅舅,他以惊人低的租金将房子租给我们;胡同也曾有过入口出口,作为捷径发挥过连接此路与彼路的功能。但随着经济起飞,原为空地的地方建起了新的住宅之后,路面受压被挤,骤然变窄起来。而居民们也不喜欢别人在自家前檐后院出出入人,小径便被封死了。起始只是不甚起眼的掩体样的东西挡人视线,后来有户人家扩展院落,索性用预制墙将一端人口堵得严严实实,进而两相呼应似地另一端入口也被牢不可破的粗铁丝网封死,狗都休想通过。居民们本来就很少利用这条通道,堵住两端也无人说三道四,何况又利于防盗。因此,如今这条通道严然被废弃的运河无人光顾,唯一作用便是作为缓冲地带将住宅与住宅分隔开来,路面杂草丛生,处处挂满粘乎乎的蜘蛛网。

  妻是出于什么目的数次出入这种地方的,我全然揣度不出,连我以前也仅仅踏入这“胡同”两次。再说久美子原本就讨厌蜘蛛。也罢,我想,既然久美子下令找猫,找就是。较之守在家中等电话铃响,如此在外面四下游逛要快活许多。

  初夏异常亮丽的阳光,将头顶树枝的前影斑斑驳驳印在地上。无风,树影看上去竟如生来便固定于地表的斑痕。周围间无声息,仿佛草叶在阳光下呼吸的声音都可听到。天空漂浮着几片不大的云絮,鲜明而简洁,宛如中世纪铜版画上的背景。目力所及,所有物象无不历历然轮廓分明,竟使我感觉自家肉体似乎成了虚无缥缈的什么物件,且热得出奇。

  我穿的是T恤,薄布裤和网球鞋。但头顶太阳行走多时,腋下胸口还是津津地沁出汗来。T恤和裤子都是早上从塞满夏令衣物的箱子刚刚拉出来的,卫生球味儿直呛鼻孔。

  四周房屋有的是原有的,有的是新建的,二者判然有别。新房一般较小,院子也窄,晾衣竿有的甚至伸进胡同,须不时在毛巾衬衣床单的队列中穿梭般前行。房檐下间或清晰地传来电视和水冲厕所的声响,或飘来烧咖啡的气味。

  相形之下,原有老房则几乎感受不出生活气息,院墙为掩人视线栽植的各种灌木和贝家圆柏,搭配得恰到好处。透过间隙可以窥见精心修整过的舒展的庭园。

  一家后院墙角孤零零扔着一棵早已枯焦的圣诞树。还有一家院里摆着种类齐全的儿童玩具:三轮车、套圈、塑料剑、皮球。鱼形偶人、小棒球棍,应有尽有,严然若干男女以此来传达他们对少年时光的留恋之情。也有的院子里安有篮球架。还有的摆有花园椅和瓷桌。白色的花园椅怕是闲置了好些个月(或好些年),上面满是灰尘。桌上粘着被雨打落的紫色的木兰花瓣。

  还有一家,可以透过铝合金玻璃窗一览居室内部:一套皮沙发,~台大画面电视,一个博古架(上面有热带鱼水箱和两个什么奖杯),一盏装饰性落地灯,严然电视剧中一组完整的道具。另一院落里有座养大狗用的偌大狗舍,里面却不见有狗,门大敞四开。粗铁丝网胀鼓鼓的,大约有人从里面凭靠了数月之久。

  久美子说的空屋在这有狗舍人家的稍前一点。是空屋这点一目了然,而且并非空两三个月那种一般的空。其实房子式样颇新,双层,唯独关得风雨不透的木板套窗显得格外旧,二楼窗外的铁栏杆也生出一层红锈。院落不大,安放着显然是展翅飞鸟形状的石雕。石雕鸟坐在齐胸高的台座上,周围是气势蓬勃的杂草,尤其是高个子的“长茎泡立草”,尖头已触到了鸟爪,是何种属我固然不晓;看上去是在为尽早尽快逃离这难受的场所而展翅欲飞。除此石雕,院里再无像样的装饰。房檐下堆着几把旧塑料花园椅。旁边,山杜鹃缀着色彩鲜艳但又无端缺乏实在感的红花。此外便是满目杂草了。

  我靠着齐胸高的铁丝篱笆把这院子看了好一会。院子看来的确符合猫的口味,却不见猫,唯见房脊电视天线上落有一只鸽子在向四周播送单调的鸣声。石雕鸟则把姿影投在茂密的杂草叶片上,于是影子被弄得支离破碎。

  我从衣袋掏出柠檬糖,剥开纸投进嘴里。烟固然借辞职之机戒掉了,结果这柠檬糖便不得离手。“柠檬糖中毒”,妻说,“几天就满口虫牙。”而我却欲罢不能。在我看院子时间里,鸽子始终站在天线上犹如办事员给一叠传票打编号一般以同样的调门有板有眼叫个不停。我已记不清在铁丝篱笆上靠了多久,只记得柠檬糖在口中变得甚是甜腻而被我将剩下的一半吐在地上。之后我重新将视线投回石雕鸟。这工夫,像有人从背后叫我。

  一回头,见对面人家后院站着一个女孩,个子不高,头发梳成了马尾巴,戴一副米黄框深色太阳镜,穿一件天蓝色无袖T恤。从中探出的两条细细的胳膊,梅雨季节未过便已晒得完美动人n她一只手插进短裤袋,一只手扶着齐胸高的对开竹门并不安稳地支撑着身体,跟我相距不过一米左右。

  “热啊!”女孩对我说。

  “是热。”我附和道。

  如此寒暄完毕,她以同样姿势看了我一会,然后从短裤袋掏出一盒短支“希望”,抽出一支叼在嘴上。嘴很小,上唇有点儿肿。她以熟练的手势擦了根火柴,点燃香烟。女孩低头时,可以清晰看到她的身形。身很漂亮,光溜溜的,仿佛刚刚生成。短短的茸毛在单薄的耳轮边缘闪着光。

  女孩将火柴杆扔在地上,撅起嘴唇吐了口烟,突然想起似地抬眼看着我。镜片颜色太深,加上有反光功能,无法透视里边的眼睛。

  “附近的?”女孩问。

  “是啊。”我想指一下自家方位,却又搞不准究竟位于哪个方向。来时拐了好几个弯,且弯的角度均很奇妙。遂虚晃一枪,随便指了个方向。

  “找猫。”我在裤子上蹭着出汗的手心,辩解似地说道,“一个星期没回家了。有人在这边看见过。”

  “什么样的?”

  “大公猫。褐色花纹,尾巴尖有点儿弯曲,还秃了。”

  “名字?”

  “阿升。”我回答,“绵谷·升。”

  “就猫来说,名字倒蛮气派。”

  “老婆哥哥的名字。感觉上类似,就开玩笑叫开了。”

  “怎么个类似法?”

  “反正有点类似。走路姿势啦,惺松的眼神啦……”

  女孩这才好看地一笑。一笑,远比一开始的印象有孩子气,也就十五六岁吧。略微发肿的上唇以莫可名状的角度朝上翘起。于是我好像听到了那声“摸一下”。那是电话女郎的语声。我用指甲刮去额头的汗。

  “褐色花纹,尾巴尖儿有点弯曲,是吧?”女孩确认似地重复,“可有项圈什么的?”

  “有个防虱用的,黑色。”

  女孩一只手仍扶着对开门,沉思了10至15秒,随后将吸短的香烟扔在脚下,用拖鞋底碾灭。

  “那样的猫嘛,有可能见过。”女孩说,“尾巴怎么个弯法倒没看清,总之是虎皮色,大大的,项圈大概也戴着。”

  “什么时候见的?”

  “什么时候来着?也就是近三四天吧。我家院子成了附近猫们的通道,很多猫时常走来走去。全都从优谷家穿过我家院子,进到那边宫胁家院子去了。”

  女孩说着,指了指对面空屋。石雕鸟仍在那里展翅欲飞,“长茎泡立草”仍在那里受用初夏的阳光,鸽子仍在电视天线上单调地鸣唯不已。

  “暧,怎么样,不来我家院里等等?反正猫要穿过我家院子往那边去的。再说总在这里东张西望的,会被人看成小偷报告警察的哟!这以前都有过好几次了呢。”

  我迟疑不决。

  “不怕,家里就我一个,两人在院子里一边日光浴一边等猫不就行了!我嘛,眼睛好使,正派上用场。”

  我看了看表。2时36分。今天未完成的工作,只剩天黑前将洗涤物收回和准备晚饭了。

  我打开栅栏门进去,随女孩走上草坪。这时才发觉她右腿有点儿破。每走几步,女孩就停下回头看我。

  “坐在摩托车后头甩下去摔的。”女孩无所谓似地说,“前不久的事儿。”

  草坪边上有一棵大橡树,下面并放着两把帆布折叠椅。一把靠背上搭一条蓝色的大毛巾,另一把上面杂乱地放着一盒未开盒的“希望”、烟灰缸、打火机、大收录机和杂志。收录机扩音器正以低音传出节奏强烈的摇摆舞曲。女孩把帆布椅上散摆着的东西移到草坪上,叫我落座,关上收录机。坐在椅上,可以从树木空隙看到一胡同之隔的空房。石雕鸟、长茎草、铁丝网全部经入眼帘。女孩肯定坐在这里监视我来着。

  院子蛮大,草坪呈徐缓的坡面舒展开去,到处点缀着树木。帆布椅左边有个相当大的混凝土水池,大约水已放空很久了,变成浅绿色的池底兀自对着太阳。身后树木的后边可以看到一座旧洋房式样的正房。房本身并不很大,结构也不显豪华。唯独庭院宽阔,修整得无微不至。

  “这么大的庭院,修整起来怕是够辛苦的吧?”我环顾问道。

  “辛苦吗?”女孩说。

  “我过去给草坪修剪公司打过零工。”我说。

  “懊。”女孩似乎并无兴致。

  “总是你一个人?”我问。

  “嗯,是啊。白天总我一个人在这儿。早晨和傍晚有个帮忙搞家务的老婆婆来,剩下时间就我一个。你,不喝点什么冷饮?啤酒也有的。”

  “不,不必了。”

  “真的,用不着客气。”

  我摇摇头,“你不去上学?”

  “你不去工作?”

  “去也没工作。”

  “失业?”

  “算是吧,最近辞了。”

  “辞之前做什么来着?”

  “给律师跑腿学舌。”我说,“或去市里和中央部门收集各类文件,或整理资料,或核对案例,或办理法院事务性手续,尽一些杂事。”

  “干吗不做了?”

  “这个嘛……”

  “太太工作?”

  “工作。”我说。

  对面房顶鸣叫的鸽子不知何时去了哪里。注意到时,已陷入沉寂,大约是沉寂。

  “猫常从那里经过。”女孩手指草坪的那一端说,“看得见优谷家院墙后面的焚烧炉吧?就从那旁边冒头,一直顺着这草坪走来,再钻过栅栏门,朝那边院子走去。路线就这一条。对了,那位优谷先生,是位有名的插图画家呢,叫托尼优谷。”

  “托尼优谷?”

  女孩向我介绍起托尼优谷来:本名叫优谷托尼,专门画工笔插图,太太死于交通事故,只一人住在房子里,几乎闭门不出,同附近任何人都不往来。

  “不是坏人,”女孩说,“话是没说过。”

  女孩把太阳镜推上额头,眯细眼睛打量四周,又拉下太阳镜,吐了口烟。移开太阳镜时,见她左眼旁有条2厘米长的伤疤。很深,恐怕一生都难以平复。想必是为掩饰伤疤才戴眼镜的。脸形并不特别漂亮,但有一种吸引人的东西,大概来源于活泼的眼神和有特征的嘴唇。

  “晓得首胁先生?”

  “不晓得。”我说。

  “在那空屋里住过的,是所谓地地道道的人。两个女儿,都在一所有名的私立女校上学。户主经营两三家适合全家人聚餐的饭馆来着。”

  “为什么人没了?”

  女孩摄了撅嘴,像是说不晓得。

  “怕是负债什么的吧。夜逃似的手忙脚乱地不见了,有一年了。杂草长得发疯,猫又多,怪吓人的,妈常发牢骚。”

  “有那么多猫?”

  女孩口叼香烟仰脸望天。

  “好多种咧,秃毛的,单眼的……眼珠掉了,那儿成了个肉块。不得了吧?”

  我点头。

  “亲戚里还有六只指头的呢。是个比我年龄大点儿的女孩,小指旁又生出一只指头来,活像婴儿指头。不过平时总是灵巧地燃起,不细心发现不了。好漂亮的女孩呢!”

  “晤?”

  “那东西你说可是遗传?怎么说呢……血统上。”

  我说不大明白遗传上的事。

  她默然良久。我一边含柠檬糖,一边盯盯注视猫的通道。猫一只也没露面。

  “暧,你真的不喝点什么?我可要喝可乐喽。”女孩说。

  我说不要。

  女孩从帆布椅起身,轻轻拽着腿消失在树阴里。我拿起脚下一本杂志啪啪啦啦翻了翻。出乎意料,居然是以男人为对象的月刊。中间一幅摄影图片上,一个只穿三角裤隐约可见隐秘处形状和毛丛的女子坐在凳子上以造作的姿势大大张开两腿。罢了罢了!我把杂志放回原处,双臂抱在胸前,目光重新对准猫通道。

  过了好些时间,女孩才拿可乐杯返回。这是个炎热的午后。如此在帆布椅上一动不动地晒太阳,脑袋不觉昏昏沉沉,懒得再去思考什么了。

  “暖,要是你晓得自己喜欢的女孩有六只手指。你怎么办?”女孩继续刚才的话题。

  “卖给马戏团!”我说。

  “当真?”

  “说着玩嘛,”我笑道,‘我想大概不会介意。”

  “即使有遗传给后代的可能?”

  我略一沉吟:“我想不至于介意。手指多一只也碍不了什么。”

  “乳房要是有四个呢?”

  我就此亦沉吟一番。“不知道。”我说。乳房有四个?看样子她还要絮絮不止,于是我转变话题:“你十几?”

  “十六岁。”女孩道,“刚刚十六岁。高一。”

  “一直没去上学?”

  “走远了脚疼,况且眼旁又弄出块伤疤。学校可烦人着呢,要是知道是从摩托车掉下摔的,又要给人编排个没完。所以嘛,就请了病假。休学一年无所谓,又不是急着上高二。话又说回来,你是说同六指女孩结婚没什么要紧,但讨厌有四个乳房的,对吧?”

  “我没说讨厌,是说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呢?”

  “想象不好嘛。”

  “六只手指就能想象得好?”

  “总可以的。”

  “有什么差别?六只手指和四个乳房?”

  我想了想,但想不出合适的说法。

  “哦,我是不是问多了?”

  “给人这么说过?”

  “有时候。”

  我把视线收回猫通道。我在这里算干什么呢?我想。猫岂非一只也未出现!我双手叉在胸前,闭目20~30秒。紧紧合起眼睛,觉得身体没一个部位不在冒汗。太阳光带着奇异的重量倾泻在我的身上。女孩晃了下玻璃杯,冰块发出牧铃般的响声。

  “困了你就睡。有猫来我叫你。”女孩小声道。

  我仍闭着眼睛,默默点头。

  没有风,四下万籁俱寂。鸽子大概早已远走高飞。我想起那个电话女郎。莫不是我真的认识她?从语声和语气都无从印证。而女郎却对我一清二楚。活像基里柯(意大利画家)画中的情景。女子唯独身影穿过马路朝我长长伸来,而实体却远在我意识之外。电话铃声在我耳畔响个不停。

  “喂,睡过去了?”女孩问,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没有。”

  “再靠近点可以?还是小声说话觉得轻松。”

  “没关系的。”我一直闭着眼睛。

  女孩把自己的帆布椅横向移过,像是紧贴在我的椅上,“吮”一声发出木框相碰的干响。

  奇怪!睁眼听得的女孩声调同闭眼听得的竟全然不同。

  “稍说点什么好么?”女孩道,“用极小的声音说,你不应声也可以,听着听着睡过去也不怪你。”

  “好的。”

  “人死是很妙的吧?”

  女孩在我耳旁说,话语连同温暖湿润的气息静静沁入我的肌体。

  “什么意思?”我问。

  女孩一只手指放在我唇上,像要封住我的嘴。

  “别问,”她说,“也别睁眼睛,明白?”

  女孩手指从我嘴唇移开,这回放在我腕上。

  “我很想用手术刀切开看看。不是死尸,是死那样的块体。那东西应该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像软式棒球一样钝钝的、软软的,神经是麻痹的。我很想把它从死去的人身上取出切开看个究竟。里边什么样子呢,我常这样想。就像牙膏在软管里变硬,那里头会不会有什么变得硬邦邦的?你不这样认为?不用回答,不用。外围软乎乎的,只有那东西越往里越硬。所以,我想先将表皮切开,取出里面软乎乎的东西,再用手术刀和刮刀样的刀片把软乎乎的东西剥开。这么着,那软乎乎的东西越往里去越硬,最后变成一个小硬芯,像滚珠轴承的滚珠一样小,可硬着呢!你不这样觉得?”

  我低声咳了两三下。

  “最近我时常这么想,肯定每天闲着没事的关系。什么事都没得做,思想就一下子跑得很远很远。远得不着边际,从后面追都追不上。”

  女孩把放在我腕上的手移开,拿杯子喝剩下的可乐。从冰块声响可以知道杯已经空了。

  “猫给你好好看着呢,放心。绵谷升一亮相就马上报告,只管照样闭眼就是。这工夫,绵谷升肯定在这附近散步呢,一会儿保准出现。绵谷升穿过草地,钻过篱笆,时不时停下来嗅嗅花香,正步步朝这边走来,就这样想象一下。”

  可我想象出来的猫,终不过是逆光照片般极为模糊的图像。一来太阳光透过眼睑将眼前的黑暗弄得摇摇颤颤,二来任凭我怎么努力也无法准确地想出猫之形象。想出来的话像一幅画得一塌糊涂的肖像画,不伦不类,面目全非。特征虽不离谱,关键部位却相去甚远,甚至走路姿态也无从记起。

  女孩将手指再次放回我手腕,在上面画着变换不定的图形。而这样一来,一种和刚才不同种类的黑暗和图形与之呼应似地潜入我的意识。大概是自己昏昏欲睡的缘故,我思忖。我不想睡,又不能不睡。在这庭园的帆布椅上,我觉得自己身体重得出奇,如他人的死尸。

  如此黑暗中,唯见绵谷升的四条腿浮现出来。那是四条安静的褐毛腿,脚底板软绵绵厚墩墩的。便是这样的脚无声无息地踩着某处的地面。

  何处的地面?

  只需10分钟!电话女郎说。不止,我想,10分钟并非10分钟,而可以伸缩,这骗不过我。

  睁眼醒来,只剩我一人。旁边紧靠的帆布椅上已不见了女孩。毛巾、香烟和杂志倒是原样,可乐杯和收录机则消失了。

  太阳略微西斜,橡树枝影探到了我的膝部。手表是4时15分。我从椅上欠身打量四周:舒展的草坪、无水的水池、石雕鸟、长茎草、电视天线。无猫,亦无女孩。

  我仍坐在帆布椅上,眼盯猫通道,等女孩回来。10分钟过去了,猫和女孩均无动静。周围一切都静止了。睡过去的时间里,我好像一下子老了许多。

  我站起身,朝正房那边望去。同样一片沉寂,唯独凸窗玻璃在西斜阳光下闪闪耀眼。无奈,我穿过草坪,走进胡同,返回家来。猫没觅得,但觅的努力我已尽了。

  回到家,马上把晾的衣物收回,为晚饭做了下准备。5时30分电话铃响了几次,我没拿听筒。铃声止后,余韵仍如尘埃在房间淡淡的晚照中游移。座钟则以其坚硬的指甲尖“嗑嗑嗑”击着浮于空间的透明板。

  墓地,我想不妨写一首关于拧发条鸟的诗。然最初一节怎么也抓挠不出。何况女高中生们不至于欢喜什么拧发条鸟诗。

  久美子回来是7时30分。近一个月来,她回家时间一天迟于一天。时过8点已不足为奇,10点以后亦曾有过。也可能因为有我在家准备饭食而不急于返回。她解释说,原本人手不足,一个同事近来又时常请病假。

  “对不起,工作老是谈不完。”妻说,“来帮工的女孩根本不管用。”

  我进厨房做了黄油烤鱼、色拉和酱汤。这时间里妻坐在厨房桌前发呆。

  “噢,5点30分时你可出去了?”妻问,“打电话来着,想告诉你晚点回家。”

  “黄油没了买去了。”我说谎道。

  “顺便到银行了?”

  “当然。”我回答。

  “猫呢?”

  “没找到。你说的那家空屋也去了,连个猫影也没摸着。怕是跑远了吧。”

  久美子再没表示什么。

  饭后我洗完澡出来,见久美子在熄掉灯的客厅黑暗中孤单单地坐着。穿灰色衬衫的她如此在黑暗中静静缩起身子,仿佛被扔错地方的一件行李。

  我拿浴巾擦头发,在久美子对面沙发坐下。

  “猫肯定没命了。”久美子小声道。

  “不至于吧,”我说,“在哪里得意地游逛呢!肚子饿了就会回来的。以前不也同样有过一次吗?在高圆寺住时就……”

  “这次不同,这次不是那样的,我知道的。猫已经死了,正在哪片草丛里腐烂。空屋院里的草丛可找过了?”

  “喂喂,屋子再空也是人家的,怎么好随便进去呢!”

  “那你到底找什么地方了?”妻说,“你根本就没心思找,所以才找不到!”

  我叹了口气,又拿浴巾擦头。我想说点什么,知久美子哭了,遂作罢。也难怪,我想,这只猫是一结婚就开始养的,她一直很疼爱。我把浴巾扔进浴室农篓,进厨房从冰箱拿啤酒喝着。一塌糊涂的一天,一塌糊涂的年度中一塌糊涂的月份里一塌糊涂的一天。

  绵谷升啊,你这家伙在哪呢?拧发条鸟已不再拧你的发条了不成?

  简直是一首诗:

  绵谷·升啊,

  你这家伙在哪呢?

  拧发条鸟已不再拧你的发条了不成?

  啤酒喝到一半,电话铃响了。

  “接呀!”我对着客厅里的黑暗喊。

  “不嘛,你接嘛!”久美子说。

  “懒得动。”我说。

  没人接,电话铃响个不停。铃声迟滞地搅拌着黑暗中漂浮的尘埃。我和久美于此时都一言未发。我喝啤酒,久美子无声地唤泣。我数至20遍,便不再数了,任铃声响去。总不能永远数这玩艺儿。

《奇鸟行状录》第02章 满月与日食、仓房中死去的马们

admin阅读(34)

  一个人完全理解另外一个人果真是可能的吗?

  也就是说,为了解某某人而旷日持久地连续付出实实在在的努力,其结果能使我们在何种程度上触及对方的本质呢?我们对我们深以为充分了解的对象,难道真的知道其关键事情吗?

  我认真思索这个问题,大约是从辞去法律事务所工作一周后开始的。而在此之前的人生旅途中,一次都未曾真正痛切地怀有此类疑问。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维持生计这一作业本身已足以使自己焦头烂额,而无暇考虑自身。

  如同世上所有重要事物的开端无不大抵如此,使我怀有此类疑问的起因是极其微不足道的。久美子匆匆吃罢早餐出门之后,我把要洗的东西放进洗衣机。洗衣时整理床铺,刷盘洗碗,给地板吸尘。接下来便是和猫坐在檐廊里翻看报纸上的招聘广告和减价商品广告。时至中午,随便弄一个人的午餐吃了,就去自选商场采购。买罢晚餐用料,在减价商品专柜买洗衣粉,买纸巾和卫生纸。然后回家为晚饭做好准备,便倒在沙发上边看书边等妻回来。

  那还是刚失业不久的时候,那样的生活对我莫如说是新鲜的。再也不必挤电车去事务所上班,也不必见不想见的人。既无须接受某某的命令,也无须命令某某。用不着和同事一起在附近拥挤的餐馆吃什么份饭,用不着被迫听昨晚棒球比赛如何如何。读卖巨人队4号击球手二死满垒本打也罢三打也罢,早已与我了无干系。这委实令人惬意。更无比惬意的是可以在自己中意的时候着自己中意的书。至于这样的时光能维持多久我自是不知,反正一周来随心所欲的生活正合吾意,而尽可能不去考虑将来。这好比是自己人生当中的一种休假,迟早结束。但结束之前不妨尽情受用。

  不管怎么说,纯粹出于自身兴趣看书尤其看小说是久违的享受了。这些年来看的书,不是法律方面的,便是通勤电车中可草草读毕的小开本,别无其他。倒也不是有人做出规定,但法律事务所里的人如若手捧多少有点看头的小说,纵然不被说成品行不端,亦被视为不宜之举。一旦此类书在自己公文包或抽屉中给人发现,人们势必视我如生癞的狗,并且无疑要说什么“暗略,你喜欢小说,我也喜欢来着,年轻那阵子常看。对他们来说,小说那东西是年轻时看的,犹如春天摘苹果秋季收葡萄。

  然而,那天傍晚我却无法像往常那样沉浸在读书的愉悦中,久美子没有回来。她回家一般最晚不超过6点30分。若再推迟,即使推迟10分钟必定先打招呼。这类事情上她一向循规蹈矩得甚至不无迂腐。不料这天7点都过了也没回来,且连个电话都没有。晚饭准备我早已做好,以便久美子一回来即可下锅。其实也没什么太麻烦的东西:将薄牛肉片和元葱青椒豆芽推进中国式铁锅用猛火混炒,再洒上细盐胡椒粉浇上酱油,最后淋上啤酒即可。独身时我常这样做。饭已煮好,酱汤热过,菜已整齐分列盘中只等下锅。可久美子就是不回来。我肚子饿了,很想做了自己那份光吃,却又不知何故提不起兴致。特殊根据自然没有,但总觉得此举不够光明正大。

  我坐在餐桌前,喝了啤酒,嚼了几片餐橱残存的发潮的成苏打饼干。之后便茫然看着座钟,看钟的短针慢慢指向7时30分。

  久美子回来9点都已过了。她满脸倦容,眼睛发红,充血一般。征兆不妙。她眼睛红时,必有糟糕事发生。我提醒自己:冷静些,多余的话一句别说,静静地,自然地,别刺激她!

  “对不起,工作怎么也做不完。也想打个电话来着,结果这个那个没打成。”

  “没关系,不要紧,别介意。”我若无其事地说。实际上我也没怎么心生不快。我也有过几次这样的体验。外出工作并不那么好玩,不如摘一朵院子里开得最鲜艳的蔷薇将其送至两路之隔的感冒卧床的老婆婆枕边从而度过一天那般平和那般美妙。有时还不得不同不地道的家伙一起干不地道的勾当。无论如何也抓不到往家里打电话机会的时候也是有的。“今天晚些回去”这样的电话30秒足矣,电话也无所不在,然而有时偏偏无可奈何。

  我开始做饭。给煤气打火,往锅里倒油。久美子从冰箱取出啤酒,从餐橱拿下玻璃杯,检查一遍马上下锅的材料,然后一声不吭地坐在餐桌前喝啤酒。从其神情看,啤酒大概不甚可口。

  “你先吃就好了!”她说。

  “无所谓,又不是很饿。”我说。

  我炒菜时,久美子起身进了卫生间,传来在洗漱台洗脸刷牙的响动。稍顷出来时,两手拿着件什么。原来是我白天在自选商场买的纸巾和卫生纸。

  “怎么买这东西回来?”她声音疲惫地问。

  我手端铁锅看久美子的脸,看她手里的纸巾盒和卫生纸卷。我揣度不出她想说什么。

  “不明白,”我说,“不就是纸巾和卫生纸吗?没有了不好办吧?存货倒还有一点儿,可多一些也不至于腐烂嘛!”

  “买纸巾和卫生纸是一点儿也不碍事的,还用说!我问的是为什么买蓝色的纸巾和带花纹的卫生纸。”

  “我还是不明白,”我耐住性子,“不错,蓝色的纸巾和带花纹的卫生纸是我买的。两种都是便宜货。用蓝纸巾擦鼻子鼻子也不至于变蓝,又有什么不好的呢?”

  “就不好嘛!我讨厌蓝纸巾和花纹卫生纸。不知道?”

  “不知道。”我说,“讨厌可有理由?”

  “理由不理由我也不清楚。”她说,“你不也是讨厌什么电话机罩什么花纹保温瓶什么带铆钉的喇叭筒牛仔裤么?我又不是讨厌染指甲,如何能一语道出理由,纯属个人好恶罢了。”

  我自是可以阐释个中理由,当然我没阐释。“明白了,仅仅是你的好恶,完全明白了。不过,婚后六年时间难道就一次也没买过蓝色的纸巾和带花纹的卫生纸?”

  “没有。”久美子一口咬定。

  “真的?”

  “真的。”久美子道,“我买的纸巾或是白色或是黄色,非白即黄;我买的卫生纸绝对不带花纹。你同我生活这么久就没注意到,怪事!”

  对我也是怪事。六年时间里我居然一次也未用过蓝纸巾和花纹卫生纸!

  “还有一点要说,”妻继续道,“我顶顶讨厌青椒炒牛肉,可知道?”

  “不知道。”

  “反正就是讨厌,别问理由。理由我也不知道。总之两样东西炒在一个锅里味道受不了。”

  “这六年从来就没青椒牛肉一起炒过?”

  妻摇头道:“青椒色拉我吃,牛肉元葱可以一起炒,但青椒炒牛肉一次也没有过。”

  “得了。”我说。

  “你就一次也没纳闷过?”

  “根本就没留意嘛。”我说。我开始回想婚后至今是否吃过青椒炒牛肉,但想不起来。

  “你人和我一起生活,可实际上几乎就没有把我放在心上,不是吗?你活着每天只想你自己,肯定。”妻说。

  我关上煤气,锅放回煤气灶。“喂喂,慢着慢着,别那么把所有东西都搅和在一起。不错,或许我没注意纸巾和卫生纸,没注意牛肉和青椒的关系。这点我承认。但我想这并不等于说我始终没把你放在心上。事实上纸巾色调之类我全无所谓。当然,要是一团黑纸巾放在桌上是会让人吓一跳。而白的还是蓝的,我则没有兴趣。牛肉和青椒也如此。对我来说,牛肉和青椒一起炒也罢分开炒也罢,怎么都没关系。即使青椒炒牛肉这一搭配从世界上永久消失,我也毫不理会。因为这同你这个人本质基本没有关系,不是吗?”

  久美子再没开口,两口喝干杯里剩的啤酒,然后默然看着桌面的空瓶。

  我将锅里的东西一古脑儿倒进垃圾箱。牛肉、青椒、元葱和豆芽就势蜷缩在那里。不可思议,刚刚还是食品来着,现在却成了垃圾,普通垃圾。我打开啤酒瓶盖,对着瓶嘴便喝。

  “怎么扔了?”妻问。

  “你讨厌嘛。”

  “你吃不就行了?”

  “不想吃,”我说,“再也不想吃什么青椒炒牛肉!”

  妻缩缩脖子,道了声“请便”。

  之后,妻把双臂放在桌上,脸伏在上面,如此静止不动。既非哭,亦非打盹。我望着煤气灶上空空的锅,望着妻,将所剩啤酒一饮而尽。乖乖,我想,这算怎么回事,不就是纸巾和卫生纸吗!

  我还是走到妻身旁,手放在她肩上。“好了,明白了,再不买蓝色的纸巾和带花纹的卫生纸了,一言为定。已买回来的明天去商店换成别的就是。不给换就在院子里烧掉,灰扔到大海里去。青椒和牛肉已做了处理。味道或许还有一点,那也马上消失干净。所以,全都忘掉好了!”

  妻仍旧一声不吭。我想她若出门散步一小时回来心情完全好转该有多妙。但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是零。这是必须由我亲手解决的问题。

  “你累了。”我说,“无休息一下,然后去附近小店吃比萨饼什么的,好久没吃了。海虾和元葱馅的,一人一半。偶尔到外面吃一次也遭不了什么报应的。”

  然而久美子还是闷声不响,只管一动不动伏着脸。

  我再无话可说,坐在餐桌对面,注视妻的头。短短的黑发间闪出耳朵。耳垂坠着我不曾见过的耳环,金的,小小的,鱼状。久美子何时在何处买的呢?我想吸烟。戒烟还不出一个月。我想象自己从衣袋掏出香烟和打火机,把一支过滤嘴香烟衔在嘴上点燃的情景。我大大往胸里吸了口气。混有青椒元葱炒牛肉的闷乎乎气味儿的空气直刺鼻孔。老实说,我肚子已彻底瘪了。

  接下去,目光不由落在墙壁挂历上。挂历上有月亮圆缺标记。眼下正向满月过渡。这么说,妻怕是快来月经了,我想。

  实在说来,结婚后我才得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自己属于居住在地球这个太阳系第三行星上的人类一员。我住在地球上,地球绕着太阳转,月亮绕着地球转。我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事情永远(相对于自己生命的长度而言,这里使用永远一词恐怕并无不可)如此。我的这一认识,始自妻大约每隔29天必来一次的月经,且其来临同月亮的圆缺巧妙地遥相呼应。妻的月经很厉害,来前几天精神便极不稳定,动辄极不耐烦。而对于我,虽是间接的,亦属相当重要的周期。我必须有所准备地处理妥当,避免发生不必要的龈龋。结婚前我几乎未曾留神过月的圆缺。攀然看天偶尔也是有的,但月亮呈何形状同我毫不相干。而婚后,我脑海里基本印有月亮的形状。

  婚前我同几个女孩有过交往,当然她们也分别受困于月经。或重,或轻,或三天退潮了事,或整整折腾一周,或按部就班该来即来,或姗姗来迟10天之久弄得我胆战心惊。既有极度烦躁的女孩,也有几乎不当回事的。但在同久美子结婚之前,我一次也没和女性共同生活过。对我而言,所谓自然周期无非季节的周而复始。冬天来了拿出大衣,夏天到了拿出拖鞋,如此而已。然而结婚却使我不得不和同居人一起面对月之圆缺这一新的周期概念。妻有好几个月没了周期性,那期间她怀了孕。

  “原谅我,”久美子抬起脸道,“不是我存心跟你发火,只是有点儿累,心烦意乱的。”

  “没事儿,”我说,“别介意。累的时候最好找人发发火,发出去就畅快了。”

  久美子缓缓吸气,憋在肺里好一会儿,然后徐徐吐出。

  “你怎么样?”她问。

  “什么我怎么样?”

  “你累的时候也不对谁发火是吧?发火的好像全是我,怎么回事呢?”

  我摇下头:“这我倒没注意。”

  “你身上怕是有一眼敞开盖的深井什么的吧,只消朝里面喊一声‘国王的耳朵是驴的耳朵’,就一切烟消云散了。”

  我就她的话想了想,“或许。”我说。

  久美子再次看起空瓶子来。看标签,看瓶口,捏着瓶颈来回转动。

  “我,快来月经了,所以才心烦意乱的,我想。”

  “知道的。”我说,“不用介意。受此困扰的也不就你一个。马也是每逢满月就死好多好多的。”

  久美子把手从啤酒瓶拿开,张嘴看我的脸。“什么,你说?怎么突然冒出马来了?”

  “近来看报看到的。一直想跟你说来看,忘了。是一个兽医接受采访时说的。说马是爱月亮圆缺影响非常大的动物,无论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随着满月的;临近,马的精神波变得异常紊乱,肉体也出现各种各样的障碍。每到满月之夜,必有许多马得病,死马的数量也远在平时之上。至于何以至此,谁也弄不明白。但统计数字确是这样显示的。专门医马的兽医一到满月那天就忙得连睡觉时间都没有。”

  妻“唔”了一声。

  “不过,比满月更糟的是日食。日食之日马们的处境更是悲剧性的。日全食那天有多少匹马死去,我想你肯定估算不出。总之我想说的是:此时此刻也有马在世界什么地方一匹接一匹死去。与此相比,你冲谁发发火又算得了什么呢!这种事用不着往心里去。想想死去的马好了:满月的夜晚在仓房稻草上横躺竖卧口吐白沫,痛苦地喘着粗气……”

  她就仓房中死去的马们思索良久。“你的话的确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说服力,”她甘拜下风似地说,“无法不承认这点。”

  “那好,换上衣服到外面吃比萨饼去。”我说。

  夜里,我在熄了灯的卧室里躺在久美子身旁,看着天花板暗问自己对这个女子究竟了解多少。时钟已指向后半夜两点。久美子睡得正酣。我在黑暗中思考蓝色的纸巾、带花纹的卫生纸和青椒炒牛肉。我始终不知晓她忍受不了这种种物体。事情本身委实琐碎得不值一提,按理可以一笑置之,不值得大吵大闹。大概不出几天我们就会把这场无聊的口角忘得一干二净。

  然而我对这件事甚是耿耿于怀。就像扎在喉头的小鱼刺使我浑身不自在。说不定这乃是致命之事,这是可以成为致命之事的。有可能这实际上不过是更为重大更为致命事件的开端。这仅仅是个人口而已。人口里面说不定横亘着我尚不知晓的仅仅属于久美子一个人的世界。这使我在想象中推出一个漆黑巨大的空间,我手里摸着小小的打火机置身其间。借打火机光所能看见的,只是房间小得可怜的一部分。

  何时我才能把握其全貌呢?莫非到老都对她稀里糊涂并稀里糊涂地死去不成?果真如此,我这进行中的婚姻生活到底算什么呢?同这位并不了解的配偶朝夕相处,同床共寝的我的人生又算怎么回事呢?

  以上便是那时我所考虑并且后来也一直断断续续考虑的。再后来我才明白,原来那时我的脚恰恰踏入了问题的核心。

《奇鸟行状录》第03章 加纳马尔他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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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纳马尔他的帽子,果汁冰淇淋色调和艾伦·金斯伯格与十字军

  准备午饭时电话铃响了。

  我在厨房里切面包夹黄油和芥末,再夹进西红柿片和奶酪片,之后放在菜板上准备用刀一切为二——正要切时电话打来了。

  等电话铃响过3遍,我用刀把面包切下一半,放在盘子上,擦罢刀放进抽屉,又把热过的咖啡倒进杯子。

  电话铃还是响个不停,估计响了七遍。只好拿起听筒。可能的话,真不想接,却又怕是久美子的。

  “喂喂,”一个女子的声音。全然不曾听过。既非妻的,又不是最近煮意大利面条时打来奇妙电话的那个女郎,而是别的我不熟悉的女子的声音。

  “请问是冈田·事先生府上吗?”女子道,语调严然在照本宣科。

  “是的。”

  “您是冈田·久美子女士的夫君吗?”

  “是的,冈田·久美子是我的妻子。”

  “绵谷·升是您太太的兄长吗?”

  “是的,”我耐住性子回答,“绵谷升的确是我妻子的哥哥。”

  “我们姓加纳。”

  我一声不响地等待下文。猝然冒出妻子哥哥的名字来使我很是警觉。我拿电话机旁的铅笔用笔杆搔了搔脖后。对方沉默了五六秒。不光语声,听筒中任何声音都听不到。女子正用手按着送话口同近处什么人说话也未可知。

  “喂喂。”我不安起来,招呼道。

  “实在失礼了。那么,改时间再打给您。”女子突然说道。

  “喂,等等,这——”但此时电话已经收线。我手握听筒,定定看了好一会儿,再次把听筒贴回耳朵——毫无疑问,电话业已挂断。

  我心里怅怅的,对着餐桌喝咖啡,吃三明治。我已记不起接电话前自己想什么来着。右手拿刀正要切面包的时候,我确乎想了什么,且是事关重大的什么,是长期以来想也未曾想起的什么,就是那个什么在我要切面包时倏然浮上脑海,然而现在全然无从记起。我边吃三明治边努力回忆,但无济于事。记忆已返回其原来生息的意识王国黑暗的边缘。

  吃罢午饭,刚收拾好碟碗,电话铃又响了。这回我即刻抓起话筒。

  “喂喂。”女子道,妻的声音。

  “喂喂。”我应道。

  “还好吗?午饭吃了?”妻说。

  “吃了。你吃的什么?”我问。

  “谈不上吃,”妻说,“一早就开始忙,吃东西工夫都没有。过会儿在附近买点三明治什么的吃。你午饭吃的什么?”

  我汇报了自己的食谱,她“唔”了一声,似乎不甚羡慕。

  “忘说了一件事儿——早上就想跟你说来着——有个姓加纳的人今天应该有电话打给你。”

  “已经打了,”我说,“刚刚。列举了我的你的你哥哥的名字,列举完什么事也没说就挂断了。到底算什么呀,那片?”

  “挂断了?”

  “嗯。说过会儿再打来。”

  “那好,要是加纳再次打来,可要按她说的做哟,事关重大!说不定要去见见那个人的,我想。”

  “见?今天就?”

  “今天有什么安排或约会不成?”

  “没有。”我说。昨天也罢今天也罢明天也罢,我都没什么安排没什么约会。“可那加纳究竟是什么人?找我究竟有什么事?不能告诉我?我也多少想知道什么事怎么样的嘛。要是跟我找工作有关,我可不愿意在这上面跟你哥哥打交道,我想以前也向你说过的。”

  “不是什么你找工作的事。”妻不无厌烦地说,“猫,猫的事。”

  “猫的事?”

  “跟你说,现在脱不开手,人家等着呢,电话勉强打的。不是说午饭还没吃么!放下可好?有空儿再打过去。”

  “忙我知道。不过,突然把这莫名其妙的勾当推到我头上我可没兴趣哟!猫又怎么了?那个姓加纳的……”

  “反正按那个人说的办好了,明白?这可不是开玩笑。好好在家等着,等那个人的电话。嗯?挂了!”电话果然挂断。

  两点半电话铃响时,我在沙发上迷迷糊糊打盹。起始我以为是闹钟响,伸手去按钟脑袋想止住铃声,但那里没闹钟。我躺的不是床,是在沙发上。时候也不是清晨,是午后。我爬起去接电话。

  “喂喂。”我开口道。

  “喂喂。”和午前打电话那个女子是同一声音,“请问是冈田·亨先生吗?”

  “是,我是冈田亨。”

  “我姓加纳。”

  “刚才打来电话的那位?”

  “是的,刚才太抱歉了,您今天往下有什么安排没有呢?”

  “倒也没什么特殊安排。”我说。

  “那么恕我冒昧,从现在开始可有同您见面的可能性?”女子道。

  “今天,现在就?”

  “不错。”

  我看了下表——30秒前刚刚看过,并无必要再看,但出于慎重又看了一次——时间仍是午后2时30分。

  “要很多时间吗?”我试着问。

  “我想不至于太长。但也可能比预想的要长。此时此刻我也无法说得很难,请原谅。”女子说。

  问题是我已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即使时间花得再长。我想起电话中久美子的话。她让我按对方说的去做,并说事关重大。我只有言听计从而已。既然她说事关重大,那就一定事关重大。

  “明白了。那,去哪里拜会您呢?”我问。

  “知道品川站前那家太平洋宾馆吗?”

  “知道。”

  “一楼有间咖啡屋,4点我在那里等您。可以吗?”

  “可以。”

  “我三十一岁,头戴一顶红色的塑料帽。”她说。

  哎呀呀,我不由叫苦。这女子说话方式颇有点奇特,刹那间就使得我陷入困惑。至于女子话中到底什么东西奇特,我却又说不清道不明。一个三十一岁的女人有什么理由非戴一顶红塑料帽不可呢!

  “明白了。”我说,“应该能找到,我想。”

  “那么,为慎重起见,可以把您的外部特征讲给我听一下吗?”

  我开始归纳自己的外部特征。我究竟有何外部特征呢?

  “三十岁。身高172厘米,体重63公斤,短发。没戴眼镜。”不不,这无论如何算不得特征,我边介绍边想。如此外表的人,品川太平洋宾馆咖啡屋里很可能有50人之多。以前我到过那里一次,是个十分宽敞的咖啡屋。恐怕要有较为不同寻常的醒目特征才行。可我又想不出任何那样的特征。我有迈尔斯·戴维斯签名的《西班牙素描》。脉搏跳动相当迟缓,1分钟通常47次,高烧38.5度时也不过70次。失业。《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兄弟姓名记得滚瓜烂熟。然而这些当然从外表看不出。

  “打算穿什么样的衣服呢?”女子询问。

  “这个嘛……”我说。可我考虑不好。“说不准,还没走呢,事出突然嘛。”

  “那就请系水珠形图案的领带来好了。”女子以一副不容分说的口气说,“水珠形图案的领带您是有的吧?”

  “有的。”我说。我是有条带有奶油色小小水珠图案的领带,还是三年前过生日时妻送的。

  “就请系那条领带。好了,4点钟见面。”言毕,女子放下电话。

  我打开西服柜寻找水珠领带。不料领带架上没有水珠领带。我又拉开所有的抽屉,壁橱的衣箱也全部打开看了,但哪里都没有水珠领带。倘若那领带就在家中,我绝对可以找它出来。在衣服整理方面久美子可谓一丝不苟,不能设想我的领带会被置于它平时所在场所以外的场所。西服——无论她的还是我的——一如往常整理得井井有条。衬衫一道褶也没有地躺在抽屉里。塞满毛衣的箱子里密密麻麻摆满卫生球,稍一开盖都觉眼睛作痛。一个箱子里装有她学生时代的衣服,带花的小连衣裙、藏青色的高中校服之类归纳得严然旧日影集。我猜想不出她为何特意保存这些东西。或许始终没有扔弃的机会而随身带到现在。也可能打算某个时候捐给孟加拉国,或者留给将来作文化史料。总之,我的水珠形图案领带是哪里也无从觅得。

  我手扶西服柜拉门,回想最后一次系此领带是什么时候。可偏偏想不起来。那是一条蛮有品位的漂亮领带,在法律事务所系起来多少有点浪漫过头。若系那样的领带到事务所上班,保准有人午休时凑到我跟前说什么“好漂亮的领带嘛,色调好,视觉明快”,而且说个没完没了。然而那是一种警告。我所在的事务所,被人夸奖领带绝对不是光彩事。因而我不曾系那条领带上班。系那条领带时仅限于属私人性质且较为讲排场的场合,如去欣赏音乐或去吃正儿八经的西餐,亦即妻提议我“今天出门要好好打扮打扮”之时。机会诚然不多,但那种时候我系的便是这水珠领带。与藏青色西装相得益彰,妻也对这条领带青眼有加。而最后系这条领带是什么时候呢?我硬是全无记忆。

  我再次检查一遍西服柜,然后作罢。看来水珠领带是因某种缘故下落不明了,于是我只好穿上藏青色西装,往蓝衬衫上系了一条斜纹领带。到时再说就是。也许她看不出我,但只要我发现一个戴红帽子的三十一岁女人,问题也就解决了。

  我一身西装坐在沙发上,盯视墙壁多时。实在有好久没穿西装了。一般说来藏青色西装这个季节穿来未免有点过热,所幸这天因下雨的关系,就6月来说还稍带凉意。我最后上班那天(4月间的事了)穿的即是这同一件西装。墓地心里一动,逐个往衣袋里摸去。在内胸袋底端发现一张日期为去年秋天的收据。是在哪里搭出租车的收据。原本是可以向事务所报销的,现在则为时过晚。我将收据揉成一个球扔进垃圾箱。

  辞去工作以来两个月时间里,西装竟~次也没上身。时隔许久穿起西装来,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像被紧紧箍在什么异质物里面。沉沉的硬硬的,同身体格格不入。我立身在房间兜了一会儿,又去镜前拉了拉袖口和下襟。促使其同身体和平共处。我使劲伸直胳膊,使劲呼吸,弯腰屈体,检查这两个月时间里体型是否有所变异。而后重新坐回沙发,可还是心神不定。

  直到今年春天我还每天穿西装上班来着,并未曾因此而感到有什么别扭。我供职的事务所是个对衣装相当挑剔的地方,就连我这等下级职员也被要求以西装革履。所以,我穿西装上班是极为顺理成章之举。

  然而现在如此身着西装独自往客厅沙发一坐,竟觉得自己似乎是在搞什么违背规范的不良行为,有一种类似出于某种卑鄙目的伪造履历或偷偷男扮女装的负疚感,于是我渐渐呼吸不畅起来。

  我走至门口,从鞋架里掏出褐色皮鞋,用鞋拔穿上。鞋面薄薄积了层白灰。

  无须找那女子,女子先找见了我。我一进咖啡屋便环顾四周搜寻红帽子。但头顶红帽子的女人一个也没有。看表,到4点尚有10分钟。我在椅子上坐定,喝了口送来的白水,向女侍点了个咖啡。这当儿,一个女子语声从背后叫我的名字:“是冈田事先生吧?”我愕然回头。距我环顾四周坐定还不到3分钟。

  女子白外衣丝质黄衬衫,头上一项红塑料帽。我条件反射地站起身,同女子面面相觑。相对说来,女子还蛮漂亮。起码比我根据电话声想象的漂亮许多。身段苗条,化妆适可而止,穿着也无可挑剔。无论外衣还是衬衫都是手工考究的高档货,外衣领上羽毛状金饰闪闪生辉,纵然说是一流大公司的女秘书也未尝不可。唯独那红帽子无论如何都显得不伦不类。衣着上如此滴水不漏,何苦非特意冠以红塑料帽不可呢?我实在不明缘由。也可能每次与人约会都戴此红帽以为标识。主意似乎并不坏。就显眼与否而言,确实一目了然。

  她在我对面坐下,我也重新落回自家座位。

  “这么快就认出我了?”我不解地问,“水珠形图案领带没找到。绝对位于什么地方,就是找不出来。没办法,就系了条斜纹的。本想由我找你来着。可你是怎么认出是我的呢?”

  “当然认得出。”女子道。她把手中的白漆皮手袋放在桌面,摘下红塑料帽扣在上面。手袋整个儿躲在了帽子底下。气氛活像要开始变什么戏法。莫非拿开帽子时下面的手袋不翼而飞……

  “可领带图案变了啊!”我说。

  “领带?”说着,她以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的领带,似乎在说瞧这人说的什么呀。尔后点了一下头:“没关系的,那种事儿,别介意。”

  那眼神甚是无可捉摸,我想。居然没有纵深感。那般美丽的眼睛,却好像什么也没有看,平板板的,犹如假目。可当然不是假目:无疑在动,在眨闪。

  我全然不能理解她何以在如此混杂的咖啡屋一眼认出从未谋面的我来。偌大的咖啡屋差不多座无虚席,而我这般光景的男人又比比皆是。我很想询问为什么能从这里边即刻辨出是我。但看情形还是少说废话为佳,所以我便没再问下去。

  女子叫住忙得团团转的男侍,点了梨酒,男传说没有梨酒,说无色奎宁汽水倒是有的。女子略一沉吟,说那就要那个吧。无色奎宁汽水端来之前,女子一声不响,我也默然以对。

  片刻,女子拿起桌面上的红帽,打开下面手袋的金属卡口,从里边取出一个尺寸比盒式磁带稍小些的黑色发亮的皮盒。名片盒。名片盒居然也带卡口。我还是第一次目睹所谓带卡口的名片盒。女子有点舍不得似地从中拈出一枚递给我。我也想递名片,手插进西装袋后,方想起未带名片。

  那名片是用薄薄的塑料制作的,像是微微漾出一股卫生香味儿。凑近鼻子一闻,卫生香味儿就更不容置疑了。确确实实是卫生香的气味儿。上面只以一行黑黑的小字印着姓名:

  马尔他?

  我又翻过来看。

  背面什么也没写。

  我开始反复思索这名片的含义。正思索间,男侍走来在她面前放了一个装有冰块的玻璃杯注入仅及半杯的奎宁水。杯中有切成楔形的柠檬片。其后,一名手端银色咖啡壶和浅盘的女侍近前,在我面前放下咖啡杯,斟上咖啡,旋即就像把一支不吉利的签硬塞给别人似地把传票往票插一插走了。

  “什么也没写的。”加纳马尔他对我说。

  我再次呆呆看着空无一字的名片背面。

  “只有名字。电话号码和住址对我没有必要。因为谁也不给我打电话,而由我给别人打。”

  “原来如此。”我说。这种空调的附合像《林里巴游记》中悬浮空中的孤岛一样在桌面上方虚无地漂了好久。

  女子双手支撑似地握住杯子,用吸管吸了小小一口,旋即皱起眉头,兴味索然地把杯子推到一边。

  “马尔他不是我真正的名字,”加纳马尔他说,“真名叫加纳,马尔他是职业用名,取自马尔他岛。冈田先生可去过马尔他?”

  “没有,”我说。我没去过马尔他岛,近期内亦无去的安排,甚至没动去的念头。我关于马尔他岛的知识,仅限于哈布·阿尔巴特演奏的《马尔他岛的砂砾》。这曲子百分之百拙劣透顶。

  “我在马尔他呆了三年。三年住在那里。马尔他是个水不好喝的地方,根本无法下咽,跟喝稀释过的海水似的。面包也咸滋滋的。倒不是因为加盐,水本来就是咸的。不过面包的味道不坏。我喜欢马尔他的面包。”

  我点点头,呷了口咖啡。

  “马尔他那地方尽管水那么难喝,但岛上特定地点涌出的水却对身体的构成有极好的影响。那是一种不妨称之为神秘之水的特殊水,而且只涌现在马尔他岛那一个地方。位于山中,从山麓下的村落爬到那里要好几个小时。”女子继续道,“水带不走。只消换个地方,水就完全失效。所以,必须本人去那里才能喝到。十字军时代的文献里都有关于那水的记载。他们称为灵水。艾伦·金斯伯格就喝过那水,凯慈·理查德也去过。我在那里住了三年,在山脚下一个小村子里,种菜、学织布。每天都去泉边喝水。从1976年喝到1979年。甚至一个星期什么也不吃只喝水的时候也是有的。一周时间里除了那水什么都不得人口。这种训练是必要的。我想不妨称为修行,就是说以此净化身体。那实在是妙不可言的体验。这样,返回日本以后,我就选马尔他这个地名作为职业用名。”

  “恕我冒昧,您从事的是怎样一种职业呢?”

  加纳马尔地摇摇头道:“准确说来不是职业,因为并非以此挣钱。我只是提供咨询,就身体的构成同大家交谈。也研究水,对身体有作用的水。钱不成问题。我有一定的财产。父亲经营医院,以生前赠送的形式转让给我和妹妹一些股票和不动产,由税务方面的专家代为管理。每年还有不少数目的收入。也写了几本书,虽然不多,却也带来部分进款。我关于身体构成的工作完全是无偿的。所以没写电话号码和住址。由我打电话过去。”

  我点下头,也唯有点头而已。她口中一词一句的意思我固然理解,但整体上意味什么,我则无从把握。

  身体的构成?

  艾伦·金斯伯格?

  渐渐,我有些沉不住气。我绝非直感出类拔萃那一类型的人,但这里边绝对含有某种特异性纷争的征兆。

  “对不起,能否多少说得条理清晰点儿?刚才听妻子说同您见面只是为了找猫。坦率地说,听您谈了这许多,我却还是弄不清事情的前后关联。莫非这同我家的猫有什么关系不成?”

  “正是。”女子说,“但在此之前,有一点想向您交待一下。”

  加纳马尔他再次打开手袋卡口,从中取出一个白色信封。信封中有张照片,女子递过,说是她妹妹的。彩色照片上有两个女子。一个是加纳马尔他,相片上也同样戴着帽子,是黄色针织帽,且同服装搭配得有欠吉利。那个妹妹——从其谈话发展来看应该是她妹妹——身穿颇似60年代初期流行的那种中间色西服套裙,戴一项颜色同套裙相吻合的帽子。我觉得人们似乎曾将这样的颜色称为“果汁冰淇淋色调”。我猜测这对姐妹对帽子情有独钟。发型酷似身为总统夫人时代的杰奎琳·肯尼迪,暗示出喷洒了相当用量的发胶。化妆多少有些浓艳,好在脸型本身端庄得堪称美貌,年龄约在二十一至二十五之间。她将照片放回信封,装入手袋,对上卡口。

  “妹妹比我小五岁。”加纳马尔他说,“妹妹被绵谷升先生玷污了,是被强奸的。”

  我暗暗叫苦,恨不能马上默默离席而去,但不可能。我从衣袋摸出手帕,擦了下嘴角,又放回衣袋,故意咳了一声。

  “详情我虽还不清楚,但若你妹妹因此受了伤害,作为我也深感痛心。”我开口了,“不过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同妻子的哥哥私人关系并不密切。所以,如果在这件事上……”

  “我不是因此责备您,”加纳马尔他语气很干脆,“假如应该有谁因此受到责备的话,那么第一个受责的应该是我。我没有充分提醒她。本来我必须全力保护妹妹,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未能尽到责任。听我说,冈田先生,这样的事是能够发生的。您也知道,这个世界是暴力性的、混乱的世界。其内侧有的地方就更有暴力性更加混乱,明白吗?发生过的事就是发生过了。妹妹应该可以从创伤从玷污中重新站立起来。庆幸的是那不是致命性质的。我跟妹妹也说了:情况原本是可以更惨的。在这里我最注重的是妹妹身体的构成。”

  “构成……”我重复道。看来她谈话的主题始终离不开身体的构成。

  “至于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不可能——一介绍。说起来话长,又复杂。这么说或许失礼——在现阶段您理解这样的事情的核心意义我想是有困难的。因为这是由我们专门处理的领域。因此,把您叫出来并非为了向您发牢骚。您当然没有任何责任。我只是想请您知道,我妹妹的身体构成被绵谷先生玷污了,尽管是一时性的。我估计日后您有可能同我妹妹以某种形式发生往来。因为妹妹的工作类似当我的助手,这点刚才已说过了。在那种情况下,您大致明了绵谷先生与我妹妹之间有过什么事还是有益处的。我们想请您做好精神准备:那样的事是能够发生的。”

  往下是短时间沉默。加纳马尔他完全陷入沉默,神情像是在说您思想上也要多少对此有所准备。我就此稍加思考——关于绵谷升对加纳马尔他妹妹实施的强奸,关于强奸同身体构成的关联,关于这些与我家猫之失踪的关系。

  “就是说,”我战战兢兢地开口道,“您和妹妹都没有将此事捅给外界或找警察报案吸?”

  “当然。”加纳马尔他面无表情地说,“正确说来,我们没有怪罪任何人。我们仅仅想更为准确地了解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样的后果。如果不了解不加以解决,甚至有可能发生更糟糕的事情。”

  听到这里,我多少有些释然。纵使绵谷升被逮捕判罪收监,我也是不以为然的,甚至觉得罪有应得。不过,由于妻的哥哥在社会上算是混得颇为得意的名流,势必惹出一条小小的新闻,而久美子无疑将因此受到打击。作为我,即便出于心理卫生的需要,也不希望弄到那个地步。

  “今天见面纯粹是为了猫的事,”加纳马尔他说,“是为猫而接受您的咨询的。您的太太冈田久美子女士向她哥哥绵谷先生提起去向不明的猫,绵谷先生就此找我商量。”

  原来如此,如此不难明白。她是有特异灵感的什么人物,就猫的下落提供咨询。绵谷一家以前笃信占卜、风水之类。那自然属于个人自由,想信什么信就是了。可是,为什么非特意强奸对方的妹妹不可呢?为什么非惹此不必要的麻烦不可呢?

  “您专门寻找这类失物吗?”我试着发问。

  加纳马尔他以其没有纵深感的眼睛盯视我的脸,仿佛从空屋窗外往里窥视。由眼神判断,她好像完全不能领会我发问的用意。

  “你住在不可思议的地方啊!”她对我的问话置若罔闻。

  “是吗?”我说,“到底怎么样地不可思议呢?”

  加纳马尔他并不回答,将几乎没有碰的奎宁水又往一旁推了10厘米。“而且,猫那东西是极为敏感的动物。”

  我同加纳马尔地之间笼罩了片刻沉默。

  “我住的是不可思议的地方,猫是敏感的动物,这我明白了。”我说,“问题是我们已在此住了很久,我们和猫一起。为什么它如今才心血来潮地出走呢?为什么不早些出走呢?”

  “这还不清楚,恐怕是水流变化造成的吧。大概水流因某种缘故受阻。”

  “水流?”我问。

  “猫是不是仍活着我还不知道,但眼下猫不在你家附近则是确切无疑的。因此不管您在家附近怎么寻找猫都出不来,是吧?”

  我拿起杯,曝了口凉了的咖啡。可以看出玻璃窗外正飘着细雨。天空乌云低垂。人们甚为抑郁地打伞在人行桥上上下下。

  “请伸出手。”她对我说。

  我把右手心朝上伸在桌面。想必要看我手相。不料加纳马尔他对手似乎毫无兴致。她猛然伸出手,将手心压在我手心上。继而闭起眼睛,一动不动保持这个姿势,仿佛在静静埋怨负心的情人。女侍走来,作出没有看见我和加纳马尔他在桌面默默合掌的样子往我杯里倒上新的咖啡。邻桌的人时而朝这边瞥上一眼。但愿没有哪个熟人在场才好。

  “想出今天到这里之前看到的东西,一样即可。”加纳马尔他说。

  “一样即可?”我问。

  “一样即可。”

  我想出妻子衣箱中那件带花纹的小连衣裙。不知为什么想出这个,反正蓦然浮上脑海。

  我们的手心又默默对了5分钟。时间似乎极长。不光是因为顾虑周围人躲躲闪闪的目光,还因为她的对掌方式有某种令人心神不定的东西。她的手相当小,不凉也不热。感触既无情人小手那样的亲见,也不带有医生之手那种职业功能。手的感触同她的眼神非常相似。我觉得自己成了一座四壁萧然的空屋——就像被她定定注视时的感觉一样——里面没有家具没有窗帘没有地毯,形同空空如也的壁橱。稍顷,加纳马尔他移开手,深深呼吸,频频点头。

  “冈田先生,”加纳马尔他说,“您身上往后一段时间里我想将发生各种事情。猫恐怕仅仅是个开端。”

  “各种事情?”我问,“是好事情吗?或者说是坏事情?”

  加纳马尔他沉思似地略微歪了歪头。“好事情也有,坏事情也有的吧。既有初看上去是好事的坏事情,又有初看上去是坏事的好事情,大概。”

  “这样的说法总的听来很有些笼统。”我想,“就没有稍具体点的信息?”

  “如您所言,我所说的听起来确实都很笼统,”加纳马尔他接道,“不过,冈田先生,事情的本质那种东西,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只能笼统论之的,这点望您谅解。我们一不是算命先生,二不是预言家。我们所能谈论的仅仅限于这些空泛模糊的东西。很多时候那是无须特意叙说的理所当然的事情,有时甚至属于迂腐之论。但坦率说来,我们又只能进行到这一步。具体的事物或许的确光彩诱人,然而其大部分无非是鸡毛蒜皮的表象。也就是说类似某种不必要的捷径。而越是力图远观,事物便越是急剧变得笼统起来。”

  我默然颔首,但我当然完全未能理解她话里的含义。

  “可以再给您打电话吗?”加纳马尔他问。

  “嗯。”我应道。老实说来,我是不愿意任何人来电话的。但我又只能以“嗯”作答。

  她麻利地抓过桌面上的红塑料帽,拿起罩在下面的手袋立起身。我不知如何应对,兀自静坐不动。

  “最后奉告一件无谓的小事,”加纳马尔地戴上红帽,鸟瞰般地看着我道,“你那条水珠形图案的领带,应该在您家以外的场所找到。”

《奇鸟行状录》第04章 高塔与深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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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家时,久美子情绪蛮好,甚至可以说极好。我见罢加纳马尔他回到家已快6点钟,没时间在久美子下班前充分准备晚餐,便用冷冻食品简单做了一顿。两人边喝啤酒边吃。她像平日高兴时那样谈起工作,如这天在办公室见了谁,做了什么,哪个同事有能力哪个相反等等。

  我边听边随口附和。话固然只听进去一半,但对听本身并不生厌。话的内容无所谓,我喜欢的是她在餐桌上热心谈论工作的神情举止。家!在这里我们履行着分到自己头上的职责。她谈单位里的事,我准备晚饭并当听众。这同我婚前在脑海里粗线条描绘的家庭场景相当地不同。但不管怎样,是我自己的选择。不用说,小时候也拥有自己自身的家,但那并非自行选择的,而是先天的、不由分说分配给自己的。相反,现在我是置身于以自己意志选定的后天性天地中。我的家!当然很难说是完美无缺的家。但无论面临怎样的问题,我基本上还是主动接受这个家的。因为说到底这是我自身的选择。假如里边有什么问题,那也应该属于我自身在本质上包蕴的问题本身,我认为。

  “对了,猫怎么样?”她问。

  我简单说了在品川那家宾馆面见加纳马尔地时的情形,说了水珠领带,说了水珠领带不知何故未从西服柜里找到,说了尽管如此加纳马尔他仍然在人头攒动的咖啡屋一眼将我认出,说了她打扮怎样言谈如何等等。久美子对加纳马尔他那顶红塑料帽很有兴致,但对于猫的下落未得到明确回答似乎很有些失望。

  “就是说,那个人也不晓得猫怎么样了?”她脸上多云地问道,“晓得的仅仅是猫不在家附近是吧?”

  “噢,怕是这样的吧。”我说。至于加纳马尔他指出我们居住的是所谓水流受阻之地一事有可能同猫的走失有关这点,我则隐去未谈。因我担心她对此耿耿于怀。我委实不想再增添麻烦。倘若她提出既然此地不妙那就搬家可不好办。以我们眼下的经济实力,根本别想搬去别处。

  “猫已不在这附近——那个人就这么说的。”

  “那么说,猫是再不能回家的了?”

  “那我不知道。”我说,“说法非常暧昧,全都是暗示性的。倒是还说得知详情再联系来着。”

  “你觉得可以信赖,那个人?”

  “那可看不明白。这方面我是十足的门外汉。”

  我给自己的杯倒上啤酒,看着泡沫慢慢老实下来。这时间里久美子在桌面支颐坐着。

  “钱呀什么的,人家不接受所有形式的酬谢。”

  “那好,”我说,“那就不存在任何问题。钱不要,灵魂不要,小公主也不领走,一无所失。”

  “希望你意识到:那猫对我的确是举足轻重的存在。”妻说,“或者说,对我们的确是举足轻重的存在,我想。那猫是我们婚后第二周两人一起发现的。还记得吗?捡猫时的情景。”

  “记得,当然记得。”我说。

  “还是个小猫崽,给雨打得湿淋淋的。那是个大雨天,我去车站接你,拿着伞。回来路上在小酒店旁边发现一只小猫被扔在啤酒箱子里。那就是我生来第一次饲养的猫。对我来说,它简直像是个重要的象征。所以我不能失去那只猫。”

  “这我十分理解。”我说。

  “问题是无论怎么找——无论怎么请你找就是找不到。丢了都10天了,这才不得不给哥哥打电话,问他熟人里边有没有能卜善算或有特异灵感的人可以帮助找到猫。你也许不愿意求我哥哥帮忙,可他毕竟得到我父亲的遗传,对这类事详细得很。”

  “家庭传统。”我以荡过海湾的晚风般沉静的声音说,“可绵谷升同那女子究竟是怎么一种关系的熟人呢?”

  妻耸了耸肩,“肯定在什么地方碰巧认识的么。近来好像交游很广。”

  “或许。”

  “哥说那个人虽然本领十分高强,人却是相当与众不同。”妻一边用叉子机械地戳着奶汁通心粉一边说,“叫什么来着,那人的名字?”

  “加纳马尔他,”我说,“在马尔地岛修行过的加纳马尔地。”

  “噢,是那么个加纳马尔他。你怎么看的,对她?”

  “这个——”我注视自己桌面上的手,“至少同她交谈并不无聊,不无聊可是不错的哟!反正莫名其妙的事这世上多的是,而且必须有人来填这个空白。既然必须有人来填,那么不无聊的人来填就比无聊的人好得多。是吧?比如本田先生那样的。”

  听着,妻开心地笑了:“你说,那个人你不觉得是好人?我可是挺喜欢本田先生的。”

  “我也是。”我说。

  婚后大约一年时间里,我们每月去一位姓本田的老人家里一次。他是得到绵谷家高度评价的“神灵附体者”之一,耳朵严重失聪,听不大清我们说的什么。助听器固然戴了,还是几乎听不清楚。由此之故,我们必须用差不多震得窗纸发颤那么高的声音跟他说话。我曾想聋到那个地步岂非神灵之言都听不清么,或者说耳朵不好反而容易听清也未可知。老人耳朵的不好使,是打仗负伤造成的。他曾作为关东军下级军官参加了1939年发生于诺门坎的战役,在中国东北与外蒙古接壤地带同苏蒙联合部队作战时被大炮或者手榴弹震坏了耳膜。

  我们之所以去见本田,倒不是因为什么相信特异神通。我对这东西并无兴趣。久美子对这种超自然能力的信仰也比其父母兄长远为淡薄,她有某种程度的迷信心理,遇到不吉利的预言也郁郁寡欢,但她不愿意主动介入。

  我们去见本田,是秉承她父亲的旨意。话又说回来,这本是他同意我们结婚的交换条件。作为结婚条件可谓相当奇特,但为避免无谓的纠葛,我们应允下来。老实说,我也好久美子也好都没以为她父母会如此轻易同意我们的婚事。她父亲是官吏,出身于新泻县一个不算富裕的农家,且是次子,但本人争得奖学金以优异成绩从东京大学毕业出来,当上运输省精英官僚。若仅仅如此,我也自是心悦诚服。然而正如此类人物每每流露出来的那样,他自视甚高,独断专行,习惯于下达命令,对自己所属世界的价值观丝毫不加怀疑。对他来说,等级制度就是一切,对高于自己的权威自然唯命是从,而对美芙众生则毫不犹豫地践之踏之。我和久美子压根儿就没有想到如此人物会慨然接受我这等既无地位钱财又无可炫耀的门第、学历也不过硬、前途亦几乎不见光明、而且身无分文的二十四岁青年作为其千金的结婚对象。我们原本打算遭到父母强烈反对时擅自结婚,不同他们发生关系。我们深深相爱,都还年轻,坚信纵然同家人绝交,纵然一文不名,两个人也可以幸福生活下去。

  实际上我去她家求婚时,她父母的反应也是极其冷淡的,就像世界上所有冰箱同时大敞四开。随后他们就我的家庭背景进行彻底调查。我家不好也不坏,没有任何值得大书特书的家庭背景,因而调查也是徒然落得费时费钱。在那之前我全然不晓得自己的先祖在江户时期干了些什么事。据他们调查,我的先祖总的倾向以僧侣和学者居多。教育程度虽然整体上很高,但不甚具有现实功利性(即掘金才能),既无堪称天才之人,又没有作案犯罪分子,没人捞得勋章,也没人同女演员视死如归。其中仅有一人属“新撰组”成员,名字虽全然不见经传,却是明治维新之际因忧虑日本国前途而在某处寺院门口剖腹自杀的志士。这是我先祖中最具光彩的人物。不过,他们似乎没从我的诸位先祖身上得到特别美好的印象。

  那时我已在法律事务所工作。他们问我是否打算参加司法考试。我说有此念头。事实上当时尽管相当犹豫,毕竟学了一场,也还是打算多少挣扎一下争取中榜的,然而若查阅我在大学的成绩,中榜的希望是微乎其微的,这点一目了然。总之,我是不适合同他们女儿结婚的人选。

  但他们终归——尽管很不情愿——同意了我的求婚。这一近乎奇迹的转折得归功于本田先生。本田先生在听取有关我的各种情况之后,断言若府上千金结婚,此人乃无与伦比的最佳郎君,既然千金本人有意,万万反对不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久美子父母当时百分之百信赖本田先生,自然唱不得反调,于是无可奈何地接受我为他们女儿的丈夫。

  但归根结蒂,对他们来说我属于进铁门槛的局外人,是未被邀请的来客。同久美子结婚当初,半是义务性地每月去他们家聚餐两次。那乃是介于毫无意义可言的苦行与残忍的拷问的正中间的一种行为,委实令人难以忍受。吃饭时间里,感觉上他们用的好像是足可与新宿站等量齐观那么长的餐桌。桌的另一端他们在吃着什么说着什么。而我这一存在由于相距甚远,在他们眼里无疑相当渺小。婚后大约一年,我同她父亲惊天动地吵了一架,此后再未见面。我因此总算从心里往外舒了口长气。再没有比无意义且不必要的努力更使人心力交瘁的了。

  不过婚后起始那一段时间,我还是尽我所能,努力同妻的家人尽量保持良好关系。在诸多努力当中,每月一次同本田先生的见面显然是痛苦最少的。

  付给本田先生的酬金全部由妻的父亲出。我俩只消提一瓶一升装白酒,每月去坐落于目黑的本田家拜访一次即算完事。听他说话,听完回家,仅此而已。

  而且我们很快喜欢上了本田先生。除去耳聋总是把电视机开到最大音量(那实在吵得很)这点之外,他是位十分和蔼可亲的长者。喜欢酒,我们拿一瓶去,便显出乐不可支的样子。

  我们去本田家一般在上午。无论冬夏,本田先生总是坐在客厅坑式地炉旁。冬天上面蒙上棉被下面生火,夏天则没有棉被也不生火。他虽说是很有名气的算卦先生,但生活极其简朴,莫如说近乎隐士生活。房子很小,门口空地仅可容一个人脱鞋穿鞋。榻榻米磨花了,打裂的玻璃窗上粘着胶带。房子对面是汽车修理厂,经常有人大声哈欠。身上穿的是既像睡衣又像工作服那样的东西,几乎找不出不久前洗涤过的痕迹。一个人生活,每天有个女佣前来清扫和做饭。不知何故,他好像坚决拒绝别人洗自己的衣服。瘦削的脸颊上稀稀落落长着不修剪的白胡须。

  室内陈设多少像模像样的,是那台不无威严之感的超大型彩电。荧屏上显示的总是NHK节目。不知是本田先生特别钟爱NHK,还是仅仅因为懒得转换频道抑或电视机特殊而只能接收NHK,总之我无从判断。

  我们去时,他正面对壁龛里的电视坐着,在地炉上横七竖八地摆弄卜签。同一时间里,NHK分秒不停地大音量播送烹调讲座、盆栽花木修剪技巧、定时新闻和政治座谈会等等。我向来就怎么也听不惯NHK播音员的腔调,因此每次去本田家都有些烦躁。一听NHK播音员开口,就觉得好像某人试图通过人为地消耗人们的正常感觉来将社会的不健全性施与他们的种种痛楚消除掉似的。

  “你恐怕不大适合搞法律。”本田先生一天对我说——也许是对后面20米开外的一个人说。

  “是吗?”我问。

  “法律这东西,一言以蔽之,是司掌人间事象的。这个世界里,阴即阴,阳即阳,我即我,彼即彼。所谓‘我即我被即彼,秋日正西垂’。可是,你不属于这个世界。你属于的是:其上或其下。”

  “其上或其下,哪个好些呢?”我出于单纯的好奇心问。

  “不是哪个好些的问题。”本田先生说,然后咳嗽了好一阵子,“呸”一声在粉草纸上吐了口痰。他盯视一会自己的痰,团了草纸扔在垃圾箱里。“不是哪个好哪个坏那种性质的东西。不要逆流而动,该上则上,该下则下。该上之时,瞄准最高的塔上到塔尖;该下之时,找到最深的井下到井底。没有水流的时候,就老实待着别动。若是逆流而动,一切都将干涸。一切都干涸了,人世就一片漆黑。‘我即被彼即我,春宵何悠悠’。舍我方有我。”

  “现在是没有水流的时候吗?”久美子问。

  “什么?”

  “现在是没有水流的时候吗?”久美子大吼大叫。

  “现在没有,”本田先生径自颔首道,“所以乖乖待着别动即可,什么都不用做。只是最好注意水。你这人往后很可能在水方面遇到麻烦。该有水的地方没有,不该有的地方有了。一句话,最好多注意水。”

  久美子在旁边神情极其肃然地点头,但我知道她是强忍住笑。

  “什么水呢?”我试着问。

  “不知道,水就是了。”本田说。

  电视荧屏上一所大学的老师正在讲什么日语文法的混乱同生活方式的混乱步调一致地里应外合,“准确说来不能称之为混乱。所谓文法,可以说和空气是同一道理,纵使有人在上面决定以后应如何如何,也不可能乖乖就范。”这话题听来蛮有意思,而本田则继续谈水。

  “说实话,我也曾被水搞得好苦。”本田先生说,“诺门坎根本就没有水。战线错综复杂,给养接续不上。没有水,没有粮食,没有绷带,没有弹药。那场战役简直一塌糊涂。后方的官老爷只对快点攻占某地某处感兴趣,没有一个人关心什么给养。~次我差不多三天没喝到水。清早把毛巾放在外面沾一点露水,拧几滴润润嗓子,如此而已。此外根本不存在算是水的东西。那时候真想一死了之。世上再没有比渴更难受的了。甚至觉得渴到那个程度还不如被一枪打死好受。腹部受伤的战友们喊叫着要水喝,有的都疯了。简直是人间地狱。眼前就淌着一条大河,去那里水多少都有,但就是去不成。我们同河之间一辆接一辆排列着苏联的大型坦克,都带有火焰喷射器。机关枪阵地就像针扎地一般排列着。山岗上还有一手好枪法的狙击兵。夜里他们接二连三打照明弹。我们身上只有三八式步枪和每人25发子弹。然而我的战友还是有不少去河边取水,实在渴得忍无可忍,但没有一个生还,都死了。明白吗?该老实别动的时候,就老实待着别动。”

  他拿起一块粗草纸换了把鼻涕,又对着鼻涕审视一会儿,团了团扔了。

  “等待水流出现诚然不是个滋味,但必须等待的时候就只能等待,权当那时间里死过去就是。”

  “就是说,我在一段时间里最好就当自己死过去吧?”我问。

  “什么?”

  “我在一段时间里最好就当自己死过去呀?”

  “对对,”他说,“死而后生!诺门坎!”

  往下一个小时他讲的仍全是诺门坎,我们只管听着。每月去一次本田家,持续去了一年。但我们几乎没得到他的“指示”。他几乎没怎么卜算,对我们讲的差不多全是诺门坎之战——什么身旁一个中尉的脑袋给炮弹削去半边,什么扑上去用火焰瓶烧苏联坦克,什么众人围追射杀误入沙漠的苏联飞机领航员,如此不一而足。故事固然每一个都妙趣横生惊险刺激。但作为人之常情,任何故事反复听上七八遍,其光度也未免有所黯然,更何况并非“讲故事”用的普通音量。那感觉,就像风大之日冲着悬崖对面大发雷霆似的,或者说犹如在城郊简陋电影院最前排看黑泽明早期电影一般。我们走出本田家好些时候耳朵都几乎听不清什么。

  不过,我们、至少我是乐意听本田先生说话的。那些话超越我们想象的范围。虽说大部分带有血腥味,但从一个一身脏衣服仿佛奄奄一息的老人嘴里听得一场战役的来龙去脉,便觉得有些难以置信,近乎一个童话。而半个世纪前他们的确在中国东北与外蒙交界地带围绕一片几乎寸草木生的荒野展开过激战。在听本田先生讲起之前,我对诺门坎几乎一无所知。然而那确是一场根本无从想象的酷烈的做战。他们几乎赤手空拳地扑向苏军精锐的机械化部队,被其碾为肉饼。几支部队零落不堪以至全军覆没。为避免全军覆没而下令后撤的指挥官被上级强迫自杀死于非命。为苏军俘虏的士兵们大多因惧怕被问以临阵逃脱罪而在战后拒绝作为交换俘虏返回,将骨头埋在蒙古荒原。本田先生则因听觉受损退伍回来,成了算卦先生。

  “但从结果上看,也许这倒不坏。”本田先生说,“如我耳朵不受伤,很可能被派往南洋群岛死在那里。事实上,诺门坎战役死里逃生的大部分人都在南洋没命了。因为诺门坎之战对帝国陆军是活活受辱的战役,从那里活下来的官兵势必被派往最凶险的战场,简直等于叫人去那里送死。在诺门坎瞎指挥的参谋们后来爬到了中央,有的家伙战后甚至成了政治家。而在他们下面死命拼杀的人却十有八九硬是给弄死了。”

  “为什么诺门坎战役对陆军就是奇耻大辱呢?”我问,“将士们不都打得很卖命很勇敢么,不是死了很多人么,为什么生还的人非受那样的歧视不可呢?”

  但我的提问未能传到他耳朵。他重新哗哗啦啦摆弄起卜签来。

  “注意水为好。”他说。

  这是这天最后一句话。

  同妻的父亲吵架之后,我们便再也没去本田先生那里。酬金是由委的父亲支付的,自然不便持续下去;而若由自己支付(还真估计不出究竟多大数目),经济上又没有那样的余地。我们结婚时的经济景况,仅能维持两人从水面勉强露出脑袋。这么着,不久我们就把本田先生忘了,如同大多数年轻而忙碌的人不觉之间忘掉大多数老人那样。

  上了床我还在想本田先生,将本田先生关于水的告诫同加纳马尔他关于水的说法捏在一起。本田先生叫我注意水。加纳马尔地为研究水而在马尔他岛修行不懈。也许是偶然的巧合,双方都对水甚是关心。苏联坦克机关枪阵地,对面流淌的河水,忍无可忍的极度口渴。黑暗中我真真切切地听到了河水的流声。

  “喂,”妻低声说,“还没睡?”

  “没睡。”我说。

  “领带嘛——总算想起来了。那条水珠形图案的领带是去年末送去洗衣店的。皱皱巴巴,想拿去熨烫一下。结果一直忘记取回。”

  “去年末?”我问;“半年都过了!”

  “嗯。这种事本不该有的。你知道我的性格吧?这样的事原本绝对不至于忘的。可惜,好漂亮的一条领带来着。”她伸手碰了下我的臂。“站前那家洗衣店,你说还能有么?”

  “明天去看看,也许还有。”

  “为什么以为还有?都过去半年了。一般洗衣店三个月不来取就处理了,那是正常的。为什么觉得还能有?”

  “加纳马尔他说不要紧的。”我说,“说领带大概在家以外的地方找到。”

  黑暗中我感觉出妻朝这边转过脸来。“你相信?相信她说的?”

  “好像可以相信。”

  “说不定什么时候你也会同我哥哥谈得拢哩。”妻用不无欣慰的语气说。

  “或许。”我说。

  妻睡过去后我还在想诺门坎战场。所有士兵长眠在那里。头上满天星斗闪烁,地上无数蟋蟀齐鸣。我还听到了河水的流声,就在这水流声中睡了过去。

《奇鸟行状录》第05章 柠檬糖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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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柠檬糖中毒、不能飞的鸟和干涸的井

  吃罢早餐收拾好,我骑自行车来到站前洗衣店。店主是个四十五六岁的瘦男人,正在用货架上的收录机听The Pdrcy Faith交响乐团的磁带。那是个配有低音专用扩音器的JVC大型收录机,旁边一堆磁带。管弦乐队正驱使华丽的管弦乐器演奏《Tara’sTheme),店主在里边一面随音乐吹着口哨一面欢快地用蒸气熨斗熨烫衬衣。我在柜台前站定,招呼说“对不起,去年年底送来一条领带一直忘取了”。对于他那清晨9时30分静谧的小天地来说,我的出现无异于希腊悲剧中带来不幸消息的使者。

  “当然是没有取货单的?”洗衣店主人发出极其缺乏重量的语声。他并非对我说,是对着柜台一头墙上的挂历说的。挂历6月份彩照是阿尔卑斯风光。上面翠绿的峡谷,牛群悠悠然啃着青草。远处马特霍恩山或勃朗峰上飘浮着明快的白云。随后,店主浮现出像是说要是忘了就一直忘着该有多好的表情看我的脸,表情甚是不加掩饰的斩钉截铁。

  “去年年末?那怕不好办。半年前的事了嘛,找找倒可以找找。”

  他关掉蒸气熨斗,立在熨衣板上,随磁带吹着《夏日之恋》口哨,在里面房间货架上搜寻着。

  那部电影我是高中时代同女朋友两人一起看的。影片有特罗伊·德纳休和山德拉·迪出场。旧片重映,大约是同克尼·弗朗希思的《诱惑少年》两部连起来放的。在我记忆中,《避暑地奇遇》并非怎么出色的电影。但相隔13年在洗衣店柜台前听到这首主题音乐,浮上心头的则是当时快乐的回忆。看罢电影,两人走进公园自助餐馆喝咖啡、吃点心。既然《避暑地奇遇》同《诱惑少年》两部影片一起重映,那应该是暑假里的事。餐馆有小蜂,两只小蜂落在她的点心上——我记起了小蜂微弱的振翅声。

  “喂,说的是水珠形图案的蓝色领带?”洗衣店主人问,“可姓冈田?”

  “是最。”我应道。

  “你运气不错。”他说。

  回到家马上给妻单位打电话。“领带好端端的呢!”我说。

  “不简单嘛!”妻说。

  妻的语气听起来带有人工味儿,像在夸奖拿回好成绩的孩子。这使我有点儿不是滋味。看来电话还是等到午休时间打就好了。

  “找到就放心了。哎,现在腾不出手,突如其来的电话嘛。中午重新打来可好?抱歉。”

  “中午再打。”我说。

  放下电话,我拿起报纸走进檐廊,一如往常全身放松地趴在那儿打开招聘广告版,不慌不忙地看这充满不可思议的暗号和暗示的广告,连角落都不放过。世界上存在着囊括所有门类的职业,把个报纸版面弄得活像新辟墓地分配图布满井然有序的条条块块。可我觉得从中发现适合自己的职业又几乎没有可能。因为,那些条条块块诚然在传达信息传达事实——尽管支离破碎——但那些信息那些事实终究未同远景图像邂逅在一起。密密麻麻罗列的名字、记号和数字由于过于零敲碎打过于分崩离析,在我眼里竟成了永远无法复原的动物骨骸,

  久久目不转睛盯视招聘广告的时间里,我开始产生某种常有的类似麻痹的感觉。自己现在到底在寻求什么呢?往下到底想去哪里呢?或者不想去哪里呢?对此我愈发糊涂起来。

  照例,听得拧发条鸟在某处树上一连声鸣叫:吱吱吱吱吱吱。我放下报纸爬起身,靠在柱子打量小院。须臾,鸟又叫了一遍:吱吱吱吱吱吱吱。声音是从隔壁院松树上头传来的。我凝目细望,但找不出鸟影,唯独鸣声一如既往。总之全世界一日量的发条俱被如此拧紧了。

  快10点时下起了雨。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雨,细细微微,几乎分不出下还是不下。仔细看去,才晓得的确在下。世界上有下雨的情况和不下雨的情况,二者须在某处有条分界线才是。于是我在檐廊坐下,许久盯现某处应有的分界线。

  接着,我开始犹豫,不知去附近区营游泳池游到午饭时间好呢,还是该去胡同找猫。我背靠檐廊立柱,一边眼望院子里下的雨一边举棋不定。

  终归,我决定去找猫。加纳马尔他宣称猫已不在附近,但这天早上我还是觉得应该找猫。找猫已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再说久美子若知我出去找猫,情绪也许好些。我披上薄薄的雨衣——不带伞——蹬上网球鞋,把房门钥匙和柠檬糖揣进雨衣袋走出门去。穿过院子把手搭在围墙上时,听得有电话铃响。我便以如此姿势侧耳倾听,但分辨不出是自家电话铃响,还是别人家的。电话铃这种声响,只消离家一步,听起来全都一样。我不再听了,翻墙下到胡同。

  草软绵绵的,网球鞋薄薄的鞋底感受得出。胡同比往常安静。我在那儿站一会儿,屏息细听。不闻任何声响。电话铃亦已止息。不闻鸟鸣,不闻街上的噪音。天空被整个涂得一色灰,无一分间隙。我思忖如此天气的日子里大概云把地表所有声响都吸了进去。不止,它们吸的不仅仅是音响,还包括其他好些东西,甚至包括感觉之类。

  我手插雨衣袋穿过狭窄的胡同,侧起身子钻过被晾衣架挤窄了的院墙间的空隙,通过一户人家的房檐,在这犹如被废弃的运河船的路上蹑手蹑脚走着。网球鞋胶底在草地上全无一丝声响。其间有一家开着收音机,是我听到的唯一算是声_的声音。收音机播放的是人生咨询节目。一个中年男人的语声,在列举其岳母的种种不是。我只听得只言片语。似乎岳母六十八岁,被赛马迷得魂不守舍。走过这家之后,收音机渐次变小,俄而消失。也不光是收音机声,原本应存在这世界某处的中年男子和赛马狂岳母也好像一点点依稀莫辨,了无踪影了。

  不多时,我来到空房跟前。空房依旧静悄悄坐落在那里。木板套窗钉得风雨不透的这座二层楼房,以摇摇欲坠的灰色雨云为背景,心事重重地矗立不动。看上去仿佛很久以前~个暴风雨之夜在海湾触礁而就势被抛弃的货轮。倘若不是院里的杂草比上次看时长高,即使说时间由于某种原因而单单在此停滞不前我或许也会相信。几天持续不断的梅雨,使得草叶闪着鲜亮的绿光,向四周释放出唯独植根于泥土的生物方能释放的肆无忌惮的气味。草浪正中间位置,石雕鸟仍以上次那个姿态展翅欲飞,但它当然已不存在飞的可能性。这点我明白,鸟也明白。鸟已被固定在那里,等待它的或是被搬或是被毁,此外它甭想离开这院子。若说还有动的东西,便是草尖上往来彷徨的落后于季节的白粉蝶。白粉蝶很像一个找东西却找着找着忘了找什么的人。大约迷迷糊糊找了5分钟后,蝶不知去了哪里。

  我口含柠檬糖,靠着铁丝篱笆观望一会院子。没有猫出现的动静,任何动静都没有。仿佛有一种强大的力将自然移动的水流不容分说堵塞在了这里。

  蓦地,我感觉背后好像有人。回头看时,却谁也没有。有隔着胡同的对面人家的院墙,有一扇小门,就是上次那个女孩扶手的门。门扇关着,墙内院里亦无人影。一切一切都噙着微微的潮气,悄无声息。杂草和梅雨味儿。我身上雨衣味儿,舌头底下溶化了一半的柠檬糖。每当大口吸气时,各种味儿便合而为一。我再次环顾四周,还是空无一人。侧耳谛听,远处传来直升机沉闷的声响。它们大概在云层上面飞行。这声响也慢慢远逝,俄顷又被笼罩在原来的沉默中。

  空屋四周的铁丝篱笆门扇也是铁丝网做的。试着一推,没费力就开了,简直像要请我进去。门仿佛在对我说:无所谓,容易得很,偷偷进来就行了嘛!不过,即便再是空屋,擅自踏入别人的房基地也属于违法行径。这点无须端出我不厌其详积蓄了将近八年的法律知识我也知晓,假如附近居民发现我在空屋院里而心生诧异报告警察,警察马上就会前来盘问。而我大概回答是在找猫,养的猫下落不明了,在附近转圈找一找。估计警察还将问我的住址和职业。那一来,我势必交待正在失业。而这一事实肯定使对方提高警惕。警察最近为极左恐怖分子搞得甚为神经兮兮。他们坚定地认为东京无处不有恐怖分子的庇护所,地板下藏着一批批来复枪和手制炸弹。弄不好甚至有可能往委单位打电话核实我所言的真伪。万一如此,久美子想必十分心烦意乱。

  可我还是走进院子,用手麻利地带好门。管它呢!发生什么发生时再说。要是想发生什么,就请发生好了!管它那么多!

  我一边观察周围动静一进缓缓穿越院子。踩草的网球鞋仍无一点足音。有几棵叫不出名的矮果树,有一方相当大的长势旺盛的草坪。但现在一切被草淹没,几乎分辨不出什么是什么。果树中有两棵给丑陋的转心莲缠得脱身不得,真担心就那么被缠死。沿铁丝网长成一排的金桂被虫卵污染得浑身雪白。小小的飞虫在耳畔令人心烦地嗡嗡了许久。

  我从石雕鸟旁穿过,来到房檐下一排白塑料圆榜前,拿起椅看了看。最上面的满是泥污,而隔一把下面的则没那么脏。我用手拂去表面灰尘,在这椅上落下身来。由于这位置有茂密的荒草掩护,从胡同看不见我。且在屋檐下面,不用担心淋雨。我坐在这儿,一边观望菲菲细雨中的院落,一边低声吹着口哨。好半天没意识到吹的什么曲子。但那是罗西尼的《贼喜鹊》序曲。莫名其妙的女郎打来电话时我边煮面条边吹的,也是这支曲。

  如此坐在谁也没有的院子里眼望杂草和石雕鸟吹起这不怎么拿手的口哨,觉得好像返回儿童时光。我置身于谁也不知道的场所,谁也看不见我。想到这里,心情变得格外宁静,很想往哪里抛块石子,瞄准什么扔一颗石子过去。打石雕鸟恐怕正合适。扔时不要用劲,打中也只是“咕”一声低响。小时候常常一个人玩这游戏。远远放一个空罐,往里边扔石子扔满为止。我可以百扔不厌地扔好几个小时。可现在脚下没有石子。应有尽有的场所根本不存在。

  我把脚搬到椅上,弓膝支着下巴,尔后闭目良久。依然不闻音响。闭目时的黑暗颇似布满阴云的天空,但发的色调较之浓些,而且每隔几分钟便有人前来改涂感觉上略为不同的灰色。有间杂金色的灰,有加进绿色的灰,有红色明显的灰。想不到竟存在这许许多多的灰。人这东西真是不可思议。只要闭目十来分钟,即可看到如此种类齐全的灰色。

  就这样,我一边欣赏灰色的样品,一边不假思索地吹着口D肖。

  “喂!”有人叫了一声。

  我赶忙睁眼,向一旁探出身子,透过杂草浓荫往铁丝网门口看去。门开了,大敞四开。有人随我进来。心跳陡然加快。

  “喂!”又是一声。女人的声音。她从石雕鸟背后闪身朝我走来。原来是上次在对面人家院子里晒太阳那个女孩。女孩上身同样是天蓝色阿迪达斯T恤,下面一条短裤,轻拽着一只脚。跟上次不同的是没戴太阳镜。

  “嗳,在这种地方干什么呀?”她问。

  “找猫。”我说。

  “真的?”她说,“我看不像。再说,在这种地方呆呆坐着闭眼吹口哨,猫又怎么找得到呢?”

  我有点儿脸热。

  “我倒怎么都无所谓,可给陌生人看见你这德性,怕是以为你是不是变态了。当心点哟!”她说,“不是变态吧,你?”

  “我想不是。”我说。

  她走到我身边,从檐下一排圆椅中花时间排了一把污痕少的,又仔细检查一遍,这才放在地面坐下。

  “还有,什么曲子不知道,可你那口哨,怎么也听不出旋律来。对了,你不至于是什么同性恋者吧?”

  “我想不是。”我说,“怎么问起这个?”

  “听说同性恋者吹不好口哨。那,可是真的?”

  “是不是呢?”我说。

  “你是同性恋者也好,变态者也好,什么我都不在乎。”她说,“你叫什么名字?不知名字不好称呼。”

  “冈田·亨。”我回答。

  她在口中重复了几遍我的名字。“名字不怎么响亮,是不?”

  “可能。”我说,“不过冈田·亨这名字,很有点战前外务大臣的味道。”

  “那种事我可不明白,历史我不拿手。算了算了,这个。可你还有什么外号没有,冈田·亨先生?有没有容易上口的什么回……”

  我想了想,外号却是一个也想不出来。生来至今,从来没被人取过外号。为什么呢?

  “没有。”我说。

  “例如黑熊啦青蛙啦?”

  “没有。”

  “瞧你瞧你,”她说,“就想一个嘛!”

  “拧发条鸟。”我说。

  “拧发条鸟?”她半张着口看我的脸,“什么呀,那是?”

  “拧发条的鸟嘛,”我说,“每天早上在树上拧世界上的发条,吱吱吱吱吱吱地。”

  女孩再次凝视我的脸。

  我叹了口气。“忽然想起的罢了。而见那鸟每天都来我家附近,在邻居树上吱吱吱吱吱吱地叫。不过还没有人看见过它什么样。”

  “唔——”她说,“也好。也够拗口的了,但总比冈田亨强好多,拧发条鸟!”

  “谢谢。”我说。

  她把腿提到椅上,下颏搭于膝盖。

  “那么你的名字呢广我问。

  “笠原May”她说,“5月的May。”

  “5月出生的?”

  “还用说!要是6月出生的,取个5月份名字,岂不多此一举!”

  “那倒是。”我说,“你还没到学校去!”

  “一直在观察你呢,拧发条鸟。”笠原May所答非所问。“从房间里用望远镜看你打开铁丝门进这院子来着。我手上总带一个小望远镜,监视这胡同里的一切。你或许不晓得,其实这里有不少人出出入人呢。不光人,动物也不少。你一个人坐在这种地方干什么呀,到底?”

  “闹得无聊。”我说,“想想往事,吹吹口哨。”

  笠原May咬了下指甲:“你是有点怪。”

  “没什么怪,人人如此。”

  “也许。不过没人特意进到附近空屋院子里吹什么口哨。只是闲得无聊,只是想回想往事,想吹口哨的话,在自家院里不也可以的么?”

  的确言之有理。

  “不管怎样,绵谷升猫还没有回家呀?”她问。

  我摇摇头说:“你就没有看见我家的猫,那以后?”

  “茶色带花纹尾巴尖有点弯曲的家伙吧?一次也没看见。一直留神看来着。”

  笠原May从短裤袋里掏出短支“希望”,拿火柴点燃,不声不响吸一会烟,然后盯住我问:“你头发没有变稀?”

  我下意识地摸了下头发。

  “不对,”笠原May说,“不是那儿,是额头上边。你不觉得后退得过分了?”

  “没太注意。”

  “肯定从那儿秃上去,知道的,我。你这种情况,要这样一步步向后发展。”她一把抓起自己头发往后拽着,把露出的白额头对着我。“最好注意些。”

  我试着把手放在自己额头上边那儿。经她如此一说——也许神经过敏——额上的头发是好像比以前多少有所后退。我有点沉不住气。

  “叫我注意,可怎么个注意法呢?”

  “噢,实际上也是没办法注意的。”她说,“没有针对秃头的对抗性措施。秃的人秃,秃的时候秃。就是说,无可抗阻。不是常说精心护理就可以不秃的么?纯属扯谎骗人!不信你去新宿站观察一下那里横躺竖卧的流浪汉伯伯好了,一个秃的都没有。你以为那些人会每天每日用什么克里尼克什么萨森洗发香波?会每天每日咋嗤咋嗤涂什么护发剂?那玩艺儿不过是化妆品厂家花言巧语存心用来从头发稀少人口袋里掏钱罢了。”

  “说的是。”我心悦诚服,“不过你对秃头怎么了解得这么详细?”

  “我嘛,近来一直在假发公司打临时工。反正不上学,有时间。征询意见搞调查什么的。所以对秃脑瓜的人相当详细,情报无所不有。”

  “去”

  “不过嘛,”说着,她把烟蒂扔在地上,用鞋底碾灭,“我打工的那家公司绝对不允许使用‘秃’这个词儿。我们必须说‘头发简约者’。这‘秃’字,略,是歧视性字眼。一次我开玩笑说了句‘头发不如意者’,结果给狠狠训了一顿。告诉我这种事可开不得玩笑。大家都在非常非常认真地工作。知道不?世上的人基本都是非常非常认真的哟!”

  我从衣袋里掏出柠檬糖,投一块进嘴,并问笠原May要不要,她摇摇头,又掏出烟来。

  “嗳,拧发条鸟,”笠原May说,“你是失业了吧?还在失业?”

  “还失业。”

  “可有认真工作的打算?”

  “有啊。”但我对自己的话有些没有信心,“不清楚。”我改口道,“怎么说呢,我觉得我恐怕需要思考的时间。自己都稀里糊涂,所以说不好的。”

  笠原May一时间边咬指甲边看我的脸。

  “哎,拧发条鸟,可以的话,下回和我一起去那家假发公司打零工可好?工钱虽不怎么样,但很轻松,时间上也相当随便。所以嘛,别想那么多,偶尔做点这样的事打发时光。说不定那时间里很多事情会变得明朗起来呢,又可换换空气。”

  “不坏,我想。“主意不坏。”我说。

  “OK,下次去接你。”她说,“你家在哪儿?”

  “不大容易说清,反正顺这胡同往前走,拐几个弯,左边有户人家停着一辆红色的思域牌本田汽车,车的前保险杠贴一道‘祈愿世界和平’字样的不干胶标语。再往前一户就是我家。没门对着胡同,得翻过预制块围墙。墙倒是比我稍矮一点儿。”

  “不怕,那样的墙保准一越而过。”

  “脚不痛了?”

  她发出叹气似的声音,吐了口烟。“放心。是我不愿上学故意装瘸的。在父母面前摆摆样子罢了。岂料不知不觉之间成了习惯,没人看的时候和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竟也那么装起病来。我嘛,是完美主义者。要欺骗他人,必须先欺骗自己,是吧?拧发条鸟,你算是有勇气的?”

  “没有多少。”我说。

  “过去就一直没有?”

  “过去一直没有,以后怕也一如既往。”

  “好奇心有吗?”

  “好奇心倒多少有一点。”

  “勇气和好奇心不是彼此彼此的么?”’

  笠原May说:“有勇气才有好奇心,有好奇心才有勇气,是不?”

  “或许。确实像有类似的地方。”我说,“在某种情况下,很可能像你说的那样,好奇心和勇气彼此难分难解。”

  “例如悄悄进入别人家院子的时候。”

  “是的,”我把柠檬糖在舌面上打个转,“悄悄送入别人家院子这种情况,看上去是好像好奇心和勇气同时付诸行动。有时候,好奇心掘起甚至驱使勇气。但是好奇心这东西稍纵即逝,而勇气则必须坚持走完漫长的路程。好奇心这玩艺儿同嘴上说得好听而实际上靠不住的朋友一个样,甚至有时候把你煎熬得死去活来,之后伺机逃得无影无踪。那样一来,往下你就必须一个人收拾自己的勇气拼搏下去。”

  笠原May沉思有时。“是啊,”她说,“事情的确可以这样想。”然后从椅子起身,用手拍拍短裤屁股沾的灰,朝下看我的脸说:“嗳,拧发条鸟,不想看吗?”

  “井?”我问。“井?”

  “有一眼枯井,这里。”她说,“我比较中意那井。你不想看看?”

  并在穿过院子再拐过空屋山墙往里的地方。是直径1.5米左右的圆形并,上面盖着厚墩墩的圆木板盖。盖上作为镇石压着两个水泥块。高出地面一米多的井裙旁,有一株老树摆出井之卫士样的架势。像是裸什么果树,名字不得而知。

  井亦如这房子所属的其他物件,看上去已被搁置以至弃置相当之久,令人产生一种不妨称为“灭顶式无感觉”的感觉。当人们不再投以视线的时候,无生物说不定变得更具无生物性质。假如以“被废弃的房子”为题将这儿的房子收进一幅画,这口井恐怕是省略不得的。看来它同塑料圆椅、石雕鸟、褪色板窗一样,在被人遗忘、废弃的时间里沿着时间缓缓的斜面朝着命中注定的毁灭无声无息地滑落下去。

  但我近前仔细看时,原来这并实际上要比周围物件的制作年代久远得多。大概还没有房子的时候井便早早存在于此了。就盖板来说都已十分古色古香。井壁虽然牢不可破地抹了水泥,但那似乎是在原有的什么壁面上——想必为了加固后抹上去的。就连井旁矗立的树都严然在强调自己比其他树资格老得多。

  搬去水泥块,撤掉两块半月形木板中的一块,手扶井裙探身往里俯视。但怎么也看不到井底,并看来不是一般的深,没等到底便被黑暗整个吞没了。我嗅了嗅,多少有股霉味儿。

  “没有水的,”笠原May说,“没有水的井。”

  不能飞的鸟,没有水的井,我想,没有出口的胡同,加上?

  女孩儿拣起脚前小砖头,投下井去。过一会儿才“砰”一声传出低沉而干涩的声音,只此一声。声音干干巴巴,简直可以放在手心搓碎。我直起身看着笠原May道:“怎么会没有水呢?干涸的,还是谁埋的?”

  她耸了下肩。“要是谁埋的,还不全埋上?这样半途而废只留个井口有什么意思,人掉下去岂不危险?你不这么认为?”

  “的确。”我承认。“那恐怕还是因为什么变故干涸的吧!”

  我忽然想起以前本田先生的话:该上之时,瞄准最高的塔上到塔尖;该下之时,找到最深的井下到井底。井姑且在这里找到一眼了,我想。

  我再次弯下腰,不自禁地静静俯视里边的黑暗。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大白天,竟有这般深沉的黑暗!我咳嗽一声,吞了口口水。咳嗽声在黑暗中发出仿佛他人咳嗽的回响。口水则残留有柠檬糖味儿。

  我把井盖盖回井口,水泥块也照原样压回去。快11点30分了,午间须给久美子打个电话。

  “差不多该回家了。”我说。

  笠原May略微签下眉头,说:“可以的,拧发条鸟,就回家好了。”

  我们穿过院子时,石雕鸟仍旧以干枯的眼睛瞪视天空。天空依然灰云密布,不见一丝空隙,雨早已停了。笠原May揪一把草叶,撕碎抛向空中。无风,碎叶又按原路一片片落回她脚下。

  “咳,这往下到天黑可还有好长时间哟!”她并不看我地说。

  “是有好长。”我说。

《奇鸟行状录》第06章 冈田久美子等如何生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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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田久美子如何生长、绵谷升如何生长的

我没有兄弟,很难想象已经成人并各自开始独立生活的兄弟姐妹是以怎样的心情相互交往的。久美子提到绵谷升时,脸上每每现出不无奇妙的表情,就好像误吞了什么怪味东西。至于那表情背后潜伏怎样的感情,我自然揣度不出。久美子知道我对她哥哥算是没有一丝一毫堪称好感的感情,并认为实属理所当然。就她本身而言,也绝对不欣赏绵谷升其人。所以,假如她同绵谷升之间不存在兄妹血缘关系,我想两人亲密交谈的可能性基本是零。但实际上两人是兄妹,遂使事态表现得有点复杂。

时下,久美子同绵谷升极少有实际见面的机会。我同妻的家人全无往来。前面说过,我是同久美子父亲吵了一架而彻底决裂的,吵得相当激烈。有生以来我同人吵架次数极其有限,但一旦交锋就十分投入,中间无法收兵。奇怪的是,在一吐为快之后,对她父亲倒没什么气了,只有如释重负——旷日持久的重负之感。憎恶也罢气愤也罢尽皆荡然无存,甚至觉得他的人生——不管采取在我看来如何不快如何愚昧的形式——恐怕也是相当不易的。“再也不见你父母了,”我对久美子说,“你想见是你的自由,与我无关。”冈久美子也无意去见。“也好,无所谓的。这以前原本也不是因为想见才见的。”久美子说。

绵谷升当时已经同父母住在一起,但丝毫没有参与我同其父亲的争吵,超然物外地遁去了哪里。这也不足为怪:绵谷升对我这个人根本就不怀有兴趣,拒绝同我发生个人关系,除非迫不得已。故而,在同妻娘家中断往来之后,我和绵谷升见面的起因就不复存在了。久美子也是同样。他忙,她也忙。况且两人的兄妹关系本来就不甚亲密。

尽管如此,久美子还是不时往学校研究室打电话找绵谷升说话。绵谷升也不时有电话打到她单位(往我们家是绝对不打的)。久美子每每向我汇报,什么今天给哥哥那里打电话啦,什么今天哥哥往自己单位打电话来啦之类。但我不知晓两人电话里谈的什么。我不特别问,她没必要也不特别说。

我并非对妻同绵谷升间的谈话内容有什么兴致,也并非对妻同绵谷升用电话交谈有什么不快。毋庸讳言地说,只是有点费解。久美子同绵谷升这两个无论怎么看都说不到一块儿的人之间究竟能有什么话题可谈呢?抑或那话题是通过所谓兄妹特殊血缘的过滤网方得以成立的不成?

我的妻同绵谷升虽是兄妹,但年龄相差九岁之多。也是因为久美子从小被祖父母领去抚育了好几年,两人之间看不出有什么类似兄妹亲情的东西。

本来不单是绵谷升和久美子兄妹两人的,中间还有一个算是久美子姐姐的女孩,大久美子五岁。就是说原是兄妹三人。但久美子三岁时以近乎寄养的形式离开东京去了父亲的父母家,由祖母一手抚养。后来她被告知,寄养的原因是由于她天生身体不大好,而空气新鲜的乡下对发育有益处。但久美子对此则不大想得通。因为她并非那么弱不经风,未曾患过什么大病,在乡下期间也不记得周围有人特别注意她的身体。

“无非借口罢了,想必。”久美子说。

时隔很久才从一个亲戚口里得知,原来久美子祖母同久美子母亲长期严重不和,久美子的寄养于新温老家,类似双方间的临时和约。久美子双亲暂时把她送过去来平息祖母的愤怒;而祖母也大概因将一个孙女留在身边而得以具体确认自己同儿子(即久美子父亲)间的纽带。久美子等于成了人质。

“况且,”久美子说,“已经有了哥哥和姐姐,没我一个也没什么不便。当然父母不是要把我扔掉,但以为我还小没什么要紧那种无所谓的心情我想是有的,所以才把我让了出去。这恐怕在多种意义上对大家都是最省事的方案。那种说法能让人相信?什么原因找不知道,反正那些人根本就不明白,不明白那将给小孩子带来多么糟糕的影响。”

她在新渴祖母膝下从三岁长到六岁。那绝非扭曲不幸的岁月。久美子是在祖母的溺爱下生长,且较之同年龄有距离的哥哥姐姐一起,同年龄相仿的堂姐妹一块儿玩耍反倒更为快活自在。直到该上小学年龄时她才终于返回东京。当时父母对久美子长期不在身边渐渐感到不安,便趁所谓为时不晚的时候硬把她领回东京。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晚了。定下返京前几星期时间里,祖母气急败坏,情绪亢奋到了极点。绝食,几乎通宵失眠。时而哭,时而大发脾气,时而一声不吭。有时候把久美子一把搂紧不放,却又突然拿尺子狠命打她胳膊、打得蚯蚓似地一道道肿起,继而对着久美子恶狠狠咒骂她母亲如何不是好东西。一会儿说不愿意放你走,看不见你还不如一死了之;一会儿又说再不愿见你,赶快滚到什么地方去!甚至拿出剪刀要扎自己的手腕。久美子全然闹不清自己周围到底要发生什么。

那时久美子所做的,便是把心一时封闭起来,断绝同外界的联系,不再想什么不再期待什么。事态的发展已远远超出她的判断能力。久美子闭起眼睛,塞起耳朵,停止思考。此后几个月的事她几乎全无记忆。她说不记得那期间发生了什么,一样也不记得。总之等她意识到时,她业已在新家里了。这是她本该在的家。这里有父母,有哥哥和姐姐。但又不是她的家,仅仅是新环境。

久美子尽管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使自己离开祖母而被领回这里的,但她本能地意识到已不可能重回新调那个家。问题是这新环境对于六岁的久美子几乎是她智能上无从理解的世界。同她迄今所在的世界相比,这个世界一切都面目全非,即使看上去相似的东西,动起来也截然不同。她无法把握这个世界赖以成立的基本价值观和原理,甚至不能同这个新家里的人交谈。

在这样的新环境中久美子长成一个沉默寡言不易接触的少女。她分辨不出谁可以信任准可以无条件地依赖,偶尔被父母抱在膝上心也松不开来。父母身上的气味是她陌生的东西。是那气味使她极度惶惶不安,甚至有时她憎恨那气味。家里边唯一能勉强使她敞开心扉的是姐姐。父母对久美子的难以接近感到困惑,哥哥甚至当时便已开始对她的存在采取近乎漠视的态度。唯独姐姐知道她不知所措,知道她静静呆坐在孤独之中。姐姐极有耐心地照料她。同她在一个房间睡觉,同她一点点这个那个说话,同她一起上学,放学回来看她做功课。每当久美子一个人躲在房间角落一连哭几个小时,姐姐总是在身旁静静抱紧她。姐姐是想尽可能打开一点妹妹的心。所以,假如姐姐不是在她回家第二年死于食物中毒,想必很多情况便明显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要是姐姐一直活着,我想我们一家会多少融洽些的。”久美子说,“姐姐当时虽是小学六年级,但已成为我们家的中枢性存在。如果她不死活到现在,我们很可能都比现在地道些。起码我比今天多少活得轻松。嗯,明白?从那以来我就始终在家人面前有一种负罪感,暗想自己为什么就没替姐姐死去呢?反正我这样活着也对谁都没有帮助,不能使任何人开心。而我父母也好哥哥也好,明明觉察到我有这种想法,也从没对我说一句叫人心暖的话。不仅如此,还每有机会就提起死去的姐姐。说她如何漂亮,如何聪明伶俐,如何惹人喜爱,如何懂得体贴人,如何会弹钢琴。知道么,也让我学钢琴来着。因为姐姐死后留一架钢琴在家里。可我对钢琴连兴趣都谈不上。我晓得自己不可能有姐姐弹得好,也不愿意——一证明自己所有方面都比姐姐低能。我当不了谁的替身,也不想当。但我的话家人压根儿就听不进去,我的话谁也不听的。所以,我至今都一看见钢琴就头疼,看见弹钢琴的人也头疼。”

从久美子口里听得这些话时,我对她家人气愤起来——气愤他们对久美子有过的行为,气愤他们对久美子没有过的行为。那时我们还没结婚,相识也不过才两个月多一点点。那是一个周日宁静的早晨,两人躺在床上。她像解绳疙瘩似地一个个慢慢摸索着讲起自己的少女时代,如此长时间谈自己对久美子来说还是第一次。那以前我对她的家她的生长过程几乎一无所知。对久美子我所知道的仅仅是她的沉默寡言,她的喜欢绘画,她笔直泻下的一头秀发,以及她左肩肿骨上的两颗痣。此外,对她来说,同我这次是第一次性体验。

说着说着,久美子轻轻哭了。我完全体会得出她想哭的心情。我抱着她,抚摸她的头发。

“要是姐姐还活着,我想你也肯定喜欢她。任何人都会看一眼就喜欢上她的。”久美子说。

“也可能那样,”我说,“但我反正就是喜欢你。这事再简单不过。这是我和你的事,同你姐姐毫不相关。”

之后,久美子好一会儿紧闭着嘴静静思索什么。星期天早上7点30分,所有声响都含有柔和而虚幻的韵味。我听得宿舍屋脊上有鸽的足音,听得远处有人呼唤狗的名字。久美子盯视天花板的某一点,实在盯视了许久。

“你喜欢猫?”久美子问。

“喜欢的,”我说,“非常喜欢。小时就一直养猫,跟猫一块儿玩,睡觉也一起睡来着。”

“哪有多好啊!我小时候也很想养猫,想得不行。可就是不让养。妈讨厌猫。活这么大,真正想得到的东西还一次也没到手过,一次也没有哟!不相信吧?你肯定想不出那是怎样的人生。而人对自己总是求不得这样的人生一旦习惯了,久而久之,甚至对自己真正需求什么都渐渐糊涂起来。”

我拉过她的手。“过去或许的确是那个样子。但你已不是小孩,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想养猫,选择可以养猫的人生就是。简单得很。你有这样的权利。是吧?”我说。

久美子凝眸注视我的脸,“是啊。”她说。

几个月后,我和久美子商量结婚。

如果说久美子在这个家庭里送走了曲折复杂的少女时代,绵谷升则在另外意义上度过了扭曲变形的少年岁月。他的双亲溺爱这个独生子。但并非仅仅是疼爱,还同时对他提出极多的要求。父亲的信念是:为了在日本这个社会中过上像样的生活,就必须极力争取优异成绩,极力把更多的人挤到一边去。这是他唯一的信念,对此深信不疑。

还是婚后不久从岳父口中直接听来的:人生来就谈不上什么平等,他说,所谓人人平等,不过是学校里教的官样文章,纯属梦吃。日本这个国家体制上固然是民主国家,但同时又是极度弱肉强食的等级社会。若不成为精英,在这个国家几乎就谈不上有什么生存意义,只能落得在石磨缝里被慢慢挤瘪碾碎,所以人们才往梯子上爬,哪怕多爬一格也好。这属于极为健康正常的欲望。一旦人们失去这种欲望,这个国家便只有坐以待毙。对岳父这个见解我未发表任何感想。他也并非要征求我的意见或感想,而仅仅是倾吐自己万世不变的信念。

那时我心想,此后很长时期自己都恐怕不得不在这个世上同这般人物呼吸相同的空气。这是第一步,而这一步不知将多少遍重复下去。想到这里,我从骨髓里产生一种疲惫感。这乃是浅薄的可怖的不可一世的哲学。其视野中不存在真正从根本上支撑这个社会的无名众生,缺乏对于人的内心世界、人生意义的观感察,缺乏想象力,缺乏怀疑的目光。然而此人由衷相信自己正确,无任何东西能撼动他的信念。

岳母是在东京山手养尊处优中长大的高级官僚之女,不具有足以反驳丈夫意见的见解和人格。至少依我的观察,她对于大凡超越自己自力所及范围的事物(实际上她也是高度近视)不具有任何见解。在需要就相对广大的世界表达自己看法时,他总是借用丈夫的意见。或许这样可以免使她给任何人添加麻烦。而她的缺点——如此类女性常常表现的那样——就是无可救药的虚荣。既然不具备自己的价值观,那么便只有借助他人的尺度和视角方能确定自己立足的位置。支配她头脑的仅仅是“自己在别人眼里如何”,如此而已。这样,她便成了心目中只有丈夫在省内地位和儿子学历的心胸狭窄的神经质女人。而大凡未进入她视野的,对于她便毫无意义可言、对于儿子,要求他进最有名的高中上最有名的大学。至于儿子作为一个人其少年时代是否幸福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怎样的人生观,则远在她想象力之外。如果有人对此流露出哪怕半点怀疑,她恐怕都将认真地气恼一番。在她听来,那无异于无端的人身侮辱。

就这样,父母往绵谷升幼小的脑袋里彻底灌满了他们大成问题的哲学和畸形世界观。两人的关心集中于儿子绵谷升一人身上。父母绝对不允许绵谷升甘拜任何人下风。在班级和学校这种狭小的空间都不能排名第一之人,如何能在更广阔的世界里独占鳌头呢!父亲如此训导。父母总是请最好的家庭教师,不懈地敲打儿子屁股。若是拿回优异成绩,作为奖赏儿子要什么买什么。儿子因此送走了物质上得天独厚的少年时代。但在这人生最为多愁善感的阶段,他无暇找女朋友,无暇跟同学纵情厮欢。他必须为继续保持第一名——仅仅为这一个目标而拼出吃奶力气。至于这样的生活绵谷升是否喜欢,我不得而知,久美子也不知晓。对她也好对父母也好以至对任何人也好,绵谷升都不会和盘托出自己的所思所想。不过,无论他喜欢还是不喜欢,恐怕除了这种生活他也别无选择。某种思维程序将因其片面性和单纯性而变得无可反驳,我认为。但不管怎样,绵谷升从名牌私立高中考入东大

父亲期望他大学毕业后当官或进入某大企业.但他选择了留校当学者的道路。绵谷升并不傻,较之踏入现实社会在集体中行动,还是留在需要系统性处理知识的技能和相对注重个人才学的天地里于自己更为适合。他去耶鲁的研究生院留学两年后返回东大研究生院。回国后不久依照父亲安排相亲结了婚,结果婚姻生活两年便告结束。离婚后他索性回家同父母住在一起。我第一次见到时,绵谷升业已成了一个相当奇妙的令人不快的角色。

距今三年前,即他三十四岁时写出一大本厚书出版了。书是经济学专著。我也拿到手翻过,老实说,完全如坠云雾。可以说每一页都令我不知所云。甚至文字本身都莫名其妙,无法卒读。不知是内容本身难以理解,抑或仅仅行文法屈资牙,总之叫人摸不着头脑。不料此书在专家中间却成了不大不小的话题。几个译论家写了书译,推崇备至,说该书是“以全新观点撰写的全新品种的经济学”。而对于我,就连书评所云何物都全然不得其解。不久,传播媒介开始将他作为新时代的宠儿加以介绍,甚至出现了几本专门阐释他这本书的书。他在书中使用的所谓“性经济与排泄经济”竟成了当年的流行语。报纸杂志为此发了专版专刊,将其捧为新时代的智囊人物之一。但我无论如何都不认为他们理解得了绵谷升这本经济学专著的内容,甚至怀疑他们是否翻开过一次。但对于他们这是无关紧要的。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绵谷升年轻并独身,脑袋聪明得写出了一本莫名其妙的书。

总之该书的出版使得绵谷升声名鹊起。他开始为五花八门的杂志写评论样的文章。还上电视充任经济、政治问题评论员。又过不久居然成了“焦点访谈”节目的正式聘员。绵谷升周围的人(也包括我和久美子)谁都没以为他会适合干如此风光无限的活计。大家认为他相对有些神经质,属于仅对专业性问题感兴趣的学者型人物。岂料一旦登上舆论宣传这方舞台,他居然将派给自己的角色演得直令人叹为观止。面对摄像机比面对现实世界远为显得游刃有余。我们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绵谷升如此神速的蜕变。出现在电视荧屏上的绵谷升身上包装着一看便知是价格昂贵做工考究的西装,扎着相得益彰的领带,架着文质彬彬的金丝眼镜,发型也变得新潮起来。想必身边有服装发型方面的专门顾问。因为这以前从来没见他穿过什么像样的衣服。不过,纵令是去电视台等场所的临时装扮,他也算是一拍即合地习惯了这种装扮了,就差没宣称自己一向如此风流倜傥。当时我暗忖这小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本来面目到底何处去了呢?

摄像机前他莫如说表现得沉默寡言。被问及意见时他使用的是浅显的词句和平明的逻辑,简明而扼要。人们高声争辩时他也总是那么沉着恬淡。不主动挑衅,让对手畅所欲言,最后才将对手论点一语击溃。神情和悦,语声安详,诸如给对方后背以致命一击的诀窍。而见反映在电视画面上时,不知何故,看上去他远比“实物”富有才气堪以信赖。长相虽算不得英俊潇洒,但身材颀长,显得发育极佳。一句话,绵谷升在电视这一舆论阵地找到了绝对适合自己的位置。传播媒介欢喜地接受了他,他也欢喜地接受了传播媒介。

然而我是讨厌读他的文章,讨厌在电视上看见他。他确实有才华有能力。我也承认。他能够用简短的语句在短暂的时间里将对方一拳击倒在地,具有瞬间捕捉风向的动物性直感。但若留心听他的意见看他写的东西,便不难发现其中缺乏连贯性。他不具有植根于深层信念的世界观。他所有的不过是将片面性思维系统进行整合组装而形成的货色。他可以根据需要刹那间将这一组装品改头换面。那是思维序列的巧妙组合,称为一门艺术亦未尝不可。但让我来说,那玩艺儿纯属儿戏。如果说他的见解有连贯性可言,其连贯性无非是“他的见解始终没有连贯性”;如果说他尚有世界观可言,其世界观不外乎“自己不具有世界观”。但反过来说,此类缺点甚至又是他的睿智性资产。所谓连贯性及稳固的世界观这种劳什子,对于传播媒介——将世间切成细小条块的传播媒介上的随机应变的机动战是不必要的。而无须背负这样的重荷于绵谷升便成了一大优势。

他没有任何需要保护的东西。故而可以调动全副神经投入纯粹的战斗行为。他只消进攻即可,只消打翻对手即可。在这个意义上,绵谷升堪称头脑敏捷的变色龙。根据对手颜色改变自身颜色,随时随地炮制出行之有效的逻辑,并为此动员所有的修辞手段。修辞手段大多是从某处炒买来的,在某种场合显然空洞无物。但他常如魔术师一般迅速而巧妙地取之于空中,当场指出其空洞无物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即使人们偶尔窥觉其逻辑的蒙骗性,也还是认为要比其他多数人阐述的正论(正论或许的确纯正地道,无奈要旨推进缓慢,大多情况下只能给视听众以平庸印象)远为新鲜,远为引人入胜。如此招法究竟得自何处我无从推测,但他确实熟知直接操纵民众感情的诀窍。大多数人易受何种逻辑驱使,他完全了如指掌。准确地说,这里无须逻辑,只要乔装打扮成逻辑即可。关键在于其能否调动民众的情绪。

他可以根据需要将深奥的学术用语之类的玩艺儿源源不断地排列出来。当然几乎任何人都全然不懂其正确含义,而他却能在这种情况下制造出“如果你们不懂,责任在于不懂的你们”这样的空气。也有时接二连三兜售一串串数字。这些数字已——一铭刻在他脑子里,而数字自是极具说服力的。但事后细想,数字的出处果真是公正的吗?或者说根据果真是可信赖的吗?对此从来没有过认真的讨论。数字那东西,或立或卧完全取决于引用方式。这点尽人皆知。然而由于其战术的天衣无缝,多数人都不可能轻易发觉其危害性。

如此巧妙的战术使我十分不快,但我无法将这不快恰如其分地讲给别人。我没有办法加以论证,恰如同不具实体的幽灵较量拳击,无论怎样出手都只能扑空。因为那里压根儿就没有实实在在的对手。我瞠目结舌地看着即使相当博学多识的人亦受其蛊惑。我为之不可思议为之坐立不安。

如此一来二去,绵谷升得以被视为最有才气的人物之一。对世人来说,连贯性那东西大约早已变得可有可无。人们追逐的是电视画面上展开的学识性击剑比赛,人们想看的是那上面灿然流动的鲜血。纵令同一人星期一和星期四所云牛头不对马嘴,恐也无人理会。

我同绵谷升第一次见面,是在我和久美子决定结婚的时候。我打算见她父亲之前见一次绵谷升。因我以为儿子自然比父亲同自己年龄接近,事先疏通一下,说不定能为我们周旋一二。

“我看还是别指望他好,”久美子有些难以启齿地说,“说我是说不好,总之他那人不是那种类型。”

“反正早晚得见面的吧?”我说。

“那倒是,倒的确是那样的……”久美子道。

“那就不妨试试,凡事试在先嘛!”

“怕也是,也许真的可行。”

打电话过去,绵谷升似乎对同我见面不大感兴趣。但还是说如果无论如何都想见,30分钟左右总可抽得出来。于是我们约定在御茶水站附近一家咖啡馆碰头。当时他还是没写出什么书的大学普通助教,衣着也不怎么光鲜。茄克口袋因长期插手而胀鼓鼓地平不下去,头发也长了两个星期的生长量。荠茉色港衫配蓝灰色苏格兰花呢茄克,颜色根本不谐调,完全是哪所大学都有的年轻助教那副寒酸相。大约他一大早就在图书馆查阅资料而现在稍稍抽身出来,眼睛似有些倦意。但仔细看去,眼底深处则透出锐利而冷峻的光。

自我介绍后,我说不久打算同久美子结婚。我尽可能坦诚地告诉他:自己时下在一家法律事务所工作,准确说来这并不符合自己的理想,尚处于自身摸索阶段。我这样的人要同久美子结婚也许近乎非分之想,但我爱她,自以为可以使她幸福,我们可以相互安慰,相互鼓励。

然而我的话似乎几乎未被绵谷升所理解。他抱着胳膊,不声不响听我叙说,我说完他也良久一动未动,仿佛在沉思其它什么。

在他面前,一开始我就感到甚不舒坦。想必是自己所处位置的关系。实际上对着初次见面之人开口就说想同你妹妹结婚也的确不可能令人心里舒坦。但在同他面对面时间里,我渐渐越过不舒坦之感而变得不快起来,一如释放酸臭气味儿的异物一点点沉积在胃底。并不是说他的言行举止刺激了我,我厌恶的是绵谷升这个人的这张脸。当时我直观地觉得此人脸上蒙着一层别的什么。脸出了差错,不是他真正的脸,我觉得。

可能的话,很想当下离席而去。但既然话已开头,便不能如此不了了之。于是我呷着凉了的咖啡,就此打住,等他开口。

“直率地说,”他以严然节约能源般低小的声音开腔了,“对你刚才所说的,我觉得一不很理解,二不太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种类不同的东西。但我想你恐怕又不理解也不感兴趣。从结论上简而言之,既然你想同久美子结婚,久美子想同你结婚,那么我对此既无反对的权利,又无反对的理由。所以不反对。也无须考虑。但希望此后不要对我抱有任何期待,不要再剥夺我个人的时间——这对我是再重要不过的。”

旋即他觑了眼表,欠身立起。也许他说法上多少有所不同,我未能连具体词句也——记住。但毫无疑问,这是他当时发言的核心,十分简明扼要。没有多余部分,没有欠缺之处。对他要表达的我已豁然领悟,对他对我这个人有怎样的印象也大致了然。

我们就此告别。

同久美子结婚使我成了此人的妹夫,自然此后亦有几次同绵谷升交谈的机会。其实那也算不上交谈。两人之间确如他所说不存在共同基盘。所以不论怎么谈也不成其为交谈。我们似乎分别用完全不同的语种说话。较之我们的所谓交谈,EricDolphy用低音单簧管音色的变化来向行将就木的达赖喇嘛讲解选择汽车发动机油的重要性或许多少有益且有效一些。

因同某人交往而情绪长期遭受干扰的情况在我几乎是没有的。由于心情不快而为某人感到气愤或焦躁当然也有,但都时间不长。我有能力(我想不妨称为能力。非我自吹,这绝不是轻易之举)将自身与他人作为分属截然不同领域的存在区别开来。就是说,当自己心生不快或焦躁不安之时,便将对方暂且移往同自己个人没有关系的另一领域。继而作如是想:好咧!今天我是不愉快不释然来着,但其原因已不在这里而打发去了别处,等以后慢慢查证慢慢处理好了!从而得以将自己的情绪暂时冻结起来。事后解冻慢慢查证过程中,情绪的确还有时受其困扰。但这已近乎例外。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大多东西都会挥发掉毒气而成为无害物,我自然迟早将其忘去脑后。

在已然过往的人生途中,我运用这种情感处理方式避免了许许多多不必要的麻烦,使我自身世界得以处于较为安详稳定的状态。以致我对自己拥有如此有效的方式感到不无自豪。

然而用在绵谷升身上,这一方式可以说全不奏效。我无法将绵谷升其人一举打入“与已无关的领域”,甚至适得其反,而由绵谷升将自己本身轻易打入“与己无关的领域”。这一现实使我焦躁不安。不错,久美子父亲是傲慢是令人不快,但他终归是固守单一信念的视野狭隘的小人物,所以我可以将他忘得一干二净。但绵谷升不同。他清楚地觉悟自己是怎样的存在,并且可能对我这个人的内涵亦有相当精确的了解。若他有意甚至足以把我打得体无完肤。他之所以未这样做,不外乎由于他对我毫无兴趣。我之于他,乃是个不值得他花费时间和精力打击的对手。我想我对绵谷升感到无奈和不安的原因即在这里。本质上他是卑鄙的小人,是个华而不实的利己主义者,然而显然比我本领高强。

同他见面之后好一段时间我都排遣不掉一种作呕感,就像嘴里硬是被人塞进一团催人反胃的毛毛虫。虫固然吐了,但感触仍留在口中。一连数日我一直在想这个绵谷升。努力去想别的也还

是非转回他身上不可。我去听音乐会,去看电影,和单位同事一起去看棒球比赛,喝酒,看一直想看而留着没看的书,然而绵谷升仍旧赖在我的脑海里。他抱着双臂,以泥沼样粘滞不祥的目光看着我。这使我烦躁不安,使我立足的地基剧烈地震荡。

其后见久美子时,久美子问我对她哥哥感觉如何。但我不可能直言相告。我很想向久美子问个水落石出,问他无疑罩在脸上的假面具,问其藏在假面具后面的扭曲变形的什么东西。我恨不得一吐为快,吐出心中的块垒和迷乱。但归终只字未吐。因我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是说不明白的,况且即使说得明白,恐也不宜对她说。

“的确有点和一般人不同。”我说。我本想再适当补充一句,却未想出。久美子也没有再问,只是默然点头。

我对于绵谷升的心情,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至今仍对他感到一如当初的无奈和不安,犹如低烧不肯退去。我家里没有电视机。但奇怪的是,每当我在什么场所无意中看一眼电视,里面未尝不有正在侃侃而谈的绵谷升;每当在哪里的休息室拿本杂志一翻,上面未尝不有绵谷升的照片不有绵谷升的文章。简直就像绵谷升埋伏在世界各个拐角处等着我,我甚至觉得。

OK,让我老实承认吧:或许我憎恶绵谷升。

《奇鸟行状录》第07章 幸福的洗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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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的洗衣店、加纳克里他的出现

  我将久美子的衬衫和裙子拿去站前的洗衣店。平时我是把要洗的东西送往附近一家洗衣店的。并非出于偏爱,只是因为离家近。而站前的洗衣店妻上班路上时常利用。上班途中交出,回家路上捎回。她说价钱虽贵一点儿,但工夫比家附近的考究。于是大凡自己珍惜的衣服,即使麻烦些她也拿去站前。所以这天我才决定专门骑自行车跑一次站前,料想她对我把她衣服送去那里是乐意的。

  我穿上薄些的绿色棉布裤,蹬上网球鞋,套上久美子从哪里拿回来的为唱片公司做广告用的巴·海伦黄色T恤,抱起衬衫裙子走出家门。洗衣店的主人仍用上次那般大的音量听JVC收录机。今早听的是安迪·威廉斯的磁带。我推开门时《夏威夷婚曲》刚完,正接着放《加拿大落日》。店主一边用圆珠笔往本子上一个劲写着什么,一边合着旋律很幸福地吹口哨。货架上堆积的盒式音乐磁带中可以看清部分曲名,如《塞吉奥·梅迪斯人《贝尔特·肯裴飞》和《101故事》。他大概是轻音乐的狂热爱好者。我不由心想,难道真有AlbertAyler、DenChry和CecilTaylor的热烈追随者成为站前商业街洗衣店主人这类故事吗?有也未可知。只是他们恐怕不大可能成为幸福的洗衣店主。

  我把绿花衬衫和鼠尾草色喇叭裙放在柜台上。他马上打开粗粗看了一遍,以工整的字体在传票写上衬裙字样。我喜欢字迹工整的洗衣店主,此外若再爱好安迪·威廉斯,简直无可挑剔。

  “是冈田先生吧?”他问。我说是的。他写上我的名字,把复写的那张撕下递给我。“下周二来取,这回请别忘取哟。”他说,“太太的衣服?”

  “嗯。”我应道。

  “蛮漂亮的颜色嘛。”他说。

  天空阴沉沉的。天气预报说有雨。现在9时30分都过了,仍有拿着公文包和折叠伞上班的人朝车站楼梯快步赶路。怕是上班时间迟些的工薪阶层吧。早晨就很闷热,但他们对此无动于衷,全都煞有介事地裹着西装,煞有介事地扎着领带,煞有介事地穿着黑皮鞋。我见到不少同我年龄相仿的职员模样的人,却没有一个人身穿巴·海伦T恤。他们西装领上别着公司徽章,腋下挟着《日本经济新闻》。月台铃响了,几个人跑上楼梯。我已经好久没目睹这类人的身影了。想来,这一个星期我只在家和自选商场和图书馆和附近区营游泳池之间走来走去。这星期我所见到的,全是主妇和老人和孩子和若干店主。我在这里站立片刻,怔怔打量穿西装扎领带的人们。

  好容易出来一次,我思忖是否该进站前的咖啡馆受用一杯早咖啡什么的,又嫌嚷嚷作罢。其实也并非很想喝咖啡。我看了看自己映在花店橱窗里的姿影,T恤下襟不知什么时候染了番茄汁上去。

  骑自行车回家途中,我情不自禁地用口哨吹起了《加拿大落日》。

  11时,加纳马尔他打来电话。

  “喂喂。”我拿起听筒。

  “喂喂,”加纳马尔他道,“是冈田先生府上吗?”

  “是的,我是冈田亨。”第一声就听出打来电话的是加纳马尔他。

  “我叫加纳马尔他,上次失礼了。访问,您今天下午有什么安排吗?”

  我说没有,如候鸟没有用来抵押的资产,我也没有所谓安排。

  “那样的话,今天1点我妹妹加纳克里他去府上拜访。”

  “加纳克里他?”我以干涩的声音问。

  “我妹妹,前几天给您看过照片的,我想。”

  “你妹妹我倒是记得,不过……”

  “加纳克里他是我妹妹的名字。妹妹作为我的代理前往拜访,1点钟可以吗?”

  “可以是可以……”

  “那就这样吧。”加纳马尔他放下电话。

  加纳克里他?

  我拿出吸尘器吸地板,整理房间。把报纸归在一处,用绳子捆了扔进壁橱。将散乱的音乐磁带放到架上排列好。在厨房把要洗的东西洗了。然后淋浴,洗头,换上新衣服。又新煮了咖啡,吃了奶油三明治和煮鸡蛋。吃罢坐在沙发上翻看《生活指南》,考虑做何晚餐。我在“羊栖菜·豆腐色拉”那里划了个记号,在采购备忘录上写下所需材料。打开调频收音机,迈克尔·杰克逊正在唱《什利·金》。我开始想加纳马尔他,想加纳克里他。见鬼,这不简直成了相声搭档!加纳马尔他、加纳克里他。

  毫无疑问,我的人生是在朝奇妙的方向发展。猫跑了,莫名其妙的女郎打来莫名其妙的电话。同一个不可思议的女孩相识并开始在胡同一座空屋进进出出。绵谷升强奸了加纳克里他。加纳马尔他预言领带失而复得。妻告诉我不工作也未尝不可。

  我关掉收音机,把《生活指南》放回书架,又喝了杯咖啡。

  五时整,加纳克里他按响门铃。果然同照片上的一模一样,个儿不高,年纪大约不超过二十五岁,样子很文静,而且一看即知她惟妙惟肖地保持着60年代初期打扮。如果以日本为舞台拍摄《美国怀旧》,加纳克里他想必可以凭这副打扮被评选为特约演员。她一如照片上那样头发蓬蓬松松,发端略微上翘。脑后的头发被紧紧拽往脑后,卡了一把闪烁光辉的发夹。黑色的眉毛用眉笔勾勒得跃然脸上,染睫毛油渲染出不无神秘意味的眼影,口红也恰到好处地再现当时的流行色。若让她拿起麦克风,很可能径自唱起《安琪儿乔尼》。

  当然,她的衣着要比其化妆简朴得多普通得多,甚至可以说是事务性的。上身是式样简单的白衬衫,下身是同样简单的绿色紧身裙,饰物之类一概没有。腋下一个白色的漆皮包,脚上是白色的尖头船形鞋。是小号的,后跟尖尖细细如铅笔芯,同玩具鞋无异。我不由大为折服:穿这样的东西居然也能走到这里来。

  较之照片,真人远为漂亮,漂亮得说是模特都不为夸张。看见她,恍若在看往日的东宝电影:加山雄三和星由里子出场了,汤本九郎扮演送外销饭的伙计,这当儿戈吉拉扑上前来……

  不管怎样,我把克里他让进家中,请她在客厅沙发坐下,热了咖啡端上。我问她吃了午饭没有。因看上去她总好像还空着肚子。她说还没吃。

  “不必介意,”她慌忙补充道,“不用管我的,午间一般只吃一点点。”

  “真的?”我说,“做三明治不费什么事,用不着客气。这类小东西我早已做惯了,手到擒来。”一她轻轻摇了好几下头,说:“谢谢您的好意。真的没有关系,请别再张罗,咖啡就足可以了。”

  吃罢饼干喝完咖啡,她多少显得舒缓下来。

  “今天我是代替姐姐来的。”她说,“我自称加纳克里他,加纳马尔他的妹妹。当然这不是我的原名,原名叫加纳细子。现在的名字是给姐姐当帮手之后才启用的。怎么说呢,算是职业用名吧,和克里他岛没什么关系,也没去过克里他岛。只是姐姐用了马尔他那个名字,就适当选了个相关的称呼。克里他这个名字是马尔他给选的。对了,冈田先生您去过克里他岛吗?”

  很遗憾,没去过,我回答。没去过,短时间也没有去的打算。

  “克里他岛迟早要去一次。”她说,旋即以甚为一本正经的神情点了下头。“克里他是希腊距非洲最近的海岛,是个大岛,古代文明很发达。姐姐马尔他也到了克里他岛,说那里好极了。风大,蜂蜜特别香甜。我特别喜欢蜂蜜。”

  我点头。我不怎么喜欢蜂蜜。

  “今天来有一事相求,”加纳克里他说,“请允许取一点府上的水。”

  “水?”我问,“你是说自来水?”

  “自来水就行。此外如果这附近有井,也想取一点井水。”

  “我想附近没有井,但在别人家院子里倒是有一眼,不过干了出不来水。”

  加纳克里他以颇有些复杂的眼神看着我,“那并真的出不来水么?的确是那样的?”

  我想起女孩往井里扔砖块时那“砰”一声干巴巴的声响,说:“的确干涸了,没错儿。”

  “也罢。那就取府上自来水好了。”

  我领她走进厨房。她从白漆皮包里拿出两个小瓶样的容器,往一个里装满自来水,小心翼翼拧紧盖子。然后她说想去浴室。我把她领进浴室。浴室晾满妻的内衣裤和长筒袜,加纳克里他并不介意,拧开水龙头往另一瓶里灌了水。拧好瓶盖。倒迹素看是否漏水。两个瓶盖颜色不同,以区别浴室水和厨房水。装辑室水那个是蓝色,装厨房水那个是绿色。

  折回客厅,她把两个小药瓶塞进小小的塑料冷藏盒,封好拉链式盒盖,很珍贵似地收入白漆皮包。随着“咋”一声脆响,皮包卡口合上。看那手势,不难知道同样作业她不知重复过多少次。

  “这就行了?”我问。

  “嗯,现在这就行了。”说罢,加纳克里他理一下裙摆,做出要挟包从沙发立起的姿态。

  “等等,”我说,我全然没料到她将如此唐突地离去,很有点狼狈,“请等一下,猫的下落以后怎么样了?老婆很想知道。不见都快两个星期了,要是有一点点线索,务请指点才好……”

  加纳克里他生怕人抢走似地挟着漆皮包注视我的脸,随后微微点了几下头。一点头,下端卷起的头发像60年代初期流行的那样蓬蓬松松地摇摇颤颤。而一眨眼,又黑又长的假睫毛便如黑奴手上的长柄扇慢慢一上一下。

  “直言相告,姐姐说这话讲起来恐怕比眼睛看到的还要长。”

  “比眼睛看到的还要长?”

  “还要长”这一说法,使我联想起一望无际且一无所有的旷野上唯一高高耸立的木桩。随着太阳的西斜,桩影迅速伸长,前端早已肉眼看不见了。

  “是的。因为这不仅仅限于猫的失踪。”

  我有些困惑。“可我只是希望弄清猫的下落。仅此一点。猫找到就可以了。如果死了,我想核实一下。这怎么会变得还要长呢?我不明白。”

  “我也不大明白。”说着,她把手放在头上闪闪发光的发夹上,稍稍往后推了推。“但请你相信我姐姐。当然不是说姐姐无所不知。不过既然姐姐说‘讲起来话长’,那么那里边就的确应有‘讲起来话长’的情由。”

  我默然颔首,再无话可说。

  “您现在忙吗?往下可有什么安排?”加纳克里他以郑重其事的语调问。

  “一点也不忙,什么安排也没有。”我说,不错,我是打算在妻回来之前去附近自选商场买几样东西,做羊栖菜·豆腐色拉和里加托尼虾番茄酱。但一来时间绰绰有余,二来并不是非做不可。

  “那么,就稍说说我自身的事好么?”加纳克里他道。她把手里的白漆皮包放在沙发上,手交叉置于绿色紧身裙的膝部,两手的指甲染成好看的粉红色,戒指则一个也没戴。

  “就请说吧,”我说。

  于是我的人生——加纳克里他按门铃时我便已充分预料到了——愈发朝奇妙的方向伸展下去。

《奇鸟行状录》第08章 关于痛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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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纳克里他的长话、关于痛苦的研究

  “我生于5月29日。”加纳克里他开始讲述,“二十岁生日的晚上,我决心中断自己的生命。”

  我把换上新咖啡的咖啡杯放在她面前。她往里放进牛奶,用羹匙缓缓搅拌,没加糖。我像平日那样不加糖也不放奶,干喝一口。座钟发出“嗑嗑嗑”干涩的声音叩击时间的墙壁。

  加纳克里他目不转睛地逼视我说:“还是按顺序从更早一点讲起吧,也就是从我的出生地、家庭环境讲起,好吗?”

  “请随便讲好了。无拘无束地、水到渠成地。”

  “我们兄妹三人,我是老三。”加纳克里他说,“姐姐马尔他上边有个哥哥。父亲在神奈川县开一家医院。家庭方面不存在任何问题。一个普普通通的随处可见的家庭。父母崇尚勤劳,做人十分认真。对我们管教虽严,但在不给别人添麻烦的情况下,小事情上我觉得还是允许我们有一定自主性的。经济上比较宽裕,但父母的方针是不铺张浪费,不给孩子不必要的钱,过的是莫如说更接近简朴的生活。

  “姐姐马尔他比我大五岁,她从很小时候就多少有与人不同的地方。她可以说中很多事情:刚才几点几点病房有患者去世啦,不见了的钱包掉在哪里哪里啦,简直百发百中。起始大家觉得有趣,如获至宝似的,但不久就渐渐有点害怕起来。父母告诉她不可在别人面前说(那种没有确切根据的事)。况且父亲身为医院的院长,从这个角度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女儿具有这种超自然能力。从那以来马尔他就紧紧闭上了嘴巴,不仅不说(那种没有确切根据的事),就连家常话也几乎不参与了。

  “只是,马尔他对我这个妹妹畅所欲言。我们姐妹很要好。她先说千万别跟别人说哟,然后悄悄告诉我什么附近不久会有火灾啦,住在世田谷的婶母病情要不妙啦等等。实际上也给她说中了。我还是个孩子,觉得好玩得不得了,根本就没感觉什么不是滋味什么不寒而栗。从我刚一懂事,就一直跟马尔他形影不离,一直听她的(预言)。

  “马尔他这种特殊能力,伴随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强。但她不懂得如何对待自己身上的这种能力,不懂得如何发挥,始终为此感到烦恼。她不能找人商量,不能请人指教。在这个意义上,十几岁二十来岁的她是个非常孤独的人。马尔他必须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解决这一切,必须自己一个人找出所有答案。在我们家里,马尔他生活得绝不幸福,心情一刻也松弛不下来。她必须抑制自己的能力,躲开别人的注意。正像一棵总想往大长的植物被按在小花盆里栽培。这是不自然的,错误的。马尔他只明白一点,就是自己必须尽早尽快脱离这个家。她开始认为世界某处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正常天地,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过他必须乖乖忍到高中毕业。

  “走出高中,马尔他没上大学。她决心单独去外国另辟新路。但我的父母过的都是极其常规的人生,不可能轻易答应她。于是马尔他千方百计攒钱,瞒着父母偷偷远走高飞。她先到夏威夷,在考爱岛住了两年。因为她从一本书上得知考爱岛北海岸有个水较好的地方。马尔他从那时就对水怀有极浓的兴趣。她坚信水的成份对人的存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决定在考爱岛生活。考爱岛里边当时还有个不大的嬉皮士团体,她就作为团体的一员生活在那里。那里的水给马尔他的灵性很大的影响。她可以将水纳入体内从而使肉体与灵性‘更加融合起来’。她写信告诉我那里实在妙不可言,我读了也十分高兴。但过了不久,她就不很满足于那个地方了。那里确实美丽而平和,人们摈除物欲追求精神的恬适。然而人们又过于依赖致幻剂和性的放纵。而这是加纳马尔他所不需要的。于是两年后她离开了考爱岛。

  “接着她到了加拿大,在美洲北部各处转了转,然后去了欧洲大陆。她每到一地都喝那里的水,发现好几处出水极好的地方。但都不是完全的水。马尔他就这样不断旅行。钱用完了,就占卜算卦,从失物和寻人的人手里取得酬金。她并不喜欢拿取酬金。将天赋能力换为物质决不是好事。但当时她别无谋生手段。马尔他的卜算在哪里都得到好评,弄钱没费多少时间。在英国还帮了警察的忙,找出埋藏一个失踪小女孩尸体的场所,还在那附近找到犯人掉下的手套。结果犯人被捕,很快招供,还上了报纸呢!下次有机会给您看看那块剪报。就这样她在欧洲四处流浪,最后来到马尔他岛。到马尔他已是她离开日本第五个年头了。那是她找水的最后一站。那儿的情况您一定听马尔他讲过了吧?”

  我点下头。

  “马尔地流浪期间给我写信——因故写不成的时候除外——一般每星期都写一封长信来。写她现在哪里干什么。我们是对十分要好的姐妹。虽说天各一方,但信使我们息息相通,在某种程度上。信写得真好,您读了也会了解到马尔他是何等难得可贵的好人。我通过她的信了解了世界的丰富多彩,知道了形形色色有趣的人物。姐姐的信就是这样给我以鼓励,帮助我成长。在这点我深深感谢姐姐,不想否认。不过,信总归是信。在我一二十岁最艰难的阶段最需要姐姐在身边的时候,姐姐始终远在天边。伸手摸哪里也没有姐姐。在家中我孤零零一人。我的人生是孤独的。我送走了充满痛苦的——这痛苦一会儿再细说——青春时代,没有人可以商量。在这个意义上我和姐姐同样孤独。假定那时有马尔他在旁边,我想我的人生肯定同现在多少有所不同。她会提供中肯的建议,把我救出困境,可现在再怎么说也是没用的了。正如马尔地必须自己一个人寻求自己的出路,我也必须自己一个人找到自己的归,二十岁时我决心自杀。”

  加纳克里他拿起咖啡杯,喝里边剩的咖啡。

  “好香的咖啡嘛!”她说。

  “谢谢。”我装作不经意地说,“有刚煮好的鸡蛋,可以的话,尝尝好么?”

  她略一迟疑,说那就吃一个吧。我从厨房拿来煮蛋和盐末,往杯里倒咖啡。我和加纳克里他慢慢剥鸡蛋吃,喝着咖啡。这时间电话铃响了,我没接。响了15或16次后蓦然而止。加纳克里他看上去根本就没意识到电话铃响。

  吃罢鸡蛋,加纳克里他从白色的漆皮包里掏出小手帕拭下嘴角,还拉了拉裙摆。

  “下决心死后,我准备写遗书。我在桌前坐了一个多小时,想写下自己寻死的原因。我要留下话说自己的死不怪任何人,完全由于我自身的缘故。我不希望自己死后有人误以为是自己的责任。

  “然而我没能把遗书写完。我反复改写了好多次。但无论怎么改写,都觉得十分滑稽好笑。甚至越是认真地写,越觉得滑稽。最终,决定什么也不写。考虑死后如何又有什么用呢!我把写坏的遗书统统撕得粉碎。这其实很简单,我想,不外乎因为自己对人生失望罢了。我无法继续忍受自己的人生持续施与自己的种种样样的痛苦。20年时间里我始终遭受这些痛苦。我的所谓人生,无非长达20年痛苦的连续。而在那之前我一直努力忍受痛苦。对努力我绝对怀有自信,我可以拍着胸口在这里断言:我努力的程度敢和任何人相比。就是说我没有轻易放弃抗争。可是在迎来20岁生日那天我终于这样想道:实际上人生并不具有我付出如此努力的价值,20年简直活得一文不值,这些痛苦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

  她一时沉默下来,摆正膝上白手帕的四个角。垂头时,黑黑的假睫毛便在她脸上投下安详的阴影。

  我清清嗓子,很想说点什么,又不知说什么好,遂默然不语。远处传来拧发条鸟的鸣声。

  “我决心死完全由于痛苦。由于疼痛。”加纳克里他说,“但我所说的痛不是精神上的痛,不是比喻性质的痛,我说的痛纯粹是肉体上的痛,单纯的、日常的、直接的、物理的、因而实实在在的痛。具体说来,有头痛、牙痛、月经痛、腰痛、肩酸、发烧、筋肉痛、烫伤、冻伤、扭伤、骨折、跌伤……就是这类痛。我远比别人频繁而强烈得多地体验这种种痛苦。例如,我的牙似乎生来就有毛病,一年到头总有地方痛。即使刷得再仔细次数再多再少吃甜东西,也还是无济于事。无论怎么预防都必得虫牙。加之我又属于麻醉药不大见效的体质,看牙医对我真就像是噩梦。那实在是无可形容的痛苦,是恐怖!此外月经痛也非同小可。我的月经极端地重,整整一个星期下腹部都像有锥子往里钻似地痛。还有头痛。您恐怕很难明白,那实在痛得叫人掉泪。每个月都有一个星期遭受这严刑拷打般的痛苦。

  “坐飞机时,气压的变化总是把脑袋弄得像要裂开似的。医生说大概是耳朵结构的问题,说如果内耳结构对气压变化敏感,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乘电梯也经常如此。所以即使上很高的楼我也不乘电梯。一乘脑袋就痛得像要四分五裂像血要从里边喷出。另外,一周还至少有一次胃痛,一绞一绞地痛,早上简直起不来床。去医院查了几次,都查不出原因。医生说可能是精神因素造成的。不管什么原因,反正痛是照样痛。然而在那种情况下我也坚持上学。因为要是一痛就不上学,差不多就别想上学了。

  “撞上什么东西,身体必定留下痕迹。每次对浴室镜子照自己身体时,都恨不得哭上一场,身上就像开始腐烂的苹果,到处黑一块紫一块。所以我不愿意在人前穿游泳衣,懂事后就几乎没去游过水。脚的大小左右不一样,每次买新鞋都伤透脑筋,很难买到左右差那么多的。

  “这么着,我极少参加体育活动。上初中时一次硬给别人拉去溜了一次冰,结果滑倒跌伤了腰,那以来每到冬天那个部位就一剜一剜地痛得厉害,就像一根粗针猛扎进去一样。从椅子起立都跌倒好几次。

  “还严重便秘,三四天排一次,除了痛苦没别的。肩酸也非比一般。酸起来肩简直硬成一块石头,站都站不稳,可躺下也还是受不了。过去从什么书上得知中国有一种刑罚,把人好几年关在狭窄的木笼里。我想那个痛苦大概就是这种滋味。肩酸最厉害时几乎气都喘不上来。

  “此外不知还能举出多少自己感受过的痛苦。不过没完没了尽说这个您怕也觉得枯燥,还是适可而止吧。我想告诉您的是:我的身体百分之百是一部痛苦记录簿。所有所有的痛苦都降落在我头上。我想自己是在被什么诅咒。无论谁怎么说,我都认为人生是不公平不公正的。假如全世界的人都同我一样背负痛苦活着,我也未尝不能忍受。可是并非如此。痛是非常不公平的东西。关于痛我问过很多很多人,但谁都不晓得真正的痛是怎么回事。世上大多数人平时都几乎感觉不到什么痛。得知这点(明确认识到是在刚上初中的时候)我悲伤得差点儿落泪。为什么单单我一个人非得背负如此残酷的重荷活下去不可呢?可能的话,真想一死了之。

  “但同时我也这么想来着:不怕,这种情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肯定哪天早上醒来时痛苦会不告而辞地突然消失,而开始无忧无虚无苦无痛的全新的人生,可我毕竟对此没有足够的信心。

  “我一咬牙如实告诉了姐姐。说自己不情愿活得这么辛苦,问到底怎么办才好。马尔他想了一会,对我这样说道:‘我也觉得你确实出了什么差错。至于错在哪里,我还弄不清楚,也不知道如何是好。我还不具有做出那种判断的能力。我能说的只是——无论如何你都最好等到二十岁,熬到二十岁再决定各种事情。’

  “这样,我就决定死活熬到二十岁再说。可好几年过去,情况半点也不见好转。不但不好转,反而痛得变本加厉。我明白过来的只有一点,就是‘伴随身体的长大,痛苦的量也相应增大’。但8年时间我都挺过来了,我尽量注意去发掘人生美好的一面。我已不再对任何人发牢骚,再痛苦我也总是努力面带微笑。哪怕痛得站立不稳我也迫使自己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反正哭也罢发牢骚也罢都减轻不了痛苦,而徒然使自己更加窝囊委屈。通过这样的努力,我开始受到很多人喜欢。人们认为我是个老实和气的姑娘。比我大的人信赖我,同年龄的人不少和我成了朋友。要是没有痛苦,我的人生我的青春真可能充满阳光。可惜痛苦总跟着我,就像我的影子。每当我稍稍开始忘记的时候,痛苦就马上赶来猛击我身体某个部位。

  “上大学后我有了个恋人,大学一年级时失去了处女的贞洁。但那对我——当然在预料之中——彻头彻尾是一种痛苦。有过体验的女友告诉我忍耐一段时间就习惯了,习惯了就不痛了,不要紧。然而事实上忍耐多久痛苦都不肯离去。每次和恋人睡我都痛得直流泪,对性交也就完全没了兴致。一天我对恋人说我固然喜欢你,但这种痛我再不想遭受第二次了。他大为意外,说哪有这么荒唐的事,‘肯定是你精神上有什么问题,’他说,‘放松一点就行了,痛就没有了,甚至觉得舒坦。大家不都在干么,怎么可能就你干不了呢!你努力不够,说到底是太姑息自己了。你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罪于疼痛。呷噱这个强调那个又顶什么用呢!’

  “听他这么说,以前的忍耐一下子山洪暴发:‘开什么玩笑!’我说,‘你懂得什么叫痛苦!我感到的痛可不是一般的痛,我知道大凡所有种类的痛。我说痛时就真正地痛!’接着我一古脑儿说了以前自己体验过的所有的痛。但他似乎一样也理解不了。真正的痛这东西,没有体验的人是绝对理解不了的。就这样我们分了手。

  “随后我迎来了20岁生日。我苦苦忍耐了20年,总以为会有一个根本上的光辉转折,然而不存在那样的奇迹。我彻底绝望了,后悔不如早死!我不过绕着弯路延长自己的痛苦罢了。”

  一气说到这里,加纳克里他深深吸了口气。她面前放着蛋壳盘子,和喝光了的咖啡杯。裙子膝部放着叠得方方正正的手帕。她陡然想起似地觑了眼搁板上的座钟。

  “抱歉,”加纳克里他用低涩的声音说,“话比预想的长多了。再占用时间恐怕您也为难。废话连篇,不知怎么道歉才好……”

  说着,她抓起白漆皮包带,从沙发站起。

  “请等等,”我慌忙劝阻。不管怎样,我不愿意她这么有头无尾地就此结束,“如果介意我的时间,没有那个必要。反正今天下午空闲,既然说到这里了,就请最后说完如何?还有很长没说吗?”

  “当然很长。”加纳克里他站着俯视我道。她双手紧授包带。“不妨说,这还只算是序言吧。”

  我请她稍等一下,走进厨房。对着洗碗池做两次深呼吸,从餐橱拿出两个玻璃杯,放冰块进去,斟上冰箱里的橙汁,将两个杯放到小托盘上,端起折回客厅。这些动作是慢慢花时间进行的。但折回时见加纳克里他仍凝然仁立未动。当我把橙汁杯放在跟前时,她这才转变主意似地在沙发坐下,皮包放在旁边。

  “真的不要紧吗?”她确认似地问,“把话彻底讲完?”

  “当然。”我说。

  加纳克里他把橙汁喝了一半,开始继续下文。

  “不用说,我没有死成。我想您也知道,要是死成了,根本就不可能这么坐在这里喝橙汁。”说罢,加纳克里他盯视我的眼睛。我微笑表示同意。她继续说:“我要是按计划死去,问题也就最后解决了。死了,永远没了意识,也就再感觉不出疼痛了,而这正是我希望的。不幸的是我选择了错误的方法。

  “5月29日晚上9点,我去哥哥房间提出借车用一下。刚买的新车,哥哥脸色不大好看。我没管那么多。买车时他也向我借了钱,没办法拒绝。我接过车钥匙,钻进那辆闪闪发光的丰田MRZ,开车跑了30分钟。新车,才跑1,800公里。轻快,一踩加速板忽地冲上前去,正合我意。快到多摩川大堤的时候,我物色到一堵看上去坚不可摧的石墙。那是一座公寓楼的外墙,又碰巧位于丁字路口的横头。为了加速,我保持足够的距离,而后将加速板一踩到底,驱车一头扎向墙壁。我想时速应有150公里。车头撞墙的一瞬间,我失去了知觉。

  “然而对我不幸的是,墙壁远比外表酥软得多。大概工匠偷工减料没打好墙基,墙壁倒塌,车头一下成了馅饼。但仅此而已。墙壁不够硬,承受不住车撞。而且,也许我脑袋乱套了——竟忘了解安全带。

  “这样,我剩了条命。不光命剩了,身上还几乎完好无损。更奇怪的是,痛也几乎没有感到。真有点儿鬼使神差。我被送去医院,折断的一条肋骨很快接好了。警察来医院调查,我说什么也不记得。只是说也许把加速板错当刹车板踩了。警察对我的话全部信以为真。毕竟我才二十岁,拿驾驶执照还不过半年。再说表面上我怎么也不像想自杀那种类型,何况根本就没有系着安全带自杀的。

  “但出院后有几个伤脑筋的现实问题等着我。首先我必须代还那辆报废MRZ车的分期付款。糟糕的是由于同保险公司在手续上有一点出入,车还没进保险范围。

  “早知如此,借保险手续完备的外租车就好了!但当时没想到什么保险,更不至于想到哥哥找辆傻车没人保险而自己又自杀未遂。毕竟以150公里时速冲向石墙,能这么活下来已很是不可思议。

  “不久,公寓管理协会来单讨修墙费。付款通知单上写着1,364,294日元。这个我必须支付,须用现金马上支付。无奈,我向父亲借钱付了。但父亲这人在金钱上一丝不苟,叫我分期偿还。他说事故说到底是你惹出来的,钱要一元不少地好好还回!实际上父亲也没什么钱。医院当时扩建,他也正为筹款伤脑筋。

  “我再次考虑去死,这回一定死得利利索索。我打算从大学主楼15层跳下,死保准不成问题。我查看了好几次,找准一个可以下跳的窗口。说实话,我真险些从那儿跳下。

  “但当时有什么把我制止了,有什么发生变异,有什么爬上心头。‘有什么’在紧急关头恰如从后面拦腰抱住我似地将我制止。但我意识到这‘有什么’到底是什么却花了相当长时间。

  “疼痛没有了。

  “自那次事故住院以来,我几乎感觉不到疼痛。事情一个接一个,一时天昏地暗,致使我未能觉察到。但疼痛那东西的确认我身上不翼而飞了,头痛没有了,胃痛也没有了。连折断的肋骨也差不多感觉不出痛。我闹不清发生了什么。总之所有疼痛都消失了。

  “于是我想暂且活着试试。我来了兴致,想多少体味一下没有疼痛的人生是怎么一码事。死反正随时可死。

  “但对我来说,活着不死也就意味着还债。债款总共超过300万日元。这样,为还债我当了妓女。”

  “当妓女?”我愕然。

  “是的,”加纳克里他满不在乎地说,“我要在短时间内搞到钱。我想尽快还清债款,而此外我又别无立竿见影的弄钱手段。这完全没有什么好踌躇的。我认真地想死过,而且迟早也还是要死。那时也无非是对于没有疼痛的人生的好奇心使我暂且活着。同死相比,出卖肉体算不得什么。”

  “那倒也是。”

  加纳克里他用吸管搅拌着冰已溶化的橙汁,呷了一小口。

  “问个问题可以吗?”我问。

  “可以,请说好了。”

  “你没有就此跟姐姐商量过么?”

  “马尔他那时一直在马尔他岛修行。修行期间姐姐绝对不告诉我她的地址,怕分散注意力,妨碍修行。所以,姐姐在马尔他三年时间,我几乎没能给她写信。”

  “是这样。”我说,“不再喝点咖啡?”

  “谢谢。”加纳克里他说。

  我去厨房热咖啡。这时间我望着排气扇,做了几次深呼吸。咖啡热好后,倒进林子,同装有巧克力饼干的碟子一起放在盘上端回客厅。我们吃饼干喝了会咖啡。

  “你想自杀是什么时候的事呢?”我问。

  “20岁时,距今6年前,也就是1978年5月的事。”加纳克里他回答。

  1978年5月是我们结婚的月份。其时正值加纳克里他要自杀,加纳马尔他在马尔他岛修行。

  “我到热闹场所跟合适的男人打招呼,谈好价,就去附近旅馆上床。”加纳克里他说,“对性交我再也感觉不到任何肉体痛苦。不痛了,不像以前。快感也丝毫没有,但痛苦没有了,只是肉体的动作罢了。我为钱性交,对此没有任何负罪感。我被一种深不见底的麻木感笼罩着。

  “进款非常可观。第一个月我就存了差不多100万。如此持续三四个月,应该绰绰有余还完债。大学上课回来,傍晚上街,最迟不超过10点干完回到家里。对父母我说是在饭馆当女侍。谁也没有怀疑我。一次还钱太多难免惹人生疑,我就1个月只还10万,其余存入银行。

  “不料一天晚上,我仍像往常那样在车站附近正要向男人打招呼时,胳膊突然从背后被两个男的抓住。我以为是警察。但细看之下,原来是这一带的地痞。他们把我拉进小胡同亮出匕首样的东西,直接把我带到附近事务所。他们将我推进里边一个房间,扒光绑了,然后慢慢花时间强奸我,并把整个过程用摄像机录下来。那时间里我紧闭眼睛,尽量什么也不想。这不难做到。因为既无痛感又无快感。

  “之后,他们给我看了录像,说若我怕被公开,就得加入他们团伙。他们没收我钱包里的学生证,说要是说个不字,就把录像带拷贝寄到我父母那儿,把钱统统榨干。我别无选择。我说无所谓,照你们说的做就是。当时我真的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不错,加入到我们团伙里边做,或许到手的钱少些’,他们说,‘因为我们拿进款的七成。但你省去拉客时间,也不用担心给警察抓走,还给你找品质好些的客人。像你这样没个分晓地向男人打招呼,早晚要给人勒死在旅馆里!’

  “我再不用站街头了。只消傍晚到他们事务所报到,按他们说的去指定旅馆就行。他们给我找的确实是上等客。为什么不晓得,反正我受到特殊对待。外表上我看上去怯生生的,还似乎比其他女孩有教养。想必有不少客人喜欢我这种类型。别的女孩一天一般至少接三个客,我一天一两个也可以的。别的女孩手袋里装有BP机,一听事务所叫必须急忙赶到哪里一座低档旅馆,同来路不明的男人上床。而我大体上都是事先约好了的,场所也基本上是一流旅馆。也有时去哪座公寓一个套间。对象大多是中年人,个别时候也有年轻人。

  “每星期去事务所领一次钱。款额是没有以前多,但若加上客人单独给的小费,也还是够可以的。提出格要求的客人当然有,但我什么都不在乎。要求越是出格,他们给的小费就越多。有几个客人好几次指名要我。他们通常都是出手大方的人。我把钱分存在几家银行里。实际上那时候钞票已不在话下了,不过是数字的罗列罢了。我大约只是为确认自己的麻木感而一天天活着。

  “早上醒来,躺在床上确认自己身上是否有可以称为疼痛的感觉。我睁开眼睛,慢慢集中注意力,从头顶到脚尖依序确认自己肉体的感觉。哪里也不再痛。至于是疼痛不存在,还是疼痛本身存在而我感觉不到,我无由判断。但不管怎样,疼痛消失了。不仅痛感,任何种类的感觉都荡然无存。确认完起床,去卫生间刷牙。我脱掉睡衣,光身用热水淋浴。我觉得身体轻得很,轻飘飘的,感觉不出是自己的身体。就好像自己的灵魂寄生于不属于自己的肉体。我对着镜子照了照,但照在里边的人仿佛距自己很远很远。

  “没有疼痛的生活——这是长期梦寐以求的。然而实现之后,我却不能够在新的无痛生活中很好找到自己的位置。里边有一种类似错位——显然是错位——的东西。这使我不知所措。我觉得自己这个人好像同世界的任何场所都格格不久。以前我对这个世界深恶痛绝,日甚一日地憎恶它的不公平不公正。然而至少在那里边我是我,世界是世界。可现在呢,世界甚至不成其为世界,我也甚至不成其为我了。

  “我开始变得好哭。白天一个人去新宿御苑或代代木公园,坐在草坪上哭。有时一哭就是一两个小时。甚至哭出声来。往来的人直盯盯看着我也不在乎。我后悔那时没有死成。要是5月29日晚上一死了之该有多妙!而眼下在这麻木感的笼罩中,我连自行中断生命的气力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有的只是麻木不仁。我甚至不是我自己了。”

  加纳克里他深深吸了口气,拿起咖啡杯,往杯里俯视有时。尔后轻轻摇下头,把杯放回托碟。

  “见绵谷升先生也是那期间的事。”

  “见绵谷升?”我一惊,“作为客人?”

  加纳克里他静静点头。

  “可是,”我停了一会,默默斟酌词句,“不好明白啊!你姐姐跟我说你好像是被绵谷升强奸了的。莫不是另外一回?”

  加纳克里他拿起膝上的手帕,再次轻擦一下嘴角,继而窥视似地看我的眼睛,瞳仁里有一种让我困惑的东西。

  “对不起,能再来一杯咖啡?”

  “好的好的。”说着,我把茶几上的杯撤到盘里,去厨房热咖啡。我双手插进裤袋,倚着控水板等咖啡煮沸。当我手拿咖啡折回客厅时,沙发上的加纳克里他不见了,她的皮包她的手帕一切都不见了。我去门口看,她在那里的鞋也不见了。

  糟糕!

《奇鸟行状录》第09章 笠原May关于假发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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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的绝对不足与暗渠、笠原May关于假发的考察

早上送走久美子,我去区营游泳池游泳。上午是游泳池人最少的时间。游罢回家,在厨房煮了咖啡,边喝边反复思索加纳克里他尚未讲完的奇妙身世。我依序回想她的话。越想越觉得奇妙。但想着想着脑袋运转不灵了。困了。要晕过去似地困。我倒在沙发上闭起眼睛,很快睡了过去。我做了个梦。

梦中加纳克里他出现了。但最先出现的是加纳马尔他。梦境中的加纳马尔他戴一顶蒂罗尔式帽。帽上有一支又大又鲜艳的羽毛。尽管那里(大约是宽敞的大厅)人多拥挤,但我一眼就看到了头戴新潮帽子的加纳马尔他。她一个人坐在酒吧柜台那里。眼前放一个大玻璃杯,杯里好像装着热带果汁饮料。而加纳马尔他沾没沾嘴唇上去,我还看不明白。

我身穿西装,扎着那条带水珠形图案的领带。见得她,想立即过去,但被人堆挡着前进不得。好歹挤到柜台前时,加纳马尔他已不见了,唯独热带果汁饮杯孤零零放着。我在邻座坐下,要了林加冰块的苏格兰威士忌。酒吧诗者问苏格兰要哪种,我说要CuttySark。牌子什么都无所谓,只是最初浮上脑际的是CuttySark。

还没等要的酒上来,背后有人像抓什么易碎器皿似地悄悄抓起我的胳膊。回头,见是一个没有面孔的男子。是否真的没有面孔我闹不清楚,反正该有面孔的部位被阴影整个遮住,看不清阴影下有什么。“这边请,冈田先生。”男子说。我想说句什么,他却不给工夫开口。“请到这边来,时间不多,快点!”他抓着我的胳膊快步穿过嘈杂的大厅,来到走廊。我没怎么挣扎,由他领着沿廊走去。此人起码知道我的姓名,不会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做此举动。其中必有某种缘由和目的。

无面男子沿走廊走了一会,在一扇门前止住脚步。门上房号牌写着208。“没锁,你来开门。”我顺从地打开门。里面房间很大,颇像旧式酒店的套间。天花板很高,垂着古色古香的枝形吊灯。但吊灯没开,只有小小的壁灯发出幽幽的光。所有窗帘都拉得严严实实。

“威士忌那里有,你要喝的是CuttySark吧?别客气,只管喝好了。”无面男子抬着门旁酒柜道。旋即把我留下,悄悄关上门。我全然模不着头脑,在房间正中久久仁立不动。

房间墙上挂着大幅油画。画的是河。为了平复心情我看了一会油画。河上一轮月亮,月亮隐隐约约照着河对岸。对岸到底是怎样的风景我无法把握。月光过于朦胧,所有轮廓都扑朔迷离。

如此时间里,我开始特别想喝威士忌。我准备按无面男子的吩咐,开酒柜喝威士忌。可是酒柜怎么也打不开。原来看似拉门的,全是足可乱真的装饰门。我试着推拉大凡凸起的部位,还是没办法打开。

“没那么好开的哟,冈田先生。”加纳克里他道。我这才发觉加纳克里他也在,她依然那60年代初期装束。“打开需要花费时间。今天是不可能了,别再费劲了!”

当着我的面,她像剥豆荚似地三下五除二脱光身子。没有声明没有解释。“喂,冈田先生,抽不出足够的时间,尽快完事吧!事情很复杂,来这一次都好不容易的。”言毕,来我跟前拉开我裤前拉链,极其顺理成章似地取出我那东西。随即悄然俯下沾有假睫毛的眼睛,整个放入口中。

我一泻而出。当即醒来。

简直一塌糊涂!我去浴室洗内裤,又用热水细细冲洗身体,以便将粘糊糊的感触去掉。多少年未遗精了?最后一次遗精是什么时候?我努力回想,但想不起来。总之是久远得无从想起的往事了。

淋浴出来正用浴巾擦身时,电话铃响了。是久美子打来的。刚刚梦里在别的女人身上发泄过,同久美子说话多少有点紧张。

“声音怪怪的,出什么事了?”久美子说,她对这类事敏感得可怕。

“没什么的,”我说,“晕乎乎打了个盹,刚醒。”

“唔。”她满腹狐疑地说。那狐疑从听筒传导过来,弄得我愈发紧张。

“对不起,今天要晚点儿回去,很可能9点以后,反正饭在外边吃。”

“好的,晚饭我一个人随便对付一顿。”

“请原谅。”她说,像蓦然想起补充上去似的。尔后稍停一下,放下电话。

我注视一会听筒,然后走进厨房,削个苹果吃了。

自六年前同久美子结婚到现在,我一次也没同别的女人睡过。倒也不是说自己对久美子以外的女性全然感觉不到性欲,也并非压根儿没这样的机会。不过是我没刻意追求罢了。原因我解释不好,大约类似人生途中事物的先后顺序吧。

只有一次由于偶然的势之所趋在一个女孩宿舍住过。那女孩对我怀有好感,觉得同我睡觉也未尝不可。对方这个心思我也看得出来。但我并未同她睡。

她在事务所和我一起工作了几年,年龄比我小两三岁。她负责接电话,协调大家的工作日程。在这方面她确实能干,直感好,记忆力出色。谁现在何处做何工作,有何资料入何卷柜,她几乎有问必答。所有约定也由她安排。大家喜欢她,信任她。我和她个人之间也算要好的,两人单独出去喝了几次。很难说长得漂亮,但我中意她的脸形。

她因要结婚辞去工作的时候(男方由于工作关系调往九州),最后一天我同单位其他几个人一起送她去喝酒。归途乘同一电车,时间也晚了,我便把她送到宿舍。到宿舍门口,她问我可否进去喝杯咖啡。我虽然挂记末班电车收车时间,但一来往后说不定见不到了,二来也想借咖啡醒醒酒,便进到里边。的确像是单身女孩住的房间。里面有一人用不无豪华的大冰箱和缩在书柜里的小组合音响。她说冰箱是一个熟人白送的。她在隔壁换上便服,进厨房做了咖啡。两人并排坐在地板上说话。

“嗳,冈田,你可有什么特别害怕的东西?具体点儿说。”交谈中顿时,她突如其来地问。

“没什么特别害怕的,我想。”我略一沉吟答道。害怕的倒可能有几样。但若说到特别,还想不起来。“你呢?”

“我害怕暗渠。”她双臂搂着膝盖说,“暗渠知道吧?不露出地面的水渠,盖着盖子的黑漆漆的暗流。”

“知道。”我说;但我想不起字怎么写。

“我是在福冈乡下长大的。家附近淌着一条小河,就是常见的灌溉用的小河。河淌着淌着就成了暗渠。那时我两三岁,和附近年龄比我大的孩子大约一起玩耍来着。同伴们让我坐上小船顺流而下。那肯定是他们常玩的游戏。可是当时下雨涨水,小船从同伴手中挣脱开来,带着我射箭似地朝渠口冲去。要不是附近一位老伯伯正巧路过那里,我想我保准被吞入暗渠,世上再没有我这个人了。”

她用左手指碰了下嘴角,仿佛再次确认自己是否活着。

“那时的情景现在还历历在目。我仰面朝天躺着,两边是石墙似的河岸,上面是无边无际的很好看的蓝天。我就这样一个劲儿一个劲儿顺流而下,不知道情况有什么变化。但过一会我忽然明白前头有暗渠,真的有!暗渠很快就要临近,把我一口吞下。一股阴森森冰冷冷的感触即将把我包拢起来。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记忆。

她吸了口咖啡。

“我害怕,冈田,”她说,“怕得不行,怕很受不了,和那时候一样。我被一个劲儿冲去那里。我没有办法从那里逃开。”

她从手袋里掏出烟街上一支,擦火柴点燃,慢慢吐了一口。这是我第一次见她吸烟。

“你是说结婚的事?”

她点下头:“是,是结婚的事。”

“结婚上可有什么具体问题?”我问。

她摇摇头:“倒也没什么可以称为具体问题的问题,我想。当然细节性的说起来是说不完的。”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但气氛上我又必须说点什么。

“即将同谁结婚这种问题,任何人恐怕都多多少少有着差不多同样的心情。例如担心弄不好自己会犯大错什么的。莫如说感到不安是正常的。毕竟决定同谁生活一辈子不是个小事。但那么害怕我想是不必要的。”

“那么说倒简单。什么任何人都如此,什么全都差不多……”

时针已转过11点,必须设法适当结束谈话离开。

不料没等我开口,她突然提出希望我紧紧拥抱她。

“这是为何?”我吃了一惊。

“给我充电嘛!”她说。

“充电?”

“身体缺电,”她说,“好些天来,我几乎每天都睡不实。刚睡就醒,醒就再也睡不着。什么都想不成。那种时候我就很想有个人给我充电,要不然很难活下去,不骗你。”

我怀疑她醉得厉害,细看她眼睛。但眼睛和往常同样机灵而冷静,丝毫没有醉意。

“可你下周要结婚了哟!叫他抱不就行了,怎么抱都行,每天晚上抱都行。结婚那玩艺儿为的就是这个。往后就不至于电气不足了。”

她不应声。双唇紧闭,定定看着自己的脚。两只脚整齐并在一起。脚白白的,很小,生着十只形状娇好的脚趾。

“问题是现在,”她说,“不是什么明天什么下周什么下个月,是现在不足!

看样子她是的的确确想得到谁的拥抱,于是我姑且搂紧她的身体。事情也真是奇妙。在我眼里,她是个能干而随和的同事。在一个房间工作,开玩笑,有时一块儿喝酒。然而离开工作在她宿舍抱起其身体来,她不过是暖融融的肉团儿。说到底,我们仅仅在单位这个舞台上扮演各自的角色。一旦走下舞台,抹去在台上相互给予对方的临时形象,我们都不过是不安稳不中用的普通肉团儿,不过是具有一副骨骼和消化器官和心脏和大脑和生殖器的半热不冷的肉团儿。我在地板靠墙坐着,她全身瘫软地靠住我。两人一声不响,就这样久久抱在一起。

“这回可以了吧?”我问。听起来不是自己的声音,好像别的什么人在替我说话。我察觉她点了下头。

她身穿一件运动衫和一条及膝的薄裙。但我很快得知她那下面什么也没有穿。于是我几乎自动勃起。她似乎也感觉到了我的勃起。她热乎乎的气息一直呼在我脖颈上。

我没和她睡,但归终给她“充电”充到两点。她请求我不要丢下她回家,到我在这里抱她抱到她睡着。我把她带到床上,让她躺下。但她总是睡不着。我就一直抱着已换穿睡衣的她“充电”。我感觉到她的脸颊在我的臂弯里变热,胸口怦怦直跳。我不知道我这样做是否地道。但此外我又找不出处理这种情况的办法。最简单不过的是同她睡。而我尽量将这一可能性逐出脑海。我的本能告诉我不应该那样。

“暖,冈田,别为今天的事讨厌我。我只是缺电缺得不知怎么好。

“没什么,我很理解。”我说。

我本想往家打个电话。问题是该如何向久美子解释呢?说谎我不愿意,而逐一道明原委我也不认为就能得到久美子的理解。想了一会,索性作罢。车到山前必有路,我想。两点离开她房间,回到家已3点了。找出租车费了时间。

无须说,久美子很生气。她没有睡,坐在厨房餐桌旁等我。我说和同事喝酒了,喝完又打了麻将。她问为什么连个电话都不能打,我说没想起来。她当然不信,谎言马上露了马脚。因为我有好几年没打什么麻将了,况且我这人天生就不会说谎。归终,只好如实招供,从头到尾招供,只省略了勃起部分。我说真的和她什么事也没有。

久美子三天没和我开口,全然没有开口。睡觉分两个房间,吃饭各吃各的。可以说是我们婚姻生活遭遇的最大危机。她对我真的动了气,我也十分理解她所以动气的心情。

“如果你处于我这个角度,你会怎么想?”沉默三天后,久美子对我这样说道。这是她第一句话。“如果我一个电话也不打地星期天下半夜3点回来,回来说刚才跟一个男的躺在一张床上,但什么事也没于放心好了相信我,只是给那个人充电,这就吃早餐吃完好好睡个大觉,你能不生气你能相信?”

我默然。

“可是比这还严重!”久美子说,“你起始说说来着!起始你说跟某某喝酒打麻将。不折不扣的谎话!又怎么能让我相信你没和那人睡?怎么能让我相信你那不是谎话?”

“一开始说谎是我的不对,”我说,“所以说谎,是因为说实话太麻烦,三言两语说不清。但这点希望你相信:的确没发生什么失体面的事。”

久美子在桌面趴了一会。我觉得周围空气似乎正一点点稀薄起来。

“我说不好,除了说希望你相信,说不出别的来。”我说。

“既然你说希望我相信,相信就相信吧。”她说,“不过有一点你记住:我也许迟早对你做出同样的事。那时你可得相信我。我有这样做的权利。”

她还没有行使这个权利。我不时想她行使时会怎样。或许我会相信她,但恐怕同样是以一种复杂而无奈的心情。何苦非特意那样做不可呢?而这无疑是久美子当时对我怀有的心情。

“拧发条鸟!”有谁在院子里喊我。原来是笠原May。

我边用浴巾擦头发边走进檐廊。她坐在檐廊咬着拇指甲。戴一副同第一次见时一样的深色太阳镜,乳黄色棉布裤,黑色港衫。手里拿着资料夹。

“从那儿跳墙过来的。”笠原May手指砌块墙道,拍了拍裤子的灰,说,“估计差不多才跳的,幸好真是你家。跳错跳到别人家可就不大妙了。”

她从衣袋掏出短支“希望”点燃。

“噢,还好?”

“凑合吧。”我说。

“跟你说,我马上就去打工,可以的话不一块儿去?这工作要两人一组。和认识的人一起作为我也轻松些。不是么,第一次见面的人总是问这问那的。什么十几岁啦,干吗不上学啦,吸吸嗑嗑的。弄不好,还可能碰上变态分子。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的吧?所以,要是你肯同我搭档,作为我也松口气。”

“可是上次你说过的假发公司那项调查?”

“正是,”她说,“1点到4点在银座数秀脑袋瓜子的个数罢了,容易着哩。再说对你也有帮助。你这光景,早晚也要秃的,趁现在多多观察研究一番岂不很有好处?”

“可你大白天不上学在银座做这个,不给抓去教养?”

“只消说是社会实践课在搞调查就行了嘛。总是用这手蒙混过关,没事儿。”

我没有特别要做的事,决定与她同行。签原May往公司打电话,说马上就过去。电话中她说话还是很像样的:是的,我想和那个人搭伴儿一起做。嗯,是那样的。没关系。谢谢。知道了,明白了,我想12点多可以赶到。考虑到妻可能提前回来,我留了个字条,说6时返回,然后同笠原May一块儿出门。

假发公司位于新桥。笠原May在地铁中简单介绍了调查内容。她说就是站在街头数点来往行人中秀脑袋(或称头发简约者)的人数,并根据秃的程度分成三个等级。梅,看上去头发约略稀疏者;竹,相当稀疏者;松,彻底光秃。她打开资料夹,给我看里面各种秃例。果然根据程度将所有秃法划分为松竹梅三级。

“基本要领这就明白了吧?就是说秃成什么样的人归为哪一等级?细说倒多得说不完的,大致哪种属哪级该心中有数了吧?差不多就行。”

“大致是明白了。”我信心不大足。

她旁边坐着一个明显达到“竹”级的职员模样的胖男人,显得很不自在地不时往那小册子斜上一眼。笠原May则全然不当回事。

“我负责区分松竹梅,你在旁边当我说松说竹时往调查表上记录就成,怎样,容易吧?”

“倒也是。”我说,“不过这项调查到底有什么用处呢?”

“那我就不晓得了。”她说,“那帮人四处搞这调查的,新宿呀涩谷呀青山呀。怕是调查哪条街上秃头人最多吧。或许调查松竹梅人口比例也不一定。反正不管怎样,那帮人有余钱,所以才往这方面开销。毕竟假发是赚钱行当。奖金比那一带的贸易公司还多出好多。晓得为什么吗?”

“这?”

“因为假发的寿命实际上相当有限。你也许不知,一般都超不过两三年。最近的假发做得十分精巧,消耗也就格外厉害。顶多两三年一过,就要换新的了。由于紧贴头皮,压得假发下面的原生发比以前更薄,必须换戴更为严实合缝的。这么着,总之就是说,;要是你用假发用两年不能再用了,你难道会这么想:呢,这假发玩完了,报销了,可买新的又花钱,也罢,明天开始我就不戴假发上班好了!你会这么想不成?”

我摇摇头:“大概不至于。”

“就是嘛,不至于的嘛。就是说,人一旦启用假发,就注定要一直用下去,所以假发公司才发财的。一句话,跟药品经销商一回事,一旦抓住客人,那人就一直是客人,恐怕一直到死。不是么,你听说哪个秃脑瓜子一下子生出黑油油的头发来?假发那玩艺儿,价格差不多个个都50万,最费工的要100万哩!两年就更新一个,活活要命,这。汽车也还开四五年的嘛!而且不是还能以旧换新吗?可假发周期比这还短,又没什么以旧换新。”

“有道理。”我说。

“再说假发公司还直接经营美容院。人们都在那里洗假发剪真发。还用说,总不好意思去普通理发店往镜前一坐,道一声‘好咧’取下假发叫人理发吧,话说不出口嘛。光是美容院这项收入都好大一笔。”

“你知道的事可真不少!”我叹服道。她身旁那位“竹”级职员模样人物全神贯注听我们谈话。

“噢,我嘛,跟公司关系不错,问了好多好多事,”笠原May说,“那些人赚得一塌糊涂嘛。让东南亚那种低工资地方做假发,毛发都是当地收购的,泰国啦菲律宾啦。那地方的女孩们把头发剪了卖给假发厂。有的地方女孩嫁妆钱就是这么来的。世界也真是变了,我们这儿哪位老伯伯的假发,原本可是长在印度尼西亚女孩头上的哟!”

给她这么一说,我和那位“竹”级职员不由条件反射地环视车厢。

我们两人到新桥那家假发公司领了装在纸袋里的调查表和铅笔。这家公司销售额据说在同行业排名第二,但公司门口简直静得鸦雀无声,招牌一个也没挂,以便顾客无拘无束地出入。纸袋和表格上也只字未印公司名称。我把姓名住址学历年龄填在临时工登记表上交给调查科。这里也静得出奇,没有人对着电话大吼大叫,没有人挽起衣袖物我两忘他猛敲电脑。个个衣着整洁,工作悄无声息。或许理所当然吧,假发公司见不到有人秃头。其中说不定有人扣着自己公司产品。但我分不清哪个戴假发哪个没戴。在我此前见过的公司中,这里的气氛最为奇妙。

我们从这里乘地铁来到银座大街。还有点时间,肚子也饿了,两人进“日日皇后”吃了汉堡包。

“喂,拧发条鸟,”笠原May说,“你要是秃了,戴不戴假发?”

“戴不戴呢,”我沉吟道,“我这人凡事就怕麻烦,秃就秃吧,或许那样算了。”

“嗯,肯定那样合适,”她拿纸巾擦去嘴角沾的番茄酱,“秃那玩艺儿,我觉得并不像本人想的那么惨,用不着放在心上。”

我“唔”了一声。

吃罢,两人来到和光前面的地铁入口处坐下,数了两三个小时头发稀疏者人数。坐在地铁入口往下看上下阶梯人的脑袋,确实最能准确无误地把握头发的态势。笠原May报松或竹,我就记在纸上。看来她对此项作业甚为熟练,一次也没迟疑、含糊或改口过。极其迅速而准确地将发疏程度分为三级。为了不引起步行者注意,她以低而短促的声音报出“松”、“竹”。有时一次好几个头发稀疏者通过,这时她就要“梅梅竹松竹梅”地快嘴快舌。一次有一位颇有风度的老外土(他本身一头银发)观看了一阵子我俩的作业,然后向我问道:“访问,二位在此做的是什么呢?”

“调查。”我简短回答。

“什么调查?”他问。

“社会调查。”我说。

“梅竹梅。”笠原May低声对我说。

老绅士以不解的神情又看了一会,终于作罢离去。

一道之隔的三超百货大楼的时钟告知4点,两人结束调查,又去“日日皇后”喝咖啡。工作倒像不费什么力气,但肩部和脖颈异常酸硬。也可能是我对暗暗数点秀头人数这一行为有某种类似愧疚的感觉所使然。乘地铁返回新桥公司途中,一看见秃头者就反射性地区分以松以竹。这很难说是令人惬意的事,却又怎么也控制不住,犹势之所趋。我们将调查表交给调查科,领了酬金。就劳动时间和内容而言,款额相当可以。我在收据上签了字,将钱装入衣袋。我和笠原May乘地铁到新宿,转小田急线回家。差不多到了下班高峰。我实在有好久没挤电车了,但并无什么亲切感。

“工作不坏吧?”笠原May在电车上开口道,“轻松,报酬也过得去。”

“不坏。”我含着柠檬糖道。

“下回还一起去?一周一次可以的。”

“去也无所谓。”

“喂,拧发条鸟,”沉默了一会,笠原May突然想起似地说,“我这么想来着,人们所以拍秃,大概因为秀容易使人想起人生末日什么的。就是说,人一开始秃,就觉得自己的人生似乎正在遭受磨损,觉得自己朝着死亡朝着最后消耗跨进了一大步。”

我就此想了想,说:“这种想法的确有可能成立。”

“嗯,拧发条鸟,我时常心想:慢慢花时间一点点死去,到底是怎么一种滋味呢?”

我不大明白她究竟要问什么,依然抓着吊环,换个姿势盯视笠原May的脸:“慢慢一点点地死去,这具体指哪种情况呢,比如说?”

“比如说吧……对了,比如被单独关在一个黑暗的地方,没吃没喝,一点一点地渐渐死去。”

“那恐怕确实难受、痛苦,”我说,“尽可能不要那样的死法。”

“不过,拧发条鸟,人生在根本上或许就是那样的吧?大家都被关进一个黑洞洞的地方,吃的喝的都被没收了,慢慢地。渐渐地死去,一点一点地。”

我笑道:“以你这个年纪,就时不时有这么极为peSSimistiC的念头?”

“pess……什么意思?”

“pessimistic。就是只找世间阴暗面来看。”

pessimistic,她口中重复了几遍。

“拧发条鸟,”她扬起脸目不转睛地看着我道,“我才十六岁,不太晓得世上的事。但有一点可以充分断定:假如我是pessimistic的,那么世上不pessimistic的大人统统都是傻瓜蛋!”

《奇鸟行状录》第10章 魔感、浴缸中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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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感、浴缸中的死、遗物分发者

  搬来现在这座独门独院的房子,是婚后第二年秋天。那以前住的高圆寺公寓因要改建,不得不从中迁出,到处物色又便宜又方便的住房。但不超过我们预算的很不容易找到。我舅舅听说此事,便问暂时住他在世田谷的自有房子如何。那是他还年轻的时候买下的,自己住了十几年。舅舅本打算把变旧的房子拆了另建一座更好用些的新房。但由于建筑规定的关系未能称心如愿。有消息说不久将放松规定,舅舅就一直等着。但那期间若无人入住成为空屋,势必被课以税金。而若租给陌生人,又怕不再租时惹出麻烦。所以舅舅说,为了避免征税,作为名义上的租金只付给此前所付公寓租金(那是相当低廉的)那个数目就行了,只是需搬出时得在3个月内搬出。对此我和妻亦无意见。税金上的事固然不大明了,但能以低租金住上独门独院——即使为期不长——实在是求之不得的。距小田急线是有相当一段路,好在房子四周环境好,位于幽静的住宅地段,虽小也还有个院子。房子诚然是人家的,但实际搬来一住,很有一种我辈也“自立门户”的实感。

  舅舅是我母亲的弟弟。此人从不说三道四,性格基本算得上爽快开通。但唯其不多说话,也就多少有点高深莫测的地方。然而亲戚中我对这位舅舅最有好感。他从东京一所大学毕业出来就进广播电台当了播音员,连续播了十来年后,道一声“腻了”辞职离开,在银座开了一间酒吧。酒吧小而朴实无华,却以配制地道的鸡尾酒变得小有名气,几年工夫便另外拥有几家饮食店。他似乎具有适合做此买卖的才智,哪家店都相当红火。当学生时一次我问舅舅你开的店怎么都那么一帆风顺呢,例如在银座同一地段几家看上去同样的店而有的热火朝天有的关门大吉,其中缘故我不明白。舅舅摊开双手给我看:“魔感。”舅舅一脸认真的神情,此外再没说什么。

  舅舅身上真可能有类似魔感的东西。但不止于此,还有到处发掘优秀人才的本事。舅舅以高薪优待那些人,那些人也仰慕舅舅而勤恳工作。

  “对正合心意的人要舍得花钱,舍得给机会。”舅舅一次对我说,“大凡能用钱买下的,最好别计较得失,买下就是。剩下的精力花在不能用钱买的方面不迟。”

  舅舅晚婚,四十届半经济上取得成功后才终于成家。对方比他小三四岁,离过婚,也有相当的资产。至于在何处如何同其相识的,舅舅不说,我也揣度不出。总之一看便知是个有教养的敦厚的女性。两人间没有子女。似乎她前次婚姻也未生育,因此不欢而散亦未可知。不管怎么说,舅舅作为四十五六之人,即使称不上阔佬,也算到了不为钱玩命劳作也未尝不可的地步。除店里收益之外,还有出租独房和公寓的收入,投资分红亦非小数。由于在生意场中周旋的关系,在我们这个以从事保守性职业和生活节俭而为人知的家族中,舅舅多少有点被视以白眼,而本人原本也不喜与亲戚交往。唯独对我这一个外甥向来没少关照。自我上大学那年母亲去世而同再婚的父亲闹别扭之后更是如此。作为一个大学生在东京过清苦日子的时候,舅舅常让我在他设在银座的几家店里白吃白喝。

  舅舅舅母说独房住起来麻烦,搬住麻布报上的公寓。舅舅不甚追求奢华的生活,唯一的嗜好是买罕见的小汽车。车库里有老式的美洲豹和阿耳法罗密欧,两辆都已近乎古董了,但由于保养十分精心,竟如初生婴儿一般通体焕然。

  因事给舅舅打电话时,顺便问起笠原——有件事我不大释然。

  “笠原——”舅舅沉吟一会,“笠原这个姓记忆中没有。在那里住时我独身一人,和近邻根本没往来。”

  “同笠原家隔条胡同的后面,有座空房子。”我说,“以前像有个姓宫胁的人住,现在空着,木板套窗钉了钉子上去。”

  “宫胁我很清楚,”舅舅说,“那人过去开了几家饭店,银座也有一家。也是因生意上的关系,几次见面风过。老实说,店倒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店,但位置好,经营上我想还是顺利的。宫胁那个人脾性随和得很,公子哥儿出身吧!不知他是不晓得辛苦还是辛苦与他无缘,总之属于总长不大那种类型。听人劝说玩起股票,好家伙,行情不妙的时候抛了好些钱送去,结果遭殃了,土地房子饭馆全都得脱手。事也不巧,当时他为开新店刚把房子土地抵押过去,正好比撤了顶梁柱又遭横来风。好像有两个正是好年纪的女儿吧!”

  “那以来房子就一直谁也没住是吧?”

  “哦,”舅舅说,“谁也没住?那,肯定是所有权上出了差错,资产处于冻结状态或有其他什么吧。不过,那房子再便宜也最好别买哟!”

  “当然,再便宜也买不起的。”我笑道,“可又是为什么呢?”

  “我买自己房子时大致查问过,那里有很多蹊跷事。”

  “闹鬼什么的不成?”

  “闹不闹鬼我不知道,反正在房基方面听不到什么吉利话。”舅舅说,“战前那里住着一个什么相当有名的军人。大校,是陆军里叭叭的拔尖人物,战争期间在华北来着。他率领的部队在那边立了不少战功,同时也好像平了很多丧尽天良的勾当。一次就杀了将近500个战俘,抓了好几万农民当劳工,大半被虐待死了——听说的,具体不清楚。战争快结束时他被召回国内,在东京迎来停战。从周围情况看,他很有可能以战犯嫌疑被送上远东军事法庭。在中国飞扬跋扈的将军、校官一级的一个接一个被押走。而他不打算受审,不想当众受斥后被处以绞刑,认为与其那样,还不如自行绝命。所以,当这个大校看见美军吉普在家门口停下美国兵从车上下来时,便毫不犹豫地用手枪击中自己的脑袋。本想剖腹,但已没时间费那个操办。手枪可以速死。他太太也追赶丈夫吊死在厨房。”

  “噢。”

  “其实来的是个普通人,找女朋友家迷了路,停吉普车只是想找人问路。你也知道,他家一带的路,第一次来的人不大容易搞清。人这东西,把握生死关头可不是件简单事。”

  “是啊。”

  “于是那房子就空了一段时间。后来给一个女电影演员买下。过去的人,又不是名演员,想必你不知晓名字。女演员在那儿——对了——住了10年左右吧。独身,和女佣两个人住。岂料女演员搬进那房子不出几年就患了眼疾。眼花,很近的东西看起来都模模糊糊。但身为演员。总不能戴着眼镜表演。那年月隐形眼镜也没现在这么好用,又不普及。因此,她总是事先仔细察看拍摄现场的地面情况,从这里前行几步有什么,从那里往这边几步又有什么——这么——一记在脑袋里之后才表演。往日松竹的室内剧,好歹可以应付下来。但有一天她一如往常查看完现场,放心回到休息室后,一个不知内情的年轻摄影师把已固定妥当的好多物件稍微移动了一下。

  “结果她一脚踩空摔落下去,不能走路了。视力也越来越差——怕是同这次事故有关——简直跟失明差不多。可怜,人还年轻,又漂亮。电影当然不能演了,只在家里静静待着。如此一来二去,她彻底信任的女佣裹钱同一个男的跑了,从银行存款到股票,干干净净。不像话!你猜她怎么样了?”

  “从事情发展看,反正不会是叫人开心的结局吧?”

  “是啊,”舅舅说,“给浴缸装满水,把脸浸过去自杀了。我想你也明白,那样的死法不是意志很坚强的人是做不到的。”

  “真不开心。”

  “半点都不开心。”舅舅说,“那以后不久,宫胁买了那片地。环境好,地势高,日照充足,地方又大,都想往手里弄。但他也听说了以前住户不大好的下场,索性把旧房子连同地基全部拆除,重新建了一座,还请人驱了邪。然而看来还是不行。住在那里总没好事!世上就有这样的地方。白给我都不要。”

  在附近自选商场采购回来,我准备好晚餐用料,收回晾好的衣服,叠好放进抽屉,进厨房煮咖啡喝了。电话铃一次未响,安静的一天。我愿在沙发上看书,无任何人打扰。院子里时而响起拧发条鸟的鸣声。此外再无堪称声响的声响。

  4时许有人按门铃。是邮递员。说是挂号信,递过一封很厚的信。我在回执盖了印章,接过信来。

  漂亮的和纸信封上用毛笔黑黑地写着我的姓名住址。看背面,寄信人姓名是“间宫德太郎”,住址是广岛县某某郡。无论间宫德太郎这姓名还是其广岛县住址,我都全无印象。而且从毛笔字迹来看,间宫德太郎像是相当上年纪的人。

  我坐在沙发上拿剪刀剪开信的封口。信笺是旧式长卷和纸,同样是一气流往的毛笔字。字委实漂亮,像是出自有教养人之手。而我这方面无此教养,读起来甚为吃力。行文亦相当古板。但慢慢细读之下,上面写的大致内容还是懂了。信上说,本田先生——我们过去常去见面的占卜师本田先生已于两周前在目黑自己家中去世。死于心脏病发作。据医生介绍,没怎么受折磨,很短时间就停止了呼吸。信中还写道,他是孤身一人,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一幸吧。早上帮忙做家务的人前来打扫房间,发现他已趴在地炉上死了。间宫德太郎说他二战期间曾作为陆军中尉在中国东北驻扎过,战斗中因偶然机会同本田伍长成为生死之交。这次遭逢本田大石氏去世,按故人恳切的遗愿代其分发纪念性遗物。故人就此留下非常详尽的指示。“本人仿佛已预料自己死期将近,遗书详细而缜密。其中写道倘若冈田亨先生亦肯取纳一件将深感荣幸云云。”信中继续道,“想必冈田先生处于百忙之中,如蒙念及故人遗愿而收此藉以缅怀故人的些许纪念性遗物,作为同样来日无多的故人战友,委实不胜欣慰之至。”信最后写有其在东京的下榻处——文京区本乡二丁目XX号间官某某转交。大概他住在亲戚家。

  我在厨房餐桌写回信。本想用明信片就事谈事,拿起笔来却硬是想不起合适字眼。归终这样写道:有缘承故人生前诸多关照。想到本田先生已不在此人世,往口若干场景蓦然索回脑际。虽然年龄殊异,区仅仅往来一年,但觉故人身上有某种摇撼人心之处。先生对不才如我亦指名留物纪念;坦率说来实出意料之外。但既是故人所望,自然恭受不辞,还望于便中明示。

  我把明信片投进附近邮筒。

  死而后生,诺门坎——我自言自语。

  久美子回来已快夜里10点了。3点前打来电话,说今天可能晚归,叫我先吃,她在外面对付一餐。我说可以,一个人简单做晚饭吃了。然后继续看书。久美子回来后说想喝啤酒,我取中瓶啤酒各喝一半。她显出疲倦的样子,面对厨房餐桌支颐坐着,我搭话也不怎么应声,似乎在想别的什么。我告诉她本田先生去世了。哦?本田先生去世了?她叹息说道。不过也到年龄了,耳朵又听不清,她说。但当我说到给我留了纪念物时,她像见天上突然掉下什么似地惊道:

  “给你留下纪念物了,那个人?”

  “是啊。我也想不出为什么给我留纪念物。”

  久美子皱眉沉思良久。

  “或许你合他的心思吧。”

  “可我跟那个人话都没怎么说上几句呀!”我说,“至少我这方面没怎么开口,反正说什么对方都听不明白,只是每月一次跟你老老实实坐在他面前洗耳恭听罢了。而且他讲的几乎全是诺门欢打仗的事,扔燃烧弹哪辆坦克起火哪辆没起火等等,尽是这些。”

  “不明白啊。反正是你什么地方合他的意了,肯定。那种人脑袋里的事我是理解不了。”

  说完她又沉默下去。一种不大舒服的沉默。我扫了一眼墙上挂历。到来月经尚有时日,也许单位里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我猜想。

  “工作太忙?”我试着问。

  “多少。”久美子眼望仅喝过一口的啤酒杯说,口气夹杂一点儿挑衅意味。“晚回来是我不好。办杂志嘛,总有忙的时候。不过这么晚以前不常有的吧?这还是没等做完硬回来的,说自己结婚有家。”

  我点头道:“工作嘛,难免晚些,这个没关系。我只是担心你是不是累了。”

  她淋浴时间很长。我喝着啤酒,啪啪啦啦翻看她买回来的杂志。无意间手往裤袋里一插,里边仍揣着打工酬金。我还没有把钱从信封取出,也没对久美子说起打工的事。倒不是有意隐瞒,只是一错过说的机会就不了了之了。而且时间一过,我竟莫名其妙地有些难以启齿起来。认识了附近一个奇特的十六岁女孩,两人一起去假发公司打工了,报酬意外地好——这么一说也就罢了。久美子再应一句“噢,是吗?不错嘛”,事情或许也就过去了。问题是她说不定想知道笠原May其人,说不定不欣赏我同一个十六岁女孩的相识。那样一来,我势必从头至尾——一说明笠原May是怎样一个女孩,同我如何在何处如何相识,而我又不大擅长一五一十向别人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从信封掏出钱,放进钱夹,将信封揉成团扔进垃圾篓。人大约即是这样一点点弄出秘密来的,我想。其实并非我存心对久美子保密。原本就不是重要事项,说与不说均无不可。然而一旦通过这段微妙的河道,无论最初用意如何,归终还是蒙上了秘密这层不透明外衣。加纳克里他一事亦是如此。加纳马尔他妹妹来访我对妻说了。告诉说其妹妹的名字叫加纳克里他,60年代初期打扮,来我们家取自来水水样。但加纳克里他随后突然和盘推出其莫名其妙的身世没等说完又突然不辞而别则略去未说。原因是加纳克里他的身世异乎寻常,要向妻完整地传达其细微的意趣于我几乎是无能为力的。也可能久美子不喜欢加纳克里他事毕后仍长时间赖着不走向我公开其个人吸呷噱噱的过去。于是这个对我也成了小小的秘密。

  而作为久美子,说不定也对我保有类似秘密,我想。果真如此我也不能责备她。任何人都有一点秘密。只是,我保有秘密的倾向恐怕比她要强些。相对说来,久美子属于心直口快那种类型,边说边想那种类型。可我却不是。

  我有点感到不安,去卫生间看她。卫生间门大开,我站在门口看委的背影。她已换穿素蓝色睡袍,站在镜前用浴巾擦头发。

  “哎,找工作的事,”我对妻说,“作为我还是反复想了许多,跟朋友打个招呼,自己也四下打听过。工作不是没有,想做什么时候都能做,只要我定下心,明天就可以上班。可是心总好像定不下来。我也闹不明白,不知该不该差不多就把工作落实下来。”

  “所以不是跟你说过了么,你乐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她看着我映在镜中的脸道,“又不是今天明天非落实不可。要是担心经济上的事就不必了。但如果说你觉得不工作精神不踏实,对我一人外出工作而你在家搞家务有心理负担的话,暂且找点事做不也就行了!我反正怎么都无所谓。”

  “当然早晚必找事做,这是不言而喻的。总不能一辈子就这样东游西逛混日子。迟早要工作。但老实说,现在的我不晓得做什么工作合适。我原想辞职后再找法律方面的工作轻轻松松于一段时间,毕竟那方面的门路我多少有一点。可现在心情变了。离开法律工作时间越久,就越觉得法律那东西枯燥无味,觉得那不是自己干的活计。”

  妻看着我镜中的脸。

  “但若问我自己想干什么,却又没有想干的。有人命令我干我觉得一般事都干得来;但对自己想干的事却画不出图像。这就是我眼下面临的问题:没有图像!”

  “那,一开始你为什么想搞法律呢?”

  “反正就是想来着。”我说,“原来就喜欢看书,作为我原想在大学学文学的。但在选择专业时又这样想来着:文学那玩艺儿——怎么说呢——怕更属于自发性质的。”

  “自发性质?”

  “就是说,文学那东西不是专门学习研究的东西,而大约是从极为平常的人生中自然涌现出来的。因此我选择了法律。当然对法律的确是有过兴趣的。”

  “现在没了?”

  我从手中的林喝了口啤酒。“不可思议啊。在事务所工作那阵子也还是干得蛮来劲的。所谓法律,无非高效率搜集资料归纳疑点。里边有战略,有诀窍。所以认真干起来也还是蛮好玩的。可一旦远离那个世界,就再也觉不出它有什么吸引力了。”

  “我说,”妻把浴巾放在下面转向我道,“讨厌法律,不干什么法律工作不就是了?什么司法考试也忘去脑后不就是了?没有必要慌手慌脚找工作嘛。既然没有图像,那就等图像出现好了。可以吧?”

  我点头道:“早就想跟你说明一下,说一下我是如何如何想的。”

  她“唔”一声。

  我进厨房洗杯。妻走出卫生间,在厨房餐桌前坐下。

  “对了,今天下午我哥来了个电话。”她说。

  “噢。”

  ““他像在考虑参加竞选,或者说差不多已决定出马。”

  “竞选?”我吃了一惊,惊得好半天说不出话。“竞选?莫不是竞选国会议员?”

  “是啊。新温伯父选区那边问他下次选举能否出任候选人。”

  “可不是说已定下由伯父的一个儿子作为继承人从那个选区出马了吗?也就是你那个在电通当董事或当什么的堂兄退职回新揭。”

  她取出一支棉球签开始捅耳朵。“是差不多那样确定了,但终归堂兄还是提出不干,说家已安在东京,工作也有滋有味的,懒得现在又回新温当什么议员。她太太反对也是一大原因。总之不乐意牺牲家庭。”

  久美子父亲的长兄由新温选区选为众议院议员,已连任四五届。虽算不得重量级,也还是有一定资历的,一度坐过不甚重要的大臣交椅。但年事已高,又有心脏病,下届选举很难出马,因而需有人承袭那个选区地盘。伯父有两个儿子,长子压根儿无意当政治家,自然落到次子头上。

  “加上选区那边无论如何都想要哥哥过去。人家要的是年轻有为脑袋好使顶呗派的人,要的是能够连任几届有希望在中央当上实权派的人。这么着,哥哥就成了最佳人选。知名度高,又可以拉到年轻人的票。说起来,在当地滚爬摔打他那人是死活做不来的,好在后援会厉害,说那个包在他们身上,愿意住在东京也不要紧,只要选举时拿着身子回去就成。”

  我想像不好绵谷升当国会议员是怎么个架势。

  “对这个你怎么看?”

  “他那人跟我没关系。当国会议员也罢当宇航员也罢,想当什么随他当去。”

  “可他又为什么特意找你商量呢?”

  “不至于!”她换上冷淡的语气,“不是找我商量,他那人哪里会找我商量呢!只是告诉我一声罢了,说有这么回事,好坏把我当作家族一员。”

  “唔。”我说,“不过离过婚,单身,作为国会议员候选人不会成为问题?”

  “会不会呢?”久美子说,“什么政治呀选举呀,我不太懂,也没兴趣。这个且不管,不过他那人再不结婚倒有可能,无论跟谁。本来就不该给什么婚的。他追求的更是别的东西,和你我追求的截然不同。这点我早知道。”

  “哦。”我应了一声。

  久美子把两支棉球签用纸巾卷了扔进垃圾篓。然后扬脸凝视我说:“过去,一次哥哥正手淫的时候给我撞见了。我以为谁也没有开门,原来他在里边。”

  “手淫谁都搞的嘛?”

  “不是那个意思,”她叹了口气说,“大约是姐姐死后三年吧。他是大学生,我小学4年级,大概。母亲拿不定主意是把死去的姐姐的衣服处理掉还是怎么办。结果还是留下了,认为我长大了或许可以穿。衣服放在纸壳箱里,塞进壁橱。哥哥把那衣服找出来,边闻边干那个。”

  我默然。

  “我那时还小,对性一无所知,搞不清哥哥在干什么。但有一点我是懂的:那是不该看见的不光彩行为。其实他那行为要比。表面上的根深蒂固得多。”说着,她轻轻摇了下头。

  “绵谷升知道你看见了?”

  “他长眼睛的嘛!”

  我点下头。

  “衣服后来怎么样了?你长大穿姐姐的衣服了?”

  “哪里。”她回答。

  “他是喜欢你姐姐的?”

  “说不清。”久美子说,“对姐姐有没有性方面的兴趣我不知道,不过里面肯定有什么,而他又好像离不开那什么,我觉得。我说他不该结什么婚,就是指这个。”

  随后久美子一时沉默下来,我也没作声。

  “在这个意义上,他那人有着相当严重的精神问题。当然我们每人也都或多或少有精神问题。可是他那人的精神问题跟我们的是不同的东西,那要深得多也硬得多。而他又绝对不肯、无论如何也不肯把那种创伤或痛处暴露给别人。我说的意思,可明白?就这次竞选来说,我也有点儿担心。”

  “担心,担心什么?”

  “不知道。那个嘛!”她说,“累了,脑袋再想不下去了。今天这就睡吧。”

  我去卫生间边刷牙边照自己的脸。辞去工作三个月,几乎没到外部世界去。只在附近商场和区营游泳池和自家房子之间走来走去。除去银座和光的前面和品川那家宾馆,我去离家最远的地方就是站前的洗衣店。这期间我差不多谁也没见。整整三个月我可以称得上“见”了的人,除去妻,不外乎加纳马尔他克里他姐妹和笠原May三人。这世界确实够狭小了,且几乎死水一潭。然而,我置身其间的世界越是如此狭小如此静止不动,我越是觉得里边充满莫名其妙的事和莫名其妙的人。就好像他们和它们屏息敛气躲在阴暗处等我停下脚步。而且每当拧发条马来院子拧一次发条,世界便加深一次迷乱的程度。

  漱罢口,我又照了半天自己的睑。

  没有图像,我对自己道,我年已三十,一旦止步,再无图像。

  走出卫生间进寝室时,久美子已睡了过去。

《奇鸟行状录》第11章 间官中尉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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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官中尉的出现、温泪来客、花露水

  三天后,间宫德太郎打来电话。早晨7点30分,我正和妻一起吃早餐。

  “一大早打电话实在对不起,但愿不是把您从床上叫醒……”间宫满怀歉意地说。

  我说早上一般6点刚过就起床了,没关系。

  他说明信片收到了,谢谢。说无论如何想趁我上班前联系上。并说如果今天午休时间能见到我就太好了,哪怕一小会儿也好。因为他想尽可能今晚赶乘新干线回广岛。本来应该可以再稍住些时日,但出了急事,今明两天内必须赶回。

  我说眼下自己没有工作,自由之身,天天赋闲,上午也好中午也好下午也好,什么时候悉听尊便。

  “可您没有什么安排吗?”他彬彬有礼地问。

  我回答安排一概没有。

  “如果那样的话,我想上午10点到府上拜访,可以吗?”

  “可以可以。”

  “那么,一会儿见。”说罢,他放下电话。

  电话放下后,我才想起忘了跟他说车站到我家的路线。不过不要紧,我想,地址他知道,要来怎么都会找到的。

  “谁?”久美子问。

  “分送本田先生纪念物的人。说要今天上午特意送来。”

  她“呢”一声,接着喝咖啡,往面包抹奶油。“人倒够热心的。”

  “百分之百。”

  “我说,是不是该去本田那儿上往香什么的,哪怕你自己去也好。”

  “可也是。这事儿也问一下看。”我说。

  出门前,久美子来我面前叫我给她拉连衣裙背部拉链。那连衣裙吻合极好,拉起来费了些劲。她耳后发出极好闻的气味儿,很有夏日清晨气息。“新花露水?”我问。她未回答,迅速看一眼手表,抬手按一下头发。“得快走了!”说着拿起桌上手袋。

  收拾久美子工作用的四叠半房间归拢里面要扔的东西时,纸篓中一条黄绸带引起我注意。带子从写坏的二百格稿纸和邮寄广告等下面稍稍探出。所以注意到是因为那绸带甚是黄得鲜艳醒目。是礼品包装用的那种,花似地团成一团。我从纸篓中取出看了看。同绸带一起扔的还有松屋百货店包装纸。包装纸里面是印有基督奥迪尔标记的纸盒。打开盒盖,现出瓶状凹托。光看盒就不难得知东西相当昂贵。我拿盒走进卫生间,打开久美子化妆品抽屉,从中发现一瓶几乎未用的基督奥迪尔牌花露水。瓶与盒的凹托正相吻合。我拧开金黄色瓶盖,气味同刚才从久美子耳后闻到的完全相同。

  我坐在沙发上,边喝早上剩下的咖啡边清理思绪。估计有谁向久美子赠送了花露水,且价格相当昂贵。在松屋百货店买的,让售货员扎上送礼用的绸带。倘若是男人送的,对方应该同久美子关系相当密切。关系一般的男人断不至于向女性(尤其已婚女性)送什么花露水。而如果来自同性朋友。难道女性当真会向同性朋友赠送什么花露水不成?这我不甚清楚。我清楚的只是这段时间久美子并无接受他人礼物的任何理由。她生日是5月,我们结婚也在5月。也有可能她自己买了花露水又让扎了条包装用的漂亮绸带,而那目的何在呢?

  我叹口气望着天花板。

  是否应该直接问问久美子呢?问那瓶花露水准送的。她或许这样回答:啊,那个晚,是由于我帮一个一起工作的女孩办了点私事。说起来话长,总之见她焦头烂额,就好心帮了个忙,于是她送礼表示感谢。味儿极好吧?可贵着哩,这个。

  OK,无懈可击,话就此结束。那么我何苦特意问这个呢?何苦把这个放在心上呢?

  然而我脑袋里还是有什么挥之不去,哪怕她就这花露水向我交待一句也好。到家走进自己房间,独自解开绸带,剥下包装纸,打开盒,其它全部扔进纸篓,只把瓶装进卫生间化妆品抽屉——有如此时间,应该可以向我说一句“今天单位一个女孩送我这个了呢”,然而她没说。也许以为不值得特意说。但即使真是这样,这东西现在也还是被上了“秘密”这层薄薄的外衣,使我不能释然。

  我久久地茫然对着天花板。我努力去想别的,但想什么脑袋都运转不灵。我想起拉连衣裙拉链时久美于那光滑白皙的背和耳后的清香。很想吸支烟——好久没吸了——很想叼支烟给烟头点火狠狠往肺里吸上一口。我想那样心情会多少沉静下来。但没香烟。无奈,拿一粒柠檬糖含着。

  9点50分,电话铃响了。估计是间宫中尉。我家住的地方相当难找。来过几次的人都有时迷路。却不是间宫中尉。从听筒传来的,是上次那个打来莫名其妙电话的谜一样的女郎。

  “你好,好久没联系了。”女郎说,“如何?上次可舒服?多少有点感觉吧?干吗没完就放下电话啊?正当要登峰造极的时候。”

  一瞬间我错以为她说的是那次梦见加纳克里他遗精的事。那当然不可能。她指的是上次煮意大利面条时那个电话。

  “喂,抱歉,现在忙着。’”我说,“10分钟后有客人来,不少准备要做。”

  “就失业期间而言,每天还真够忙的。”她以挪揄的语气道。和上次一样,音质悄然一变。“煮意式面条,等客人。别担心,10分钟足够。两人就聊10分钟。客人到时挂断不就是了?”

  我想默默放下电话。但未能那样。妻的花露水搞得我有点心神不定,很想找个人说说话,谁都好。

  “我不知道你是谁,”我拿起电话机旁铅笔,夹在指间来回旋转,“难道我真的知道你?”

  “那还用说!我知道你,你知道我,这种事怎么好说谎呢!我也没闲工夫给素不相识的人打电话嘛!你记忆里肯定有个死角什么的。”

  “我不明白,就是说……”

  “好了好了,”女郎一下子打断我的话,“别这个那个没完啦。我知道你,你知道我。最重要的是——跟你说,是我会很温柔很温柔地待你,你却什么都不用做。你不觉得这很妙?你什么都不用做,什么责任都不用负,我提供一切,一切哟!如何,不觉得这相当够意思?别想得那么严重,大脑空空即可。就像在春天温暖的午后骨碌一声躺在软乎乎的泥沼里一样。”

  我默然。

  “像睡觉,像做梦,像倒在暖融融的泥沼中……太太忘到一边去!失业呀将来呀也忘掉九霄云外去!全都忘得干干净净!我们都是从暖融融的泥沼里来的,早晚还要回到暖融融的泥沼里去。一句话——嗳,冈田,可记得上次是什么时候跟太太做爱的?说不定是相当往前的事了吧?对了,两星期前?”

  “对不起,客人就要到了。”我说。

  “唔,实际还要往前。听声音感觉得出。喂,三个星期以前对吧?”

  我没作声。

  “啊,那也就罢了。”她说。声音听起来就像用小扫帚牵车清扫百叶窗上的灰尘。“那终归属于你和你太太之间的问题。而我可是你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并且不要你对我负任何责任,冈田先生!拐过一个角,就实实在在有那样的地方。那里横亘着你见所未见的世界。我不是说你有死角吗?你还执迷不悟呢!”

  我握着听筒始终保持沉默。

  “请环视你的周围,”她说,“然后告诉我,那里有什么,能看见什么。”

  这时门铃响了。我舒了口气,一声不响放下电话。

  间官中尉是脑袋秃得利利索索的高个子老人,戴一副金边眼镜。的确像是从事适度体力劳动的人,皮肤微黑,气色极佳,身架硬朗。眼角各整齐刻着三条很深的皱纹,给人的印象就好像晃得直眯缝眼睛似的。年龄看不大准,想必已过七十岁。年轻时大概身体相当壮实。这从其姿势的端正、衣着的简练不难看出。举止谈吐十分谦和礼貌,而又含有不加矫饰的坦诚。看上去间官中尉这个人早已习惯于以自己的能力判断事物自己承担责任。身上是普普通通的浅灰色西装、白衬衫,打一条灰黑相间的条纹领带。那件穿得一丝不苟的西装于7月闷热的上午看上去质地未免过厚,但他竟一个汗珠也没现出。左手是假手。假手戴着与西装同是浅灰色的薄手套。较之晒黑的汗毛很重的右手背,戴手套的手显得格外没有活力和冷漠。

  我把他让到客厅沙发坐下,端上茶。

  他道歉说没带名片。“在广岛一所乡间高中当社会科老师来着,到年纪退休了。那以后什么也没做。多少有点地,就半是出于兴趣地少量做点农活。所以连个名片也没印,请多包涵。”

  我也没印名片。

  “恕我冒昧,您贵戾几何?”

  “三十岁。”我说。

  他点下头,喝口茶。我不晓得自己三十岁这点给他以怎样的感想。

  “府上可真是幽静啊!”他转变话题。

  我介绍说这房子是以低租金租舅舅的。告诉他一般情况下以我们这样的收入连这一半大的房子也怕是住不起的。他点着头拘谨地环视房子。我也同样环视一番。请环视你的周围,那女郎说。又环视一遍后,觉得好像飘浮着给人以陌生感的空气。

  “在东京一连住一个星期了。”间宫中尉说,“您是这回分送遗物的最后一位,这样我也就可以放心返回广岛。”

  “可以的话,我想去本田府上上一往香……”

  “您的心意实在难得。但本田先生的老家在北海道旭川,墓地也在那边。这次家人从旭川来京把他目黑住处的东西全部打点运回,那里已经空了。”

  “是这样。”我说,“那么说本田先生是离开家人独自在东京的了?”

  “是的,旭川的长子对他一个老年人住在东京放心不下,加上别人说起来也不好听,劝他回去一起住,但他怎么也不愿意。”

  “有子女?”我不无愕然,总觉得本田先生很有些天涯孤旅的味道。“那么,太太已经过世了?”

  “此话说起来复杂。本田先生的太太其实战后不久就同一个男的殉情了。大概是1950年或1951年吧。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本田先生不详谈,我也不便——一细问。

  我点头。

  “那以后本田先生一个男人家把一男一女抚养成人,子女各自独立之后,单身来到东京,开始从事您也知道的占卜一类活动。”

  “在旭川做什么工作来着?”

  “和哥哥两人共同经营一家印刷厂。”

  我试着想象身穿工作服的本田先生在机器前检查清样的光景。但对我来说,本田先生永远是位身穿脏兮兮衣服腰缠睡袍式腰带冬夏都坐在地炉前摆弄卜签的老人。

  说到这里,间宫中尉用一只手灵巧地解开带来的包袱,取出一个状如小糕点盒的东西。盒包着牛皮纸,又结结实实缠了好几道细绳。他把盒放在茶几上,谁来我这边。

  “这就是本田先生留给您的纪念物。”间官中尉说。

  我接在手中。几乎没有重量。无从判断里边装的何物。

  “就在这打开看可以吗?”

  间官中尉摇头道:“不,对不起,故人指示请您在独自一人时打开。”

  我点头把盒放回茶几。

  “其实,”间官中尉开口道,“我是在本田先生去世前一天才接到他的信的。信上说自己恐不久人世。‘死毫不足畏,乃天命,唯从天命而已。但尚有事未办——家中抽屉留有种种物品,平日我即已想好拟传以诸多人士。但自己已无力实施。故想求助于你,按另纸所示代为分赠。自知实为厚颜之托,尚祈体察此乃我最后心愿,而辛劳一遭为盼。’我很有些吃惊。因为我与本田先生已好多年——五六年吧——音讯全无,而现在突然收到这么一封信。我当即给本田先生回了信。但交相接到的是本田先生儿子寄来的病故通知。”

  他拿杯噪口茶。

  “那个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笃定已达到我等人望尘莫及的境界。如您在明信片上写的那样,他那人的的确确有一种摇撼人心的东西。我1938年春第一次见到他时就有这个感觉。”

  “诺门坎战役你和本田先生一个部队?”

  “不,”间官中尉说着轻咬嘴唇,“不是的。我和他是两个部队,分属两个师。我们一同行动是诺门坎战役前一次小规模作战的时候。那以后本田伍长在诺门坎战役中负伤被送回国内。我则没参加诺门坎的战斗。我……”间宫中尉举起戴手套的左手,“这只左手是1945年8月苏军进攻时丢掉的。正打坦克时肩部中了一颗重机枪子弹,一时失去知觉,偏巧又给苏军坦克的履带碾上。之后我成了苏军俘虏,在赤塔做了手术,接着被送往西伯利亚收容所,一直被扣到1949年。1937年被派往满洲,一共在大陆待了12年,其间一次也没有回国。家人亲戚都以为我在同苏军作战时死了。故乡墓地都有了我的墓。离开日本前,尽管有点含糊也算是同一个女子订了婚的。而她早已同别的男人结了婚。没办法的事,12载说起来毕竟是长了。”

  我点头。

  “您这样的年轻人,怕是对过去老话不感兴趣吧,”他说,“有一点我想说的是:我们也曾是和您一样的普普通通的青年。我一次、哪怕一次也没想过要当什么军人。我想当的是教师。可是大学一毕业就应征入伍,半强制性地当了军官候补生,再没返回国内,青春就那么过去了。我的人生真像是一场梦。”间官中尉就此缄口不语。

  “如果可以的话,请给我讲讲您和本田先生相识时的事好吗?”我试探着问。我真的很想了解,想了解本田先生曾是怎样一个人物。

  间宫中尉两手规规矩矩置于膝盖,沉吟良久。并非迟疑,只是在想什么。

  “说起来可能话长……”

  “没关系。”我说。

  “这件事我还没对任何人说过。”他说,“本田先生也不至于向谁说过。这是因为,我们曾讲定不告诉任何人。但本田先生已不在人世,只剩我这一个,说也不会给谁添麻烦了。”

  于是间宫中尉开始讲述。

《奇鸟行状录》第12章 间官中尉的长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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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间官中尉送去公共汽车这天夜晚,久美子没有回家。我一边看书听音乐一边等她,等到时针转过12点只好作罢,上床躺下。不觉之间开着灯睡了过去。醒来快早上6点了,窗外天光大亮。透过薄薄的窗帘传来乌的鸣啦。身旁不见妻子。洁白的枕头仍好端端鼓胀着,显然夜间没什么人往上边放过脑袋。床头柜上整齐叠放着昨天刚洗过的她的夏令睡衣。我洗的,我叠的。我关掉枕边的灯,调整时间流程似地做了个深呼吸。

  我仍身穿睡衣在家中寻找一番。先进厨房,再望客厅,察看她的工作间,搜查浴室和厕所。为慎重起见连壁橱也打开看了。然而哪里也没有久美子的影子。也许心不踏实的关系,家中看上去比平日冷清。好像我一个人在上蹿下跳破坏这寂寂的和谐。

  无事可干。我便去厨房往水壶灌了水,打开煤气灶。水开后用来冲了咖啡,坐在餐桌旁喝着。然后用电烤箱烤了面包,从冰箱拿出土豆色拉吃了。单独吃早餐真是相隔好久的事了。想来,结婚到现在,我还一次也没放弃过早餐。午餐不吃倒是常事,晚餐也有时作罢,、但早餐却无论如何也未免过。这是一种默契,几乎近于仪式。我们即使上床再晚,清晨也早早爬起,尽可能做正规些的早餐,慢慢悠悠吞食,除非时间不允许。

  但这天早上久美子不在座位上。我一个人默默喝咖啡,默默吃面包。对面仅有一把无人坐的空椅。看着这椅,我想起昨天早上她身上的花露水,想象有可能蹭给她花露水的男人,想象久美子同那男人在床上拥作一团的光景,想象男人的手爱抚她裸体的场面,回想昨天早上为她拉连衣裙拉链时目睹的她那瓷瓶般光滑滑的背。

  不知何故,咖啡有一股香皂味儿。喝罢一口过不一会儿,口中便觉不是滋味。最初以为错觉,但喝第二口后仍是一个味儿。我把林中的咖啡倒进洗碗地,换一个杯子斟上。一喝香皂味儿还是不退。何以有香皂味儿呢?我不得其解。壶洗得甚为仔细,水也不成问题。然而那毫无疑问是香皂水味儿或化妆水味儿。我把咖啡里的咖啡倾倒一空,重新换水加温,又觉得麻烦,半途而废。随后用咖啡杯接自来水,权当咖啡喝了。反正也不是特别想喝咖啡。

  等到9点30分,往她单位打电话,对接电话的女孩说麻烦找一下冈田久美子。女孩说冈田好像还没来上班,我道谢放下电话。之后我开始打扫房间。平时心里七上八下时我便总是这样。旧报纸和杂志收在一起用绳子捆了,厨房洗碗池和餐橱彻底擦了,厕所和浴缸刷了,镜子和窗玻璃用玻璃除垢器抹了,灯罩取下冲了,床单换下洗了,又铺上新床单。

  11点时,我再次往久美子单位打电话。还是那个女孩接的,还是那句回答:“冈田还没来上班呢。”她说。

  “今天不来了么?”我问。

  “这——没听说啊……”她声音里不含任何感情,如实口述那里现存的事实而且。

  不管怎么说,11点久美子都没上班情况非同、寻常。出版社编辑部那种地方上下班时间一般是颠三倒四,但久美子在的出版社不然。她们办的是健康和自然食品方面的杂志,有关撰稿人、食品公司、农场和医生们全都是早早起床工作一直忙到傍晚那类人。因此久美子和她的同事们也都与其协调一致,早上9点全体准时上班,除去发稿忙的时候平日6点为止。

  放下电话,进卧室大致检查一遍久美子挂在立柜里的连衣裙、衬衫和西装裙。如果离家出走,她该拿走自己的衣服。当然我并不—一记得她的所有衣服。自己有什么都稀里糊涂,不可能记清别人的服装细目。不过,因为时常把久美子的衣服拿去洗衣店又拿回,所以大体把握她经常穿什么衣服惜爱什么衣服。而且据我记忆,她的衣服基本集中在这一处。

  况且久美子也没有更多时间拿走衣服。我再次准确回忆她昨天早上离家时的情形——穿什么衣服,带什么包。她带的只是上班时常带的挎包。里面满满塞着手册、化妆品、钱夹、笔、手帕、纸巾等物,根本容纳不进替换衣服。

  我打开她的抽屉柜查看。抽屉里整整齐齐放着服饰、袜子。太阳镜、内衣、运动衫等等,怎么也看不出少了什么。内衣、长简袜倒有可能放进挎包。但转念想来,那东西随便在哪儿都买得到,用不着特意带走。

  接着去浴室再次检查化妆品抽屉。也没有什么明显变化,里面仍密密麻麻塞满化妆品和饰物之类。我打开那个基督奥迪尔牌花露水瓶盖,重新闻了闻。气味一如上次,一股极有夏日清晨气息的清芬。我又想起她的耳朵和白皙的背。

  折回客厅,我歪倒在沙发上,闭目侧耳倾听。但除了时钟记录时间的音响,不闻任何像样的声籁,不闻汽车声不闻鸟鸣声。往下我便不知如何是好了。我拿起听筒,拨动号码盘,再次往她单位打电话。但想到仍会是那个女孩接电话,不由心里沉沉的,遂中途作罢。但这样一来,我就没任何事可做了。唯一可做的就是死等下去。说不准她将我甩了——理由不得而知。总之这是能够发生的事。问题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她也不至于全然一声不吭,久美子不是那种人。就算弃我而去,也该尽量详尽地告诉我她何以如此。对此我几乎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也可能走路时遭遇意外。被汽车撞倒送去医院也未可知,且昏迷不醒而接受输血。想到这里,我胸口怦怦直跳。可是,她挎包里有驾驶证、信用卡和家庭住址。就算万一发生这类事,医院或警察也会往家里联系。

  我坐在檐廊里怅然望着庭院。其实我什么也没望。本打算想点什么,但精神无法集中在特定一点上。我反反复复回想拉连衣裙拉链时见得的久美子的背,回想她耳畔的花露水味儿。

  1点多时电话铃响了。我从沙发站起拿过听筒。

  “喂喂,是冈田先生府上吗?”女子语声。加纳马尔他。

  “是的。”我应道。

  “我叫加纳马尔他。打电话是为猫的事……”

  “猫?”我怔怔地一声,我早已把什么猫忘去脑后。当然马上想了起来。只是觉得仿佛远古的事了。

  “就是太太正找的那只猫。”加纳马尔他说。

  加纳马尔他在电话另一头揣测什么似地沉默有时。或许我的声调使她察觉到什么。我清清嗓子,把听筒换到另一只手上。

  加纳马尔地道:“我想猫是再也找不到了,除非发生奇迹。最好还是别再找了,尽管令人惋惜。猫已经离去,恐怕一去不复返。”

  “除非发生奇迹?”我反问。但没有回答。

  加纳马尔他长时间缄口不语。我等待她开口。可是无论怎样侧耳细听,听筒也连个呼吸声都没有。在我开始怀疑电话出故障的时候,她好歹开口了。

  “冈田先生,”她说,“这么说或许不无冒昧:除了猫,其他没有什么需我帮忙的吗?”

  对此没办法马上回答。找靠墙握着听筒。语句出口需要一点时间。

  “有很多事还弄不清楚。”我说,“清楚的事还一样都没掌握,只是在脑袋里想。总之我想老婆离家去了哪里。”接着我把久美子昨天夜未归宿和今早没去上班的事告诉了加纳马尔他。

  加纳马尔他似乎在电话另一端沉思。

  “这想必是让人担心,”有顷,加纳马尔他说道,“此刻我还无可奉告。不过为时不久,很多事情就会逐渐明朗起来。眼下唯有等待。滋味是不好受,但事情本身有个时机问题,恰如潮涨潮落。谁都不可能予以改变,需等待时只有等待而已。”

  “加纳马尔他小姐,猫的事给您添了不少麻烦。我也知道不该这样讲话——但我现在确实没心绪听堂而皇之的泛泛之论。总的说来,我已一筹莫展,真的一筹莫展。而且有一种不妙的预感。完全不知所措。我需要的是具体的事实,哪怕再微不足道。知道吗?就是可看可触的事实。”

  电话另一端传来什么东西落地的动静。不太重,大约是钢球什么的滚落地板的声响。随即又像有什么东西在磨擦,很像手指挟一张绘图纸猛然往两边扯拉。声音距电话似乎不太远也不很近。但加纳马尔他则好像对声响没特别介意。

  “明白了。需要具体的对吧?”加纳马尔他以平板板的声音说。

  “是的,尽可能具体的。”

  “等电话。”

  “电话现在也一直在等啊。”

  “大概一个姓名发音以‘O’开头的人马上有电话打来。”

  “那人可晓得久美子什么消息?”

  “我很难明白到那种地步。您不是说哪怕什么都好只是想知道具体的么,所以才这么说给您。还有一点:半月或许持续一段时间。”

  “半月?”我问,“就是天上的月亮?”

  “不错,是天上的月亮。但不管怎样,您总要等待。等待就是一切。好,改日再聊。”说罢,加纳马尔他放下电话。

  我拿来桌面上的电话号码簿、打开“O”字页。上面写着久美子端庄的小字,共有四个人的名字及其住址和电话号码。打头的是我父亲——冈田忠雄。一个叫小野田,我大学时代的同学,一个性大爆的牙科医生,再一个是大村酒店,附近卖酒的商店。

  酒店可以首先排除,相距走路才十来分钟,除偶尔打电话请其送箱啤酒上门,我们同那酒店不存在任何特殊交情。牙医也不相干。我还是两年前在那里看过一次槽牙,久美子则一次也未去过,至少同我结婚以后,她就没找过任何牙医。小野田这个同学与我已好多年没见面了。他大学毕业后进银行工作,转年被调往札幌分行,那以来一直住北海道。如今只有贺年片往来。他同久美子见没见过我都记不起来。

  这样就只剩下我父亲。但很难设想久美子同我父亲有什么深些的来往。母亲去世父亲再婚以后,我同父亲从没见过面,没通过信,没打过电话。何况久美子一次也没见过我父亲。

  啪啦啪啦翻动电话簿时间里,我再次认识到我们这对夫妻是何等与人寡合。结婚六年,除了和单位同事间的权宜性交际,差不多没同任何人打交道,而仅仅两人深居简出地生活。

  我又准备煮意大利面条作为午餐。肚子其实不饿。不仅不饿连食欲都几乎无从提起。可又不能总是坐在沙发上死等电话铃响,而需要暂且朝着什么目标活动活动身子。我往锅里放水,打燃煤气,水开之前一边听调频收音机一边煮番茄酱。调频收音机正播放巴赫的无伴奏小提琴鸣奏曲。技艺炉火纯青。但里面似乎有一种令人浮躁的东西。至于原因在演奏者方面,还是在于听的人自己此时的精神状态,我却弄不明白。总之我关掉收音机,继续默默做菜。橄榄油加热后,放大蒜进去,又投进切得细细的洋葱炒了。在洋葱开始着色的时候将预先切好榨去汁液的西红柿推火锅中。切切炒炒这活计不坏。这里边有实实在在的手感,有音乐,有气味。

  锅水开了以后。放盐,投一束意大利面进去,把定时器调到10分钟那里,开始在洗碗池里洗东西。然而面对煮好的意大利式面条时,竟丝毫上不来食欲。好不容易吃下一半,其余扔了。剩下的番茄酱倒进容器放入冰箱。没办法,原本就没有食欲的。

  记得过去在哪里读过一个故事,说一个男的等待什么的时间里老是吃个不停。使劲想了半天,终于想起是海明威伪《永别了,武器》。主人公(名忘了)从意大利乘小艇越境好歹逃到瑞土,在瑞士一座小镇上等待妻子分娩。等的时间里不时走进医院对面的咖啡馆吃喝。小说情节差不多忘光,唯一清楚记得接近尾声的场面:主人公在异国他乡等待妻子分娩时接二连三地进食。我之所以记得这个场面,是因为觉得这里边含有强烈的真实性。较之因坐立不安而吃不下东西,食欲异乎寻常地汹涌而来反倒更有文学上的真实性,我觉得。

  然而真正在这冷冷清清的家中对着时钟指针老实等起什么来,却是不同于《永别了,武器》,全然上不来食欲。如此时间里,我陡然觉得,所以上不来食欲,很可能因为自己身上缺乏文学上的真实性因素。自己自身好像成了写得差劲儿的小说情节的一部分,仿佛有人在指责我根本就不真实。实际上怕也的确如此。

  电话铃是下午决两点时响的,我当即抓起听筒。

  “是冈田先生府上吗?”一个没听过的男子语声。低沉而有赡气,很年轻。”

  “是的。”我声音不无紧张。

  “是丁目26号的冈田先生吧?”

  “是的。”

  “我是大村酒店,经常承蒙关照。这就想过去收款,不知您是否方便?”

  “收款!”

  “嗯。两箱啤酒一箱果汁的款。”

  “可以可以,还要在家待一会的。”我说。我们的谈话就此结束。

  放下听筒,我试着回想这几句交谈是否包含有关久美子的什么信息。但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无非酒店关于收款的简短而现实的电话。我确实订过啤酒和果汁,也确实是酒店送上门的。30分钟后,酒店的人来了,我付给两箱啤酒一箱果汁的欠款。

  酒店这个年轻店员很讨人喜欢。我递过钱,他笑眯眯写收据。

  “冈田先生,今早站前出了事故,您知道吗?今早9点。”

  “事故?”我一惊,“谁出事故?”

  “一个小女孩,给倒车的货箱车碾了。伤势像不轻。事故发生时我偏巧从那里路过,一大早不愿意看那场景。小孩子防不胜防——倒车时收不到后视镜里去。站前那家洗衣店知道吧?就在那门前。那地方放着自行车堆着废纸箱,看不清路面。”

  酒店的人回去后,我再也无法在家中困守下去。家中好像突然变得闷热、幽暗,窄小得让人透不过气。我穿上鞋,先出门再说。锁没上,窗没拉,厨房灯没关。我口含柠檬糖在附近漫无目的地游来转去。但在脑海中再现同酒店那个店员交谈内容时间里,忽然想起一直放在站前洗衣店没取的衣服。是久美子的衬衫和裙子。取衣单在家里,但我想去了总会有办法。

  街上看起来和平时有所不同。路上擦肩而过的人都好像有欠自然,带有某种技巧性。我边走边观察每一个人的面孔。他们到底算哪一类人呢?我想,到底住怎样的房子,有怎样的妻室,过怎样的日子呢?他们是否同妻子以外的女人困觉或同丈夫以外的男人上床呢?幸福吗?知道本身在别人眼里显得不自然带有技巧性痕迹吗?

  洗衣店前面仍活生生保留着事故现场。路面有大约警察划的白粉笔钱,几个购物客聚在一起神情肃然议论事故。但店里光景一如往日。那个黑色收录两用机照例演奏气氛音乐,里边的老式空调机嗜咕叫着,熨斗的水蒸汽很壮观地直冲天花板。乐曲是《退潮》,罗伯特·马科思威尔的竖琴。去海滨该有多妙!我联想到沙滩的气息、海涛拍岸的声响,想海鸥的姿影,想彻底冰镇的易拉罐啤酒。

  我对店主说:“这次忘带取衣单了,大约上周五或周六送来的衬衫和裙子……”

  “冈田先生吧?冈田……”店主说着,翻动大学生用的笔记本,“晤,有的有的,衬衫裙子。不过,太太已经取走了哟,冈田先生。”

  “是吗?”我吃了一惊。

  “昨天早上来取的。我直接交付的,记得很清楚。像是上班途中顺便。还带了取衣单来。”

  我一时语塞,默然看着他的脸。

  “一会儿问太太好了,没错。”洗衣店主说。然后拿起收款机上的一盒烟,抽出一支衔在嘴上,用打火机点燃。

  “昨天早上?”我问,“不是晚上?”

  “早上。8点左右吧。您太太是早上第一位顾客,所以记得真切。唁,早上第一位顾客是年轻女子,不是很让人心情舒畅的么?”

  我不知做什么表情好,发出的声音也好像不是自己的。“可以了,不晓得老婆来取过。”

  店主点下头,瞥了我一眼,碾死刚吸两口的香烟,继续熨烫。看样子他对我有点兴趣,想向我说什么,但终归还是决定什么也不说。作为我也有不少话想问他。例如久美子来取衣服时是怎么个样子,手里拿着什么等等。可是我头脑混乱,嗓子渴得冒烟。得先坐在哪里喝杯冷饮,不然好像什么都想不成。

  离开洗衣店,走进附近一家咖啡馆,要了加冰红茶。咖啡馆凉凉爽爽,客人只我一个。墙上的小音箱正播放大型管弦乐队用的披头土《八天一星期》。我重新回想大海,在脑际推出自己赤脚在沙滩上朝浪头奔跑的光景。沙滩热得发烫,风带有浓重的潮水味儿。我深深吸了一口,仰望天空。向上张开双手时,可以明显感到夏日太阳的热量。稍顷,波浪开始凉冰冰冲刷我的脚。

  久美子去单位之前到洗衣店取走衣服——此事怎么想都不正常。因为若是那样,必须提着刚刚烫好的衣服钻进满员电车。而且回家时也势必同样提着衣服挤车。不方便且不说,特意拿去洗衣店打理的衣服还要被挤得皱皱巴巴。久美子一向对衣服皱纹和污痕很是神经质,不可能做此无意义的举止。下班顺便去衣店就可以了嘛!倘若下班晚,叫我取也就完事了。能设想的可能性只有一种:当时的久美子已没有回家的打算。想必手提衫裙直接去了什么地方。这样地便暂且有了可替换的衣服,其他东西在哪里买即可。她有信用卡,有银行提款卡,有自己单独的户头。想去哪里都可以去,只要她喜欢。

  并且,她可能同一个人——一个男的一起。此外她应该别无离家出走的理由。事态看来相当严重。久美子把衣服皮鞋置于不顾而奋无踪影。她喜欢购置衣服,又精心爱护。对此全然不顾而几乎光身一人离家远去,那可是要下相当大的决心的。然而久美子毅然决然地——我以为——只拎衬衫裙子离家不见了。不,或许久美子那时根本没把什么衣服放在心上。我背靠咖啡馆的椅子,半听不听地听着严格消毒过的背景音乐。我想象久美子手提装在洗衣店塑料袋里且仍带有铁丝衣架的衫裙正往满员电车里钻的形象。想起她身上连衣裙的颜色,想起她耳后花露水的清香,想起她光洁完美的背。我好像很累很累,真怕一闭眼就往别的什么场所踉跄而去。

《奇鸟行状录》第13章 尽可能具体的文学里的食欲

admin阅读(32)

  把间官中尉送去公共汽车这天夜晚,久美子没有回家。我一边看书听音乐一边等她,等到时针转过12点只好作罢,上床躺下。不觉之间开着灯睡了过去。醒来快早上6点了,窗外天光大亮。透过薄薄的窗帘传来乌的鸣啦。身旁不见妻子。洁白的枕头仍好端端鼓胀着,显然夜间没什么人往上边放过脑袋。床头柜上整齐叠放着昨天刚洗过的她的夏令睡衣。我洗的,我叠的。我关掉枕边的灯,调整时间流程似地做了个深呼吸。

  我仍身穿睡衣在家中寻找一番。先进厨房,再望客厅,察看她的工作间,搜查浴室和厕所。为慎重起见连壁橱也打开看了。然而哪里也没有久美子的影子。也许心不踏实的关系,家中看上去比平日冷清。好像我一个人在上蹿下跳破坏这寂寂的和谐。

  无事可干。我便去厨房往水壶灌了水,打开煤气灶。水开后用来冲了咖啡,坐在餐桌旁喝着。然后用电烤箱烤了面包,从冰箱拿出土豆色拉吃了。单独吃早餐真是相隔好久的事了。想来,结婚到现在,我还一次也没放弃过早餐。午餐不吃倒是常事,晚餐也有时作罢,、但早餐却无论如何也未免过。这是一种默契,几乎近于仪式。我们即使上床再晚,清晨也早早爬起,尽可能做正规些的早餐,慢慢悠悠吞食,除非时间不允许。

  但这天早上久美子不在座位上。我一个人默默喝咖啡,默默吃面包。对面仅有一把无人坐的空椅。看着这椅,我想起昨天早上她身上的花露水,想象有可能蹭给她花露水的男人,想象久美子同那男人在床上拥作一团的光景,想象男人的手爱抚她裸体的场面,回想昨天早上为她拉连衣裙拉链时目睹的她那瓷瓶般光滑滑的背。

  不知何故,咖啡有一股香皂味儿。喝罢一口过不一会儿,口中便觉不是滋味。最初以为错觉,但喝第二口后仍是一个味儿。我把林中的咖啡倒进洗碗地,换一个杯子斟上。一喝香皂味儿还是不退。何以有香皂味儿呢?我不得其解。壶洗得甚为仔细,水也不成问题。然而那毫无疑问是香皂水味儿或化妆水味儿。我把咖啡里的咖啡倾倒一空,重新换水加温,又觉得麻烦,半途而废。随后用咖啡杯接自来水,权当咖啡喝了。反正也不是特别想喝咖啡。

  等到9点30分,往她单位打电话,对接电话的女孩说麻烦找一下冈田久美子。女孩说冈田好像还没来上班,我道谢放下电话。之后我开始打扫房间。平时心里七上八下时我便总是这样。旧报纸和杂志收在一起用绳子捆了,厨房洗碗池和餐橱彻底擦了,厕所和浴缸刷了,镜子和窗玻璃用玻璃除垢器抹了,灯罩取下冲了,床单换下洗了,又铺上新床单。

  11点时,我再次往久美子单位打电话。还是那个女孩接的,还是那句回答:“冈田还没来上班呢。”她说。

  “今天不来了么?”我问。

  “这——没听说啊……”她声音里不含任何感情,如实口述那里现存的事实而且。

  不管怎么说,11点久美子都没上班情况非同、寻常。出版社编辑部那种地方上下班时间一般是颠三倒四,但久美子在的出版社不然。她们办的是健康和自然食品方面的杂志,有关撰稿人、食品公司、农场和医生们全都是早早起床工作一直忙到傍晚那类人。因此久美子和她的同事们也都与其协调一致,早上9点全体准时上班,除去发稿忙的时候平日6点为止。

  放下电话,进卧室大致检查一遍久美子挂在立柜里的连衣裙、衬衫和西装裙。如果离家出走,她该拿走自己的衣服。当然我并不—一记得她的所有衣服。自己有什么都稀里糊涂,不可能记清别人的服装细目。不过,因为时常把久美子的衣服拿去洗衣店又拿回,所以大体把握她经常穿什么衣服惜爱什么衣服。而且据我记忆,她的衣服基本集中在这一处。

  况且久美子也没有更多时间拿走衣服。我再次准确回忆她昨天早上离家时的情形——穿什么衣服,带什么包。她带的只是上班时常带的挎包。里面满满塞着手册、化妆品、钱夹、笔、手帕、纸巾等物,根本容纳不进替换衣服。

  我打开她的抽屉柜查看。抽屉里整整齐齐放着服饰、袜子。太阳镜、内衣、运动衫等等,怎么也看不出少了什么。内衣、长简袜倒有可能放进挎包。但转念想来,那东西随便在哪儿都买得到,用不着特意带走。

  接着去浴室再次检查化妆品抽屉。也没有什么明显变化,里面仍密密麻麻塞满化妆品和饰物之类。我打开那个基督奥迪尔牌花露水瓶盖,重新闻了闻。气味一如上次,一股极有夏日清晨气息的清芬。我又想起她的耳朵和白皙的背。

  折回客厅,我歪倒在沙发上,闭目侧耳倾听。但除了时钟记录时间的音响,不闻任何像样的声籁,不闻汽车声不闻鸟鸣声。往下我便不知如何是好了。我拿起听筒,拨动号码盘,再次往她单位打电话。但想到仍会是那个女孩接电话,不由心里沉沉的,遂中途作罢。但这样一来,我就没任何事可做了。唯一可做的就是死等下去。说不准她将我甩了——理由不得而知。总之这是能够发生的事。问题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她也不至于全然一声不吭,久美子不是那种人。就算弃我而去,也该尽量详尽地告诉我她何以如此。对此我几乎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也可能走路时遭遇意外。被汽车撞倒送去医院也未可知,且昏迷不醒而接受输血。想到这里,我胸口怦怦直跳。可是,她挎包里有驾驶证、信用卡和家庭住址。就算万一发生这类事,医院或警察也会往家里联系。

  我坐在檐廊里怅然望着庭院。其实我什么也没望。本打算想点什么,但精神无法集中在特定一点上。我反反复复回想拉连衣裙拉链时见得的久美子的背,回想她耳畔的花露水味儿。

  1点多时电话铃响了。我从沙发站起拿过听筒。

  “喂喂,是冈田先生府上吗?”女子语声。加纳马尔他。

  “是的。”我应道。

  “我叫加纳马尔他。打电话是为猫的事……”

  “猫?”我怔怔地一声,我早已把什么猫忘去脑后。当然马上想了起来。只是觉得仿佛远古的事了。

  “就是太太正找的那只猫。”加纳马尔他说。

  加纳马尔他在电话另一头揣测什么似地沉默有时。或许我的声调使她察觉到什么。我清清嗓子,把听筒换到另一只手上。

  加纳马尔地道:“我想猫是再也找不到了,除非发生奇迹。最好还是别再找了,尽管令人惋惜。猫已经离去,恐怕一去不复返。”

  “除非发生奇迹?”我反问。但没有回答。

  加纳马尔他长时间缄口不语。我等待她开口。可是无论怎样侧耳细听,听筒也连个呼吸声都没有。在我开始怀疑电话出故障的时候,她好歹开口了。

  “冈田先生,”她说,“这么说或许不无冒昧:除了猫,其他没有什么需我帮忙的吗?”

  对此没办法马上回答。找靠墙握着听筒。语句出口需要一点时间。

  “有很多事还弄不清楚。”我说,“清楚的事还一样都没掌握,只是在脑袋里想。总之我想老婆离家去了哪里。”接着我把久美子昨天夜未归宿和今早没去上班的事告诉了加纳马尔他。

  加纳马尔他似乎在电话另一端沉思。

  “这想必是让人担心,”有顷,加纳马尔他说道,“此刻我还无可奉告。不过为时不久,很多事情就会逐渐明朗起来。眼下唯有等待。滋味是不好受,但事情本身有个时机问题,恰如潮涨潮落。谁都不可能予以改变,需等待时只有等待而已。”

  “加纳马尔他小姐,猫的事给您添了不少麻烦。我也知道不该这样讲话——但我现在确实没心绪听堂而皇之的泛泛之论。总的说来,我已一筹莫展,真的一筹莫展。而且有一种不妙的预感。完全不知所措。我需要的是具体的事实,哪怕再微不足道。知道吗?就是可看可触的事实。”

  电话另一端传来什么东西落地的动静。不太重,大约是钢球什么的滚落地板的声响。随即又像有什么东西在磨擦,很像手指挟一张绘图纸猛然往两边扯拉。声音距电话似乎不太远也不很近。但加纳马尔他则好像对声响没特别介意。

  “明白了。需要具体的对吧?”加纳马尔他以平板板的声音说。

  “是的,尽可能具体的。”

  “等电话。”

  “电话现在也一直在等啊。”

  “大概一个姓名发音以‘O’开头的人马上有电话打来。”

  “那人可晓得久美子什么消息?”

  “我很难明白到那种地步。您不是说哪怕什么都好只是想知道具体的么,所以才这么说给您。还有一点:半月或许持续一段时间。”

  “半月?”我问,“就是天上的月亮?”

  “不错,是天上的月亮。但不管怎样,您总要等待。等待就是一切。好,改日再聊。”说罢,加纳马尔他放下电话。

  我拿来桌面上的电话号码簿、打开“O”字页。上面写着久美子端庄的小字,共有四个人的名字及其住址和电话号码。打头的是我父亲——冈田忠雄。一个叫小野田,我大学时代的同学,一个性大爆的牙科医生,再一个是大村酒店,附近卖酒的商店。

  酒店可以首先排除,相距走路才十来分钟,除偶尔打电话请其送箱啤酒上门,我们同那酒店不存在任何特殊交情。牙医也不相干。我还是两年前在那里看过一次槽牙,久美子则一次也未去过,至少同我结婚以后,她就没找过任何牙医。小野田这个同学与我已好多年没见面了。他大学毕业后进银行工作,转年被调往札幌分行,那以来一直住北海道。如今只有贺年片往来。他同久美子见没见过我都记不起来。

  这样就只剩下我父亲。但很难设想久美子同我父亲有什么深些的来往。母亲去世父亲再婚以后,我同父亲从没见过面,没通过信,没打过电话。何况久美子一次也没见过我父亲。

  啪啦啪啦翻动电话簿时间里,我再次认识到我们这对夫妻是何等与人寡合。结婚六年,除了和单位同事间的权宜性交际,差不多没同任何人打交道,而仅仅两人深居简出地生活。

  我又准备煮意大利面条作为午餐。肚子其实不饿。不仅不饿连食欲都几乎无从提起。可又不能总是坐在沙发上死等电话铃响,而需要暂且朝着什么目标活动活动身子。我往锅里放水,打燃煤气,水开之前一边听调频收音机一边煮番茄酱。调频收音机正播放巴赫的无伴奏小提琴鸣奏曲。技艺炉火纯青。但里面似乎有一种令人浮躁的东西。至于原因在演奏者方面,还是在于听的人自己此时的精神状态,我却弄不明白。总之我关掉收音机,继续默默做菜。橄榄油加热后,放大蒜进去,又投进切得细细的洋葱炒了。在洋葱开始着色的时候将预先切好榨去汁液的西红柿推火锅中。切切炒炒这活计不坏。这里边有实实在在的手感,有音乐,有气味。

  锅水开了以后。放盐,投一束意大利面进去,把定时器调到10分钟那里,开始在洗碗池里洗东西。然而面对煮好的意大利式面条时,竟丝毫上不来食欲。好不容易吃下一半,其余扔了。剩下的番茄酱倒进容器放入冰箱。没办法,原本就没有食欲的。

  记得过去在哪里读过一个故事,说一个男的等待什么的时间里老是吃个不停。使劲想了半天,终于想起是海明威伪《永别了,武器》。主人公(名忘了)从意大利乘小艇越境好歹逃到瑞土,在瑞士一座小镇上等待妻子分娩。等的时间里不时走进医院对面的咖啡馆吃喝。小说情节差不多忘光,唯一清楚记得接近尾声的场面:主人公在异国他乡等待妻子分娩时接二连三地进食。我之所以记得这个场面,是因为觉得这里边含有强烈的真实性。较之因坐立不安而吃不下东西,食欲异乎寻常地汹涌而来反倒更有文学上的真实性,我觉得。

  然而真正在这冷冷清清的家中对着时钟指针老实等起什么来,却是不同于《永别了,武器》,全然上不来食欲。如此时间里,我陡然觉得,所以上不来食欲,很可能因为自己身上缺乏文学上的真实性因素。自己自身好像成了写得差劲儿的小说情节的一部分,仿佛有人在指责我根本就不真实。实际上怕也的确如此。

  电话铃是下午决两点时响的,我当即抓起听筒。

  “是冈田先生府上吗?”一个没听过的男子语声。低沉而有赡气,很年轻。”

  “是的。”我声音不无紧张。

  “是丁目26号的冈田先生吧?”

  “是的。”

  “我是大村酒店,经常承蒙关照。这就想过去收款,不知您是否方便?”

  “收款!”

  “嗯。两箱啤酒一箱果汁的款。”

  “可以可以,还要在家待一会的。”我说。我们的谈话就此结束。

  放下听筒,我试着回想这几句交谈是否包含有关久美子的什么信息。但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无非酒店关于收款的简短而现实的电话。我确实订过啤酒和果汁,也确实是酒店送上门的。30分钟后,酒店的人来了,我付给两箱啤酒一箱果汁的欠款。

  酒店这个年轻店员很讨人喜欢。我递过钱,他笑眯眯写收据。

  “冈田先生,今早站前出了事故,您知道吗?今早9点。”

  “事故?”我一惊,“谁出事故?”

  “一个小女孩,给倒车的货箱车碾了。伤势像不轻。事故发生时我偏巧从那里路过,一大早不愿意看那场景。小孩子防不胜防——倒车时收不到后视镜里去。站前那家洗衣店知道吧?就在那门前。那地方放着自行车堆着废纸箱,看不清路面。”

  酒店的人回去后,我再也无法在家中困守下去。家中好像突然变得闷热、幽暗,窄小得让人透不过气。我穿上鞋,先出门再说。锁没上,窗没拉,厨房灯没关。我口含柠檬糖在附近漫无目的地游来转去。但在脑海中再现同酒店那个店员交谈内容时间里,忽然想起一直放在站前洗衣店没取的衣服。是久美子的衬衫和裙子。取衣单在家里,但我想去了总会有办法。

  街上看起来和平时有所不同。路上擦肩而过的人都好像有欠自然,带有某种技巧性。我边走边观察每一个人的面孔。他们到底算哪一类人呢?我想,到底住怎样的房子,有怎样的妻室,过怎样的日子呢?他们是否同妻子以外的女人困觉或同丈夫以外的男人上床呢?幸福吗?知道本身在别人眼里显得不自然带有技巧性痕迹吗?

  洗衣店前面仍活生生保留着事故现场。路面有大约警察划的白粉笔钱,几个购物客聚在一起神情肃然议论事故。但店里光景一如往日。那个黑色收录两用机照例演奏气氛音乐,里边的老式空调机嗜咕叫着,熨斗的水蒸汽很壮观地直冲天花板。乐曲是《退潮》,罗伯特·马科思威尔的竖琴。去海滨该有多妙!我联想到沙滩的气息、海涛拍岸的声响,想海鸥的姿影,想彻底冰镇的易拉罐啤酒。

  我对店主说:“这次忘带取衣单了,大约上周五或周六送来的衬衫和裙子……”

  “冈田先生吧?冈田……”店主说着,翻动大学生用的笔记本,“晤,有的有的,衬衫裙子。不过,太太已经取走了哟,冈田先生。”

  “是吗?”我吃了一惊。

  “昨天早上来取的。我直接交付的,记得很清楚。像是上班途中顺便。还带了取衣单来。”

  我一时语塞,默然看着他的脸。

  “一会儿问太太好了,没错。”洗衣店主说。然后拿起收款机上的一盒烟,抽出一支衔在嘴上,用打火机点燃。

  “昨天早上?”我问,“不是晚上?”

  “早上。8点左右吧。您太太是早上第一位顾客,所以记得真切。唁,早上第一位顾客是年轻女子,不是很让人心情舒畅的么?”

  我不知做什么表情好,发出的声音也好像不是自己的。“可以了,不晓得老婆来取过。”

  店主点下头,瞥了我一眼,碾死刚吸两口的香烟,继续熨烫。看样子他对我有点兴趣,想向我说什么,但终归还是决定什么也不说。作为我也有不少话想问他。例如久美子来取衣服时是怎么个样子,手里拿着什么等等。可是我头脑混乱,嗓子渴得冒烟。得先坐在哪里喝杯冷饮,不然好像什么都想不成。

  离开洗衣店,走进附近一家咖啡馆,要了加冰红茶。咖啡馆凉凉爽爽,客人只我一个。墙上的小音箱正播放大型管弦乐队用的披头土《八天一星期》。我重新回想大海,在脑际推出自己赤脚在沙滩上朝浪头奔跑的光景。沙滩热得发烫,风带有浓重的潮水味儿。我深深吸了一口,仰望天空。向上张开双手时,可以明显感到夏日太阳的热量。稍顷,波浪开始凉冰冰冲刷我的脚。

  久美子去单位之前到洗衣店取走衣服——此事怎么想都不正常。因为若是那样,必须提着刚刚烫好的衣服钻进满员电车。而且回家时也势必同样提着衣服挤车。不方便且不说,特意拿去洗衣店打理的衣服还要被挤得皱皱巴巴。久美子一向对衣服皱纹和污痕很是神经质,不可能做此无意义的举止。下班顺便去衣店就可以了嘛!倘若下班晚,叫我取也就完事了。能设想的可能性只有一种:当时的久美子已没有回家的打算。想必手提衫裙直接去了什么地方。这样地便暂且有了可替换的衣服,其他东西在哪里买即可。她有信用卡,有银行提款卡,有自己单独的户头。想去哪里都可以去,只要她喜欢。

  并且,她可能同一个人——一个男的一起。此外她应该别无离家出走的理由。事态看来相当严重。久美子把衣服皮鞋置于不顾而奋无踪影。她喜欢购置衣服,又精心爱护。对此全然不顾而几乎光身一人离家远去,那可是要下相当大的决心的。然而久美子毅然决然地——我以为——只拎衬衫裙子离家不见了。不,或许久美子那时根本没把什么衣服放在心上。我背靠咖啡馆的椅子,半听不听地听着严格消毒过的背景音乐。我想象久美子手提装在洗衣店塑料袋里且仍带有铁丝衣架的衫裙正往满员电车里钻的形象。想起她身上连衣裙的颜色,想起她耳后花露水的清香,想起她光洁完美的背。我好像很累很累,真怕一闭眼就往别的什么场所踉跄而去。

《奇鸟行状录》第14章 这一章里好消息一个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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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得咖啡室,我仍在那一带走来走去。走着走着,午后的炎热弄得我心情渐渐不好受起来,甚至有一种发疟疾感。我还是想回家。想到在静悄悄的家中死等不知来不来的电话,却又感到窒息得不行。能想得起来的活计,也就是去看看笠原May。

  我回家翻过院墙,顺胡同走到她家后院,背靠一胡同之隔的对面“空屋”。篱笆,眼望有石雕鸟的院子。站在这里,笠原May应不久即可发现我。除了去假发公司打工,她基本都在注意这胡同动静,无论是做日光浴,还是在自己房间。不料笠原May偏偏不肯露头。天上一片云也没有。夏日阳光火辣辣灼着我的脖颈。青草气息从脚下蒸腾而上。我一边眼望石雕鸟,一边回想前些天舅舅的话,准备就曾在那房子住过的人们的命运做一番思索。结果浮上脑海的只有大海。

  冷冷的蓝蓝的海。我做了好几次深呼吸,觑了眼表。正当我灰心地想今天算是不行了的时候,笠原May总算亮相了。她穿过庭院,朝这边珊珊走来。身上是粗斜纹棉布短裤和蓝色港衫,脚上是红色塑胶拖鞋。她站到我跟前,从太阳镜里边递出微笑。

  “你好,拧发条鸟。猫找到了,绵谷升君?”

  “哪里,还没有。”我说,“不过今天可是花了不少时间才出现的哟!”

  笠原May双手插进粗布短裤袋,好笑似地环视四周。“喂喂,拧发条鸟,我就是再闲也不至于从早到晚瞪大眼珠一个劲儿监视这胡同嘛。我也多少有我要做的事。也罢,就算我的不是。等了许久?”

  “久倒不是许久,问题是站在这里极热。”笠原May看我的脸看了半天,微微蹩起眉头:“怎么搞的,拧发条鸟?你这脸很不成样子哟,好像在哪里埋了很久好容易才扒出来似的。往这边一点儿,在树阴下歇歇不好么?”她拉起我的手,领去她家院子。把院里一个折叠椅搬到橡树下让我坐了。密密匝匝的绿树枝投下透出生命芬芳的凉阴。

  “不怕的,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总没有的,一点也不用介意。在这里什么也别想,好好休息一会儿。”

  “嗯,有件事想求你一下。”我说。

  “说说看。”

  “替我打个电话。”我从衣袋摸出手册和圆珠笔,写出妻单位电话号码,撕下那页递给她。塑料皮手册给汗水弄得热乎乎的。“往这儿打个电话,问叫冈田久美子的去没去上班。如果没去,再问昨天去了没有。就求你办这件事。”

  笠原May接过纸片,咬着嘴唇凝视,而后看着我说:“放心,交给我好了。你就把脑袋弄空在这儿躺着,不许动哟!就去就回。”笠原May走后,我按她说的躺下闭起眼睛。浑身汗水淋漓。每要想什么脑袋深处就一剜一剜地痛。胃底好像有一团乱麻沉淀不动。不时有一股闷乎乎直要反胃的预感。四周悄无声息。如此说来,确有很长时间没听到拧发条鸟鸣叫了。我蓦地心想,最后一次听得是什么时候呢?大约四五天前吧。记不准了。意识到时已经没了拧发条鸟的叫声。那鸟或许是随着季节更替而迁移的。这么说,听得拧发条鸟的鸣唯也就是这一个月里的事。这期间拧发条鸟日复一日持续拧动我们所居住的这一小小世界的发条。那是拧发条鸟季节。

  10分钟后,笠原May返回。她把手中大玻璃杯递给我。递时杯子里有冰块响。响声仿佛来自遥远的世界。我所在的场所同那个世界之间隔着若干扇门,而现在碰巧所有的门一齐敞开,响声于是得以传来。但那实在是一时性的,迟早都要关上。哪怕关上一扇,我就再也听不到响声。

  “水里有柠檬片,喝吧!”她说,“喝了脑袋会清爽些。”我勉强喝了一半,把杯还给她。凉水通过喉咙,缓缓滑过我的全身。旋即剧烈的呕吐感朝我袭来。胃中开始腐烂的乱麻分解开来,步步为营地直朝嗓眼进攻。我闭目合眼,勉强挺了过去。而一闭眼,手拎衬衫裙子上电车的久美子便浮上眼帘。也许吐出好些,我想。但没吐。

  几次深呼吸时间里,呕感渐渐减弱消失。

  “不要紧?”签原May问。

  “不要紧。”我说。

  “电话打了。我说我是她亲戚,合适吧?那人,是你太太吧?”

  “是,说是昨天也没上班,”笠原May说,“跟单位也没打招呼,反正就是没去。单位的人也正伤脑筋呢,说她原本不是那类人。”

  “是的,不是连个招呼也不打就不上班那类人。”

  “昨天不见的?”我点头。

  “可怜啊,拧发条鸟!”笠原May说,而且真像觉得我很可怜似的。她伸手放在我额头,“可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眼下什么也没有,我想。”我说,“总之谢谢了。”

  “暧,再问问可好?还是最好不问?”

  “问无所谓,能不能回答是另一回事。”

  “太太是跟男人一起出走的?”

  “不晓得,”我说,“不过或许是那样的,那种可能性我想是有的。”

  “可你们不是一起生活的吗?一直。一起生活怎么会连这个都不晓得呢。”的确如此,我想。怎么会连这个都不晓得呢?

  “可怜啊,拧发条鸟!”她重复道,“要是我能告诉你什么就好了,遗憾的是我一窍不通,不明白婚姻是怎么个玩艺儿。”我从椅上立起,竟费了好大劲儿才立起。

  “实在谢谢了,帮了大忙。差不多该回去了。”我说,“家那边可能有什么消息——说不定有人打电话来。”

  “到家马上淋浴。首先淋浴,明白?再换件好看的衣服,然后刮刮胡子。”

  “胡子?”我用手摸摸下巴。果然忘了刮须。从早上到现在我还一次也没想到什么胡须。

  “这类小事是比较重要的哟,拧发条鸟!”笠原May透视般盯住我的眼睛,“回家好好儿照照镜子!”

  “照办就是。”

  “再过去玩儿可好?”

  “好的。”我说,接着补充一句:“你来我很欢迎。”笠原May悄然点头。

  回到家,我注视自己映在镜中的脸。脸确实狼狈不堪。我脱去衣服,淋浴,仔仔细细地洗发、刮须、刷牙、往脸上抹了护肤水,然后再次细细审视镜中自己的脸。似乎比刚才好了一点儿,呕吐感也收敛起来,唯独脑袋有点儿发胀。我蹬上短裤,拿出一件新港衫穿了。而后在檐廊背靠柱子坐下,边看院于边等头发风干。我试图归纳一下这几天自己身边发生的事。先是间宫中尉打来电话,那是昨天早上——对,毫无疑问是昨

  天早上。继之妻出走。我拉了她连衣裙后背拉链,发现了花露水包装盒。接着间宫中尉来访,讲了一次奇特的遭遇——被蒙古兵捉住扔到井里。间官留下本田先生送的纪念品,但那仅仅是个空盒。再往下久美子夜不归宿。那天早上她在站前洗衣店取走衣裙,就势无影无踪。跟她单位也没打招呼。这是昨天的事。只是,我很难相信这些事全部发生在同一天。

  发生的实在太多了。如此思来想去时间里,困意汹涌而来。不是一般的困,其剧烈程度简直近乎暴力。困意就像从一个放弃抵抗的人身上撕掉衣服一般撕去我的知觉。我什么也不再想,进卧室脱去衣服,只穿内衣钻进被窝。本想看一眼床头钟,但脖子无法歪向一边。

  于是我闭起眼睛,急速滑进深不见底的睡眠中。睡梦中我给久美子拉连衣裙的拉链。眼前是白皙光洁的背。但拉到顶头时,才知不是久美子,是加纳克里他。房间里只有我和加纳克里他。并且同是上次梦境中那个房间。宾馆套房。桌上有CuttySa瓶和两只玻璃杯。还有满满装着冰块的不锈钢冰筒。外面走廊有人大声说话走过。声音听不甚真切,像是外国语。天花板垂着尚未打开的枝形吊灯,给房间照明的仅是若明若暗的壁灯。厚敦敦的窗帘依旧拉得严严实实。加纳克里他身上是久美子的夏令连衣裙。天蓝色,带有接雕般的小鸟图案。裙摆在膝盖稍上一点。加纳克里他一如往常化妆化得严然杰克琳·肯尼迪,左腕戴一对手阈。

  “喂,那连衣裙怎么回事?可是你的?”加纳克里他朝我转过脸,摇摇头。向上卷起的发尖很得意地颤抖起来。“不,不是我的。临时借穿一下。不过你别介意,冈田先生。不会因此给谁添麻烦。”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我问。加纳克里他没有答话。我仍像上次那样坐在床沿,身着西装,扎着带有水珠形图案的领带。“什么都不必想,冈田先生,”加纳克里他说,“没有任何可担心的。放心,大家都做得满顺利。”她一如上次拉开我裤前拉链。不同的是这次她没脱衣服,一直穿着久美子的连衣裙。我想动动身子。但纹丝动弹不得,身体像被无形的细绳捆住了。阳物顿时在她口中膨胀变硬。我看见她假睫毛在动,卷起的发梢摇摇颤颤。她的舌头长而柔软,缠绕似地难解难分舔着我。当我差点儿要射出的时候,她突然离开,开始慢慢地给我脱衣服。脱去上衣,解开领带,拉掉裤子,剥去衬衫,退下三角裤,让我一丝不挂地仰卧在床上。而她自己却不脱光。她坐在床上,拉过我的手,悄悄引到连衣裙里面。她没穿内裤。“我说,绵谷升马上就来这里的吧?你不是在这儿等他么?”我问。加纳克里他并不应声,手轻轻放在我额头。“您什么也不用考虑,一切由我们负责,交给我们好了!”

  “我们?”我问。但没有回答。她骑一样跨到我身上,天蓝色的连衣裙下摆与其腰身相呼应似地拣抚着我赤裸的腹部和双腿。在我身上展开连衣裙的加纳克里他浑似一株巨大而柔嫩的鲜菇,又如在夜幕下悄悄舒展纤维从落叶中偷偷探出头来的阴花植物。她的那个部位温暖而又爽凉,拥裹着我诱导着我同时又企图将我挤压出去。那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一种超越性欲和性快感的感觉。仿佛她身上一种什么。一种什么特殊的东西正通过我的阳物一点点潜入我的体内。

  加纳克里他闭目合眼,微扬下顿,做梦般静静前后摇晃腰肢。连衣裙里面的胸部随着呼吸忽而胀大忽而收缩。头发从额前垂下几根轻拂我的额头。我想象自己一个人漂浮在浩渺的海面正中。我闭上眼睛,侧起耳朵,谛听打在脸上的微波细浪的吟唱。身体如被整个沉浸在温吞吞的海水中。潮水缓缓流移。我浮在上面,漂往某个地方。我决定按加纳克里他说的什么也不去想。眼睛闭上,全身放松,身体付予潮水。摹然回神,房间已漆黑一团。我环顾房间,几乎一无所见。壁灯已不知何时被统统熄掉,只有加纳克里他在我身上轻轻摇曳的蓝色连衣裙犹如剪影依稀可辨。

  “忘掉!”她说。却又不是加纳克里他的语声。“全都忘得一干二净——像睡觉,像做梦,像倒在暖融融的泥沼中。我们都是从暖泥中来的,当然还要返回。”这是电话女郎的声音。骑在我身上正同我交欢的是那个谜一样的电话女郎。她也身穿久美子连衣裙,在我迷迷糊糊时间里将加纳克里他取而代之。我想说什么。又不知说什么。反正我想说什么。但我思绪乱作一团,出声不得。嘴里出来的,只是一块块热的气体。我毅然睁开眼睛,我要弄清我身上女郎的面孔。然而房间过于黑暗。女郎再不言语,她那绵软的肉将我包拢起来,轻轻加压,浑如自行其是的活物。我听她背后传来圆形门拉手转动的声响。错觉亦未可知。黑暗中一道白光凛然一闪。或许是桌上冰筒反射走廊的灯光,也可能是锋利刀具的一晃。我的思维能力已经瘫痪。旋即一泻而出。

  我开淋浴冲罢身体,手洗沾了精液的内裤。我暗暗叫苦。何苦偏在这焦头烂额的时刻来什么遗精呢!我重新换上衣服,重新坐在檐廊打量庭院。太阳光在密密匝匝的绿明里躲躲闪闪地跳耀。一连几天的雨,使得鲜绿鲜绿的杂草到处一阵疯长,给院子投下颓废与停滞的微妙阴辍。加纳

  克里他也不是个玩艺儿!不长期间竟使我遗精两次,两次对象都是这加纳克里他。而我想同其困觉的念头原本一次也没有过的,哪怕一闪之念。然而我总是在那房间同她云雨。不知何以如此。中途同加纳克里他换班的那个电话女郎又究竟是谁呢?女郎认得我。还说我也认得她。我开始逐个回想迄今为止同自己有性关系的对象。但电话女郎不属其中任何一个。尽管这样,我心里仍有不尽释然之处。这使我浮躁不安。似乎某个记忆想从我脑海中显露头角。我可以感觉到什么东西正蠢蠢欲动。只消一个启示即可。只消拉出那条线,一切即可迎刃而解。我正等其开解。问题是我无法找到那条线。稍顷,我放弃了思索。

  “全都忘得一干二净——像睡觉,像做梦,像倒在暖融融的泥沼中。我们都是从暖泥中来的,当然还要返回。”

  直到6点也没等着一个电话。只是笠原May来了。她说想尝尝啤酒,我从冰箱里取出冰镇的,两人对半喝着。又觉得饿,把火腿和葛笋挟在面包里吃起来。看见我吃,笠原May也提出想吃同样的东西。我给她如法炮制一个,两人默默吃三明治喝啤酒。

  我不时瞥一眼挂钟。“这屋里没电视?”笠原May问。

  “没电视。”我说。笠原May轻轻咬了下唇边,说:“我就多少有这感觉,觉得这房子里可能没电视。讨厌电视?”

  “也不特别讨厌,只是没有也没什么不便。”笠原May就此沉吟一会儿。

  “你结婚几年了?”

  “六年。”我说。“就是说一直没电视过了六年?”

  “是啊。一开始没有买电视的余钱,后来过惯了没电视的生活。静,不坏。”

  “肯定很幸福是吧?”

  “何以见得?”

  笠原May皱下眉,说:“我没电视一天都活不了嘛!”

  “因为不幸?”签原May没有回答。“可久美子阿姨不回家了,所以你已经不那么幸福。”我点头喝口啤酒,说:“是那么回事吧。”她衔支烟,以训练有素的手势擦火柴点燃。“暧,希望你怎么想怎么说,觉得我丑是吗?”我放下啤酒杯,重新端详笠原May长相。原本一边同她说话一边怔怔想别的事来着。她穿一件松松垮垮的开胸式黑色短袖衫,眼睛稍一下移,即可瞧见那小小隆起的富有少女韵味的乳房上半部。

  “你半点也不丑,的确不丑。为什么特意问这个呢?”

  “跟我交往的男孩常这么说来着:你真个是丑小鸭,胸都鼓不起来。”

  “就是骑摩托出事的那个男孩?”

  “嗯。”我望着烟从笠原May目中徐徐吐出。“那个年纪的男孩总好那么说话。因为没有办法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的心情,就故意说出或做出根本不着边际的事,无谓地伤害别人,抑或伤害自己。反正你丁点儿不丑,我认为非常可爱,不骗你也不是恭维你。”

  笠原May就我的话沉思好一会儿。她把烟灰弹进啤酒罐。“太太长得漂亮?”

  “怎么说呢,我不大清楚。有人那么说,有人不那么说。属于喜好问题。”笠原May“晤”一声,用指甲尖百无聊赖似地“嗑嗑”敲了几下玻璃杯。

  “对了,你那个摩托男友怎么了?再不见他了?”我询问。

  “再也不见。”笠原May说。她用手指轻轻按了下左眼旁边的伤疤,“再也不会见他了,百分之二百,赌右脚趾都行。不过现在懒得谈那个。怎么说好呢,有的话一出口听起来就像谎言是吧?不知这个你懂不懂?”

  “我想我懂。”说着,我不经意瞥一眼电话。电话在桌子上裹着沉默的外衣,活像装出无生物样子伏在那里静等猎物通过的深海动物。

  “暖,拧发条鸟,迟早我会跟你讲那男孩的事,等我想讲的时候。现在不成,一点儿都没那个情绪。”随后她看了眼表,“懊,该回家了。谢谢你的啤酒。”我把笠原May送至院墙那里。一轮接近圆满的明月把粗粗的光粒子泻到地面。看见满月,我想起久美子月经期将近。不过归根结底,或许那已经同我不相干了。如此一想,一股犹如自己体内充满未知液体的奇异感触朝我袭来。那大约类似某种悲凉。

  笠原May手扶院墙看着我说:“拧发条鸟,你还喜欢久美子阿姨吧?”

  “我想是的。”

  “即使太太有了情人跟情人一起跑了你也喜欢?要是太太说还想回到你这里,你仍可能接受?”我叹息一声,“这问题复杂啊。只能果真那样时再考虑了。”

  “或许我多嘴,”笠原May轻咂下舌头,“你可别生气。我纯粹是单想了解一下太太突然离家出走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有一大堆不明白的事哩。”

  “没生什么气。”说罢,我又抬头眼望月亮。

  “那,打起精神,拧发条鸟!但愿太太回来,一切一帆风顺。”言毕,笠原May惊人轻捷地翻过院墙,消失在夏日的夜色中。

  笠原May走后,我又变得形单影只。我坐在檐廊里,思索笠原May的提问。假如久美子有了情人同其一道出走,我难道还能重新接受她吗?我不明白。真的不明白。我也有一大堆不明白的事。

  突然,电话铃响了。我几乎条件反射地伸手拿起听筒。“喂喂,”女子的声音,是加纳马尔他。“我是加纳马尔他,屡屡电话打扰,十分抱歉。是这样,明天您可有什么安排吗?”

  什么安排也没有,我说。我没有什么好安排的,总之。

  “那么,如果可以,我想明天中午时分见您一下。”

  “同久美子的事有什么关系吗?”

  “有那样的可能性。”加纳马尔他字斟句酌地说,“绵谷升先生恐怕也将在座。”听到这里,听筒险些脱手掉下。“就是说,我们三人一起聚会?”

  “大约是那样的。”加纳马尔他说,“眼下需要那样做。电话中很难说得具体。”

  “明白了,可以的。”我说。“那么,1点钟还在上次碰头的老地方如何?品川太平洋宾馆的咖啡屋。”

  1点钟在品川太平洋宾馆的咖啡屋,我复诵一遍,放下电话。10点笠原May打来电话。没有什么事,只是说想找人聊聊。两人聊了一会不咸不淡的话。最后她问:“暧,拧发条鸟,后来可有什么好消息?”

  “好消息没有,”我回答,“一个也没有。”

《奇鸟行状录》第15章 下流岛上的下流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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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绵谷升的话、下流岛上的下流猴

  到了咖啡屋,尽管距约定时间尚有十几分钟,绵谷升和加纳马尔他早已在座位上等我了。正是午饭时间,咖啡屋里拥挤混杂,但我一眼就看出了加纳马尔他。天气晴好的夏日午后戴一顶红塑料帽的人,这世上可谓为数不多。倘若她不是收集有好几顶同一式样和颜色的塑料帽,那应该同第一次见面时的是同一顶。打扮也一如上次,飒爽而不失品位。白色的短袖麻质夹克村,里面是圆领布衬衣。夹克和衬衣都雪白雪白的,无一道招痕。没有饰物,没有化妆。唯独红塑料帽与这装束无论气氛还是质地抑或其他什么全都格格不入。我落座后,她迫不及待摘下帽子置于桌面。帽旁放有黄色的手袋。她要的大约是奎宁水样的饮料,仍旧一口未动,饮料在细细高高的平底杯里浑身不自在似地徒然泛着小泡。

  绵谷升戴一副绿色太阳镜。我落座后他即摘下,拿在手上盯视镜片,俄尔戴回。身上是藏青色棉质长裤棉质夹克,里面套一件白色港衫,新得严然刚出厂。面前放了一杯加冰红茶,也几乎没有碰过。

  我点罢咖啡,喝口冷水。

  一时间谁也没开口。绵谷升仿佛连我的到来也没注意到。为确认自己并非透明体,我将手掌数次伸向桌面数次抽回。片刻,男侍走来在我前面放了咖啡杯,从壶里注入咖啡。男诗走后,加纳马尔他像试麦克风似地低声清了清嗓子,但一音未发。

  首先开口的是绵谷升。“时间不多,尽可能简洁地坦率地说好了。”他说。初看上去他像在对着桌子正中间的不锈钢冰筒说话,但其发话对象显然非我莫属、他是姑且利用介于二者中间位置的冰筒。

  “你要简洁地坦率地说什么?”我坦率地问。

  绵谷升这回总算摘下太阳镜在桌面折好,之后注视我的脸。最后一次见他已是三年前的事了,但现在这么坐在一起竟全无阔别之感。想必因为我不时在电视杂志看到这副尊容的缘故。某种信息的存在,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希求也罢不希求也罢,反正就是要如烟如雾地钻进你的意识你的眼睛。

  不过面对面认真看去,发觉这三年时间里他面部印象已有相当变化。以前那种粘粘糊糊的类似无可言状的淤泥样的货色已被他打入深宫,而代之以潇洒而富于技巧性的什么物件。一言以蔽之,绵谷升业已弄到一副更为洗练更为时髦的假面具。它的确制作精良,喻为一层新的皮肤亦未尝不可。但无论那是假面具也好皮肤也好,我——就连我——都不能不承认其中有一种大约可称为扭力的风采。我不由感叹,简直是在看电视画面。他像在电视荧屏上那样说话,像在电视荧屏上那样动作。我觉得我与他之间无时不隔着一层玻璃。我在这边,他在那边。

  “关于说什么,你恐怕也心中有数——久美子的事!”绵谷升道,“也就是你们今后何去何从,你和久美子。”

  “这何去何从,具体说是怎么一码事呢?”我拿起咖啡杯,喂了一口。

  绵谷升以近乎不可思议的无表情眼神盯住我:“怎么一码事?你也不至于就这样长此以往吧?久美子另找个男人走了,剩你光身一个了,就这码事嘛。这对谁都无益处。”

  “找了个男人?”我问。

  “喂喂喂,等等清等等,”加纳马尔他此时插嘴进来,“事情总有个顺序,二位还是请按顺序说吧!”

  “我不明白,本来就没什么顺序可言,不是吗?”绵谷升冷冷地说道,“到底哪里存在顺序呢?”

  “让他先说好了,”我对加纳马尔他道,“然后大家再适当排顺序不迟——假如有那玩艺儿的话。”

  加纳马尔他轻咬嘴唇看一会我的脸,微微点下头。“也罢,那就先请绵谷升先生讲吧。”

  “久美子除你另有个男人,并和那男人一道出走了。这已毋庸置疑。这样,你们的婚姻再持续下去就没有意义了,对吧?所幸没有孩子,鉴于诸般缘由亦无交涉精神赔偿费的必要,解决倒也容易,只消脱离户籍即可。在律师准备好的文件上签字盖章就算完事。出于慎重我还要告诉你:我所讲的,也是绵谷家最后的意见。”

  我合拢双臂,就其所言略加思索。“有若干疑点想问。第一,你何以晓得久美子另有男人呢?”

  “从久美子口里直接听来的。”绵谷升回答。

  我不知如何应对,双手置于桌面默然良久。久美子居然向绵谷升公开这种个人秘密,未免有些费解。

  “大约一周前的事了,久美子打电话给我,说有事要谈。”绵谷升道,“于是我们见面谈。久美子明确告诉我她有交往中的男人。”

  我好久没吸烟了想吸支烟。当然哪里都没烟可吸。便代之喝口咖啡,尔后把杯放回托碟,“咪唧”,声音又响又脆。

  “因而久美子出走了。”他说。

  “明白了。”我说,“既然你这么说,想必就是这样。久美子有了情人,并就此找你商量,对吧?我固然还难相信,不过很难设想你会为此特意向我说谎。”

  “当然没说什么谎。”绵谷升道,嘴角甚至漾出一丝笑意。

  “那么,你要说的就结束喽?久美子跟男人走了,要我同意离婚?”

  绵谷升像节约能源似地微微点下头:“我想你大概也知道,我当初就不赞成久美子同你结婚。之所以没积极反对,是因为事不关己。如今想来,不无后悔未坚持己见。”说着,他喝口水,把杯子静静放回桌面,继续下文:“自第一次见面时起,我就对你这个人不怀任何希望,认为你这个人身上根本就不存在成就一桩事业或把自身锻炼成为有用之才的积极向上的因素。自己原本不发光,又不能使别人发光。你的所作所为无一不将半途而废,终归一事无成。事实恰恰如此。你们结婚六年过去了。这期间你到底干了什么?什么也没干,对吧?六年时间里你唯一干的就是把工作丢掉和把久美子的人生弄得颠三倒四。眼下你既无工作,又没有想做什么的计划。一句话,你脑袋里几乎全是垃圾和石碴。

  “我至今还不理解久美子为什么和你结合一起。也许她对你脑袋里装的垃圾和石碴样的玩艺儿发生了兴趣。然而归根结底垃圾总是垃圾,石碴总是石碴。一句话,一开始就属阴差阳错。诚然,久美子也存在问题。她由于种种情况自小性格就多少有点乖戾。唯其如此,才被你一时吸引,我想。但这个也已告终。总之事已至此,还是速战速决为好。久美子的事由我和家父考虑,你不必再插手。久美子在哪也不必找。这已不属于你的问题。你出头只能使事情复杂化。你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开始适合于你的人生好了!这对双方都有利。”

  为表示话已结束,绵谷升喝干杯里剩的水,又叫男侍续上。

  “此外没什么想说的了?”我询问。

  绵谷升再次漾出笑意。这回把头往一旁偏了偏。

  “那么,”我转向加纳马尔他,“那么这话到底哪里有顺序呢?”

  加纳马尔他从手袋取出小小的白手帕,抹了抹嘴角。然后拿起桌面上的红塑料帽放在手袋上。

  “此事我想对冈田先生是个打击。”加纳马尔他说,“即使对我们来说,面对面谈这件事心里也分外痛苦。我想这您能理解。”

  绵谷升觑眼表,以确认地球正在自转,宝贵时间正在流失。

  “明白了,”加纳马尔他说,“开门见山地、简明扼要地说吧:您太太见了我,找我商量来着。”

  “我介绍的,”绵谷升插嘴,“久美子问我如何找猫,我就把两人引见了。”

  “在我见你之前,还是之后呢?”我问加纳马尔他。

  “之前。”加纳马尔他说。

  “这就是说,”我对加纳马尔他道,“如果整理顺序,应该是这样的吧:久美子以前就通过绵谷升先生得知你的存在,并就猫的丢失找你商量。事后——什么原因我不知道——隐瞒自己已先见你的事没说,而又叫我去见你。我就在同一地点同你见面交谈。简言之是这样的吧?”

  “大体如此。”加纳马尔他显得有些难以启齿,“最初纯粹是为了找猫。但我察觉里边有更深一层的东西,所以想见见您,想直接跟您谈谈。这样,我就必然要再见一次您太太,询问各种更深一层的个人情况。”

  “于是久美子对你说自己有了情人。”

  “简单说是那样的。更详细的从我的角度不大好说……”加纳马尔他道。

  我一声喟叹,亦无济于事,却又不能不叹。“如此说来,久美子同那男人很久以前就有交往了?”

  “大约有两个半月了,想必。”

  “两个半月,”我说,“长达两个半月我怎么一点也没察觉?”

  “那是因为您对太太毫不怀疑。”加纳马尔他说。

  我点点头。“确实如你所说,我一次、甚至半次都没怀疑过会有这种事。我不认为久美子会在这方面说谎,现在也难以相信。”

  “结果如何且不论,能全面相信一个人毕竟是人的一项地道素质。”

  “实非常人可为。”绵谷升道。

  男侍走来往我杯里倒进新咖啡。邻桌有年轻女子高声浪笑。

  “那么,我们凑在一起本来的主题究竟是什么呢?”我转问绵谷升,“我们三个人是为了什么凑在这里的呢?是为了叫我答应同久美子离婚?还是有什么更深的用意?你们说的乍听上去似乎头头是道,但关键部分却含糊不清。你说久美子有了男人因而离家出走,请问离家去了哪里?在哪里在干什么?独自去的?还是同那男的一起?久美子为什么全然不同我联系?若是另有男人,自是奈何不得。但我要从久美子口里听取的一切,在听此之前一概不予相信。听清楚:当事人是我和久美子,问题应由我们两人协商解决,无须你指手画脚。”

  绵谷升将尚未碰过的加冰红茶推向一边。“我们出现在这里,是为了向你作预告。加纳来是我请的。我想有第三者参加总比两人单独谈要好。至于久美子的那个男人是何人物,现在何处,我可不晓得那么多!久美子也是大人,行动有她的自由。也许纵使知道在何处也无意告诉你。久美子不和作联系,是因为不愿和你说话。”

  “久美子到底对你讲了什么,据我理解,你们两人关系似乎并不怎么亲密嘛。”我说。

  “久美子要是跟你甚是亲密,为何同别的男人困觉呢?”绵谷升道。

  加纳马尔他低低咳嗽一声。

  “久美子说她同别的男人发生了关系,说想彻底了结各种事情。我提议离婚算了。久美子说想想看。”绵谷升说。

  “就这些?”我问。

  “除此还有什么?”

  “我仍然费解,”我说,“坦率地说,很难认为久美子专为这点事找你商量。这么说或许不太合适——若是这个程度的事,根本不会找你商量。她会自己动脑筋思考,或直接跟我说。说不定有什么别的事,有什么必须你同久美子单独见面商量的事情…”

  绵谷升沁出一丝微笑。这回是犹如黎明空中悬浮的月牙般淡淡冷冷的微笑。“所谓不打自招,嗯?”他用低沉然而透澈的声音道。

  “不打自招。”我试着前南有声。

  “不是吗?老婆给别的男人睡了,又出走了,自己竟然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我还从未听过如此寡廉鲜耻的怪事!我也不是愿意来而来这里的,迫不得已而已。纯属消耗!简直是往脏水沟里扔时间!”他如此说罢,接下去是深深的沉默。

  “知道下流岛上下流猴的故事吗?”我问绵谷升。

  绵谷升兴味素然地摇头道声“不知道”。

  “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个下流岛。没有岛名,不配有岛名。是个形状非常下流的下流岛。岛上长着树形下流的椰子树。树上结着味道下流的椰子果。那里住着下流猴,喜欢吃味道下流的椰子果,然后拉出下流屎。屎掉在地上滋养下流土,土上长出的下流椰子树于是重下流。如此循环不止。”

  我喝掉剩的咖啡。

  “看见你,我就不由想起这个下流岛故事。”我对绵谷升说,“我想表达的是以下意思:某种下流因子,某种沉淀物,某种阴暗东西,以其自身的能量以其自身的循环迅速繁殖下去。而一旦通过某个点,便任何人都无法阻止——纵令当事人本身。”

  绵谷升面部未现任何表情一类表情。微笑不知去向,焦躁亦无踪影,唯见眉间一道细小皱纹——大约是皱纹。至于这皱纹是否原先即在那里,我没有印象。

  我继续说下去:“听着,我完全清楚你实际是怎样一个人物。你说我像什么垃圾什么石碴,以为只要自己有意即可不费吹灰之力把我打瘪砸烂。然而事情没那么容易。我之于你,以你的价值观衡量也许真个如垃圾如石殖。但并没有你想的那么愚昧。我清楚地知道你那张对着电视对着公共的滑溜溜的假面具下面是什么货色,知道个中秘密。久美子知道,我也知道。只要我愿意,我可以将假面具撕开,让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也许花些时间,但我可以做到。我这人或许一文不值,可至少不是沙囊,而是个活人。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点你最好牢记别忘!”

  绵谷升一声不吭,以无表情的面孔定定看着我。面孔严然悬在空中的一块石头。我所说的几乎全是虚张声势。我根本不晓得绵谷升的什么秘密。其中应有某种严重扭曲的东西我固然想象得出,而具体是何物则无由得知。但我似乎说中了什么,我可以真切地从其睑上察觉出他内心的震撼。绵谷升没有像平日在电视讨论会上那样对我的发言或冷嘲热讽或吹毛求疵或巧妙地乘机反驳。他差不多纹丝不动,死死地默然不语。

  继而,绵谷升面部开始约略出现奇妙的变化:一点点变红,且红得不可思议,几处红得不可再红,几处没得不可再减,其余部位则莫名其妙白里泛青。这令我联想起多种落叶树和常青树肆意交织因而色彩一片斑斓的暮秋山林。

  不久,绵谷升默默离座,从衣袋掏出太阳镜戴上。脸色仍那么离奇地一片斑斓。那斑斓说不定在他脸上永远定居下去。加纳马尔他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兀自坐在那里。我佯装不知。看样子,绵谷升想向我说什么,但终归转念作罢。他悄然离桌消失。

  绵谷升走后,我和加纳马尔他好一会没开口。我极端地累。男传走来问我换杯咖啡如何,我说不必了。加纳马尔他把桌上的红帽拿在手上,盯视两三分钟,放在身旁椅子上。

  目中一股苦味。我喝口杯里的水,想把苦味冲掉,但无济于事。

  片刻,加纳马尔地开口了:“情绪这东西,有时是需要向外释放的。不然会在体内沉淀下来。想说的倾吐一空,心里畅快了吧?”

  “够多少?。”我说,“但什么也没解决,什么也没完结。”

  “您是不喜欢绵谷升先生吧?”

  “跟这小子说话,每次都搞得我失魂落魄,周围无论什么都显得虚无缥缈,大凡眼睛看到的,全都好像没了形体。而自己又很难用语言准确述说何以如此。由于这个缘故,我往往说出不应是我说的话,做出不应是我做的事,事后心里窝囊得不行。如能再不同这小子见面,实在谢天谢地。”

  加纳马尔他连连摇头:“遗憾的是,往后您恐怕要和绵谷升先生见面不止一次。这是不可回避的。”

  想必如她所言。同此人怕是很难一刀两断。

  我拿过桌面上的杯,又喝了口水。那股不好的味道不知从何而来。

  “不过有一点我想问问:在这件事上,你是站在哪一边的呢?绵谷升那边,还是我这边?”我这样向加纳马尔他问道。

  加纳马尔他两肘支在桌面,双手合在脸前。“哪边也不妨。”她说,“因为这里没有可称为‘边’的东西。不存在那种东西。不属于分上下、有左右、分表里那类问题,冈田先生。”

  “活像说禅。以思维方式而言自然有趣,但这本身等于什么也没说。”

  她点下头,把合在脸前的双手约拉开5厘米,角度稍稍斜向我这边。手的形状很好看。“不错,我说的是叫人摸不着头脑,你生气也理所当然。问题是我现在即便告诉你什么,现实中恐也毫无用处。不但无用,还可能弄巧成拙。这件事,只能以你自身的力以你自己的手取胜。”

  “野生王国。”我微笑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正是,”加纳马尔他说,“完全如此。”言毕,简直像回收什么人遗物似地轻轻抓起手袋,戴上红塑料帽。而一戴帽,加纳马尔他便漾出时间就此告一段落那样不可思议的氛围。

  加纳马尔他离去后,我半想不想地一个人久坐不动。因为起身也全然想不出该去哪里。但又不能永远在此呆坐下去。大约二十分钟后,我付罢三个人的账款走出咖啡屋。两人终归谁也没付账。

《奇鸟行状录》第16章 失却的宠幸意识娼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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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窥看信箱,里面一封厚厚的信。间宫中尉来的。信封照例是一手考究的毛笔字,黑黑地写着我的姓名住址。我先换衣服去浴室洗把脸,进厨房喝两杯冷水,喘口气,然后剪开信封。

  薄薄的信笺上,间官中尉用自来水笔满满写着小字。一共怕有10张。我啪啪啦啦翻了翻,又装回信封。要读这么长的信是有点太累了,也没了注意力。眼睛从一行行亲笔字大致一扫,竟忧愤一群奇形怪状的蓝色小爬虫。且脑袋里再次微微回响绵谷升的语声。

  我躺在按发上,不思不想合起眼睛。所谓不思不想,对此时的我来说并非什么难事,只消对各种事情各想一点,各想一点之后直接弃置空中即可达此目的。

  决心阅读间宫中尉的来信,已是傍晚快5点的事了。我靠柱坐在檐廊,从信封取出信笺。

  第一张满纸是时令寒暄和对日前来访的谢意,以及坐了那么长时间说了那么多废话等一大堆道歉文字。间官中尉这人极其注重礼节,毕竟是从礼节占日常生活很重要一部分那一时代活过来的。这部分我一眼带过,转入下页。

  “开场白过于冗长,尚希见谅,”间宫中尉写道,“这次所以不揣冒昧不顾打扰给您写这封信,目的在于想请您理解我日前所说的那些,既非无中生有,也不是老年人添枝加叶的旧话重提,而是每个细节都无不确凿无误的事实。如您所知,战争已过去很多岁月了,记忆这东西也自然随之变质。犹如人将变老,记忆和情思亦会老化。然而其中有的情思是绝不至于老化的,有的记忆是绝不至于褪色的。

  “直至现今现在,除了您我还没对任何人提起这段往事。在世间大多数人听来,我的这段往事也许带有荒唐无稽胡编乱造意味。因为多数人总是将自己理解范围以外的事物统统作为不合情理作为无考虑价值的东西嗤之以鼻以至抹杀。甚至作为我,也但愿这段往事纯属荒唐无稽的胡编乱造,但愿那是自己的误会或仅仅是臆想是梦幻。我所以苟且活至今日,便是因为总是这样地一厢情愿。我三番五次地试图说服自己,告诉自己那是想入非非是某种误会。可是每当我力图将这段记忆强行推入黑暗之时,它却一次比一次更顽强更鲜明地卷土重来。进而犹癌细胞一般在我的意识中扎根并深深侵蚀我的肌体。

  “至今我也能历历如昨地记起每一个细节。甚至可以抓把沙草嗅其气味,可以想出天空浮云的形状,可以在脸颊感觉出挟带沙尘的干风。对我来说,其后自己身上发生的种种事情倒近乎似梦非梦的荒诞臆想。

  “堪可称为我自身属物那样的人生茎干,早已僵冻和焚毁在无边无际无遮无拦的外蒙荒原之中。那以后我越过国境线在同攻来的苏军坦克部队展开的座战中失去一只手臂,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收容所里饱尝了超出想象的艰辛,回国后作为一名高中社会课教员供职三十余载。之后躬耕田城,孤身至今。然这些岁月于我竟如一幕幕幻景。这些岁月既是岁月又不是岁月。我的记忆总是瞬间跨越这些徒具形骸的岁月而直返呼伦贝尔草原。

  “我的人生所以如此失落如此化为空骸,原因大约潜于我在那口井底目睹的光照之中,即那仅仅射入井底10或20秒的辉煌的阳光里。光一日仅来一次,突如其来而至,修忽之间逝去。然而恰恰在那稍纵即逝的光之洪流中,我见到了穷尽毕生精力也无法见到的景物,而见之后的我便成了与见之前的我截然不同的人。

  “那井底所发生的究竟意味什么呢?对此即使时过40年的今天我仍未能把握准确。所以,下面我述说的无论如何只是我的一个假设。没有任何可以称为理论根据的要素。但现阶段我认为这一假设有可能最为接近我所体验之事的实相。

  “我被外蒙士兵扔进蒙古荒原正中的一口黑洞洞的深井。摔伤了肩、腿,没吃没喝,只能坐以待毙。那之前我目睹了一个人被活活剥皮。在那种特殊情况下,我的意识业已被高度浓缩,加之瞬间强光的照射,使得我直上直下地滑入自身意识的内核那样的场所——我想大概会是这样。总之我看见了那里的存在物。我四周笼罩在辉煌的光照中。我置身于光之洪流的正中。眼睛什么也看不见。我彻头彻尾被光整个包拢起来,但那里可以看见什么。有什么正在我暂时性失明时间里熔铸其形体。那就是那个什么,就是有生命的那个什么。光照中,那个什么恰似日蚀一般黑趋趋浮现出来。可是,我未能真切看出其形体。它准备朝我这边靠近,难备给我以某种宠幸。我浑身战栗地等着。不料那个什么不知是中途转念,抑或时间不够,总之没有来到我跟前,而在形体完全铸成前的一瞬间倏然解体,重新隐没在光照中。光渐次淡薄——光射入的时间结束了。

  “这一情形持续了两整天,重复得一模一样。流溢的光照中有什么正欲呈现其形体,却未果而中途消失。我在井中又饿又渴,痛苦绝非一般可比。但这在至根至本上并不是大不了的问题。我在井中最痛苦的是未能彻底看清光照中的那个什么。那是未能看见应该看见之物的饥饿,是未能知晓应该知晓之物的干渴。假如能够真真切切目睹其形体,我宁可就那么饿死渴死。我真是那么想的。为了看那形体,我绝对万死不辞。

  “然而那形体被永远从我眼前夺走了。其宠幸未能赋予我便不复存在了。前面我已说过,从井里出来后的我的人生,彻底成了空壳样的东西。所以战争最后阶段苏军攻入满洲的时候,我自愿奔赴前线,在西伯利亚收容所里我有意识地尽可能将自己置于恶劣情况下,却无论如何也没死成。如本田伍长那天夜里预言的那样,命运使我返回了日本,使我寿命惊人之长。记得最初听得时我很高兴。然而莫如说那句预言更近乎咒语。我不是不死,而是未死成。本田伍长说的不错,我还是不知晓那种事为好。

  “原因在于,我失却憬憧和宠幸之时,也就失却了我的人生。自己曾经拥有的生命体,因而具有若干价值的东西在那之后荡然无存,毁尽死绝。它们在锐不可当的光照中全部化为灰烬。也可能是那憬悟那宠幸释放的热能将我这个人的生命之核彻底烧尽,我不具有足以抵抗其热能的力。因此,我不畏惧死,迎接肉体的死对我毋宁说是一种解脱。死可以使我从我之所以为我的痛苦中,从无望获救的囚车中永远解放出来。

  “话又说长了,请原谅。但我真正想告诉您的是:我是因某种偶然机会失却自己的人生并且同这失却的人生相伴度过四十余年的人。作为处于我这种境地的人,我以为人生这东西要比正在其游涡中的人们所认为的有限得多。光芒射入人生这一行为过程的时间是极其短暂的,仅有十几秒亦未可知。它一旦过去,而自己又未能捕捉其所提供的憬悟机微,便不存在第二次机会,人就可能不得不在无可救药的深重的孤独与忏悔中度过其后的人生。在那种黄昏世界里,人再也等不到什么。他所能抓到手上的,无非本应拥有的东西的虚骸。

  “不管怎么说,我很高兴见到您并得以诉说这段往事。至于对您是否多少有用,我很难预知。但我是觉得自己因说出这段往事而得到了某种慰藉。尽管这慰藉微不足道,但即使微不足道的慰藉于我也贵如珍宝。而且我也同样有赖于本田先生的指点。对此我不能不感受到命运之丝的思存。默默祝愿您日后人生幸福。”

  我把信再次从头慢慢看了一遍,装回信封。

  间宫中尉的信神奇地拨动了我的心弦。尽管这样,它带给我的只是远处扑朔迷离的图像。我可以相信并接受间宫中尉这个人,也可以作为事实接受他一再称为事实的一切。然而诸如事实及真实这类字眼本身对现在的我并无多大说服力。他信中最能强烈打动我的,是字里行间蕴含的焦躁——那种想要描写却描写不好想要说明却说明不成的焦躁感。

  我进厨房喝罢水,在房子里到处转了一圈,然后走进卧室坐在床沿眼望立柜中排列的久美子的衣服,思索自己迄今为止的人生究竟为何物。我可以充分理解绵谷升的话。给他说时固然心怀不平,但事后想来其言果然不差。

  “你们结婚六年过去了。这期间你到底干了什么?六年时间里你唯一干的就是把工作丢掉和把久美子的人生弄得颠三倒四。眼下的你既无工作,又没有想做什么的计划。一句话,你脑袋里几乎全是垃圾和石碴”——绵谷升这样说道。我不能不承认其说法是正确的。客观地看,这六年时间我的确几乎没干任何一件有意义的事,脑袋里也的确装的是垃圾和石碴。我是零。诚哉斯言!

  可我果真将久美子的人生弄得颠三倒四了么?

  我久久望着她立柜中的连衣裙、衬衫和西服裙。这些是她留在身后的影子。影子失去主体,有气无力垂在那里。接着,我走进洗脸间,从抽屉拿出人家送给她的基督奥迪尔花露水瓶。一闻,发出同久美子出走那天早上我在她耳后闻到的一样气味儿。我把瓶中物全部慢慢倒进洗脸池。液体滴入排水孔,强烈的花香(我怎么也想不起花名)像狠狠搅拌我记忆似地充满整个洗脸间。我便在这扑鼻的气味中洗了脸,刷了牙。之后,决定去一下笠原May里。

  我像往常那样站在胡同宫胁家的后面等笠原May出现,但左等右等也不露头。我靠着篱笆,含着柠檬糖,望着石雕鸟,想着间宫中尉的信。如此一来二去四下渐渐黑了下来。我已差不多等了30分钟,只好作罢。大概笠原May去了外面哪里。

  我重新顺胡同回到自家房后,翻墙进屋。家中静悄悄铺满夏日蓝幽幽的夕晖。加纳克里他在里面。一阵错觉袭来,以为自己在做梦,然而是现实的持续。房间仍微微荡漾着我倒的花露水味儿。加纳克里他坐在沙发上,双手置于膝部。我走近她也凝然不动,仿佛时间在她身上停止了。我打开房间灯,在对面椅子坐下。

  “门没锁,”加纳克里他说,“就擅自送来了。”

  “没关系,进就进来,我出门时一般都不上锁的。”

  加纳克里他身穿花边白衬衫,翩翩然的淡紫色裙子,耳上一对大大的耳环。左腕套着两支手阈。手阈使我心里一震。因为形状几乎同我梦见的毫无二致。发型和化妆一如往常。头发仍像从美容院出来直奔这里似地用发胶固定得齐齐整整。

  “时间不多,”加纳克里他说,“要赶快回去,但有件事怎么也得跟您说。今天见了我姐姐和绵谷升先生了吧?”

  “不过话不投机。”我说。

  “那,可有什么想问我的?”

  一个接一个有人前来,一件又一件问我问题。

  “想多了解绵谷升这个人。我觉得必须了解他。”

  她点下头:“我也想了解绵谷升先生。想必姐姐说过了,那个人很早以前就站污了我,在这里今天很难说明白,早晚讲给您就是。那是违背我意愿进行的。因我本来就被安排同他交情,所以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强奸。然而他玷污了我,而且在多种意义上大大改变了我这个人。我好歹从中振作起来。或者说我由于那次体验而将自己——当然有加纳马尔他帮助——提升到更高的境地。但无论结果如何,都改变不了当时我是被绵谷升先生强行奸污这一事实。那是错误的,是十分危险的,甚至含有永远迷失自己的可能性。您理解吗?”

  我当然不理解。

  “当然,我也同你交合了。但那是在正确的目的下以正确的方法进行的。在那样的交合中我不至于被玷污。”

  我像注视局部变色的墙壁注视一会儿加纳克里他的脸。“同我交合了?”

  “对。”加纳克里他说,“第一次只用嘴,第二次交合了,两次都在同一房间。还记得么?头一次没多少时间,不得不匆匆了事。第二次才多少充裕些。”

  我不好应对。

  “第二次我穿您太太的连衣裙来着,蓝色的连衣裙,左手腕戴着和这个一样的手阈。不是吗?”她朝我伸出戴一对手滚的左腕。

  我点头。

  加纳克里他道:“当然事实上我们并没有交合。射精时您不是射在我体内,是射在您自身意识里。明白吗?那是人工构筑的意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共同拥有了交合这一意识。”

  “这是何苦?”

  “为了了解。”她说,“为了更多更深的了解。”

  我叹息一声。不管谁怎么说都太离谱了。但她—一说中了我梦中的场景。我用手指摸嘴角,许久地注视着她左腕上的一对手镯。

  “或许我脑袋迟钝,很难说我充分理解了你说的内容。”我谈谈说道。

  “第二次出现在您梦境,正当我和您交合时被一个不认识的女子替换下来。我不知那女子是谁,但那应该给您以某种暗示。我想告诉您的就是这点。”

  我默然。

  “同我交合您不必有什么负罪感。”加纳克里他说,“跟您说,冈田先生,我是娼妇。过去是肉体娼妇,如今是意识娼妇。我是得以过来的人。”

  随即,加纳克里他离开沙发跪在我身旁,抓住我的手。手不大,柔软,温煦。“嗯,冈田先生,就在这抱住我!”加纳克里他说。

  我抱住她。老实说,我实在不知该怎么做。不过此刻在此抱加纳克里他我觉得绝对不属于错误行为。解释不好,总之这样觉得。我以起舞般的感觉将手臂搂在加纳克里他苗条的腰身。她个子比我矮得多,头只及我下颠往上一点。乳房紧贴在我胃部,脸颊静静靠在我胸口。加纳克里他不出声地哭了。我的T恤给她的眼泪打得暖暖的湿湿的。我看着她齐整整的短发微微摇颤不已。像在做一场甚是完美的梦,但不是梦。

  如此姿势一动不动保持了许久许久。之后她突然想起什么似地撒开身子,顺势后退,从稍离开些的地方注视我。

  “很感谢您,冈田先生,今天这就请让我回去。”加纳克里他说。尽管哭泣相当厉害,但化妆几乎没乱。现实感正奇异地失去。

  “你什么时候还会出现在我梦里?”我问。

  “那我不知道。”她轻轻摇头,“我也不知道。但请相信我,无论发生什么也请您别吓唬我、戒备我。好么,冈田先生?”

  我点头。

  加纳克里地旋即离去。

  夜色更浓了。我的T恤胸口湿成一片。这天夜里我直到天亮也没睡。不困,又怕睡过去。觉得睡过去后说不定被流沙样的水流冲走,一直冲往另一世界,再也无法重返这个天地。我在沙发上边喝白兰地边思索加纳克里他的话,直到翌日清晨。加纳克里他的存在感和基督奥迪尔花露水味儿天亮时仍留在室中,浑如被囚禁的影子。

《奇鸟行状录》第17章 远方街市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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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方街市的风景、永远的弯月、固定的绳梯

  刚刚睡去,电话铃便几乎同时响起。起始我试图不理什么电话接着往下睡。但电话仿佛看透我的心思,10遍20遍不屈不挠地鸣叫不止。我慢吞吞睁眼看了下床头钟,早上6点多一点,窗外天光大亮。有可能是久美子的电话。我跳下床,进客厅拿起听筒。

  我“喂喂”两声。对方却一言不发。喘息告诉我另一端有人,但对方不肯开口。我也吞声不响,只管耳朵贴着听筒,静听对方微微的呼吸。

  “哪位呀?”

  对方仍不言语。

  “如果是常往家里打电话的那个人,稍后一会再打来好么?”我说,“早饭前没心绪谈性交什么的。”

  “谁?谁常往你家打电话?”对方突然出声。原来是笠原May。

  “喂,你要跟谁谈性交啊?”

  “谁也不是。”我说。

  “是昨晚你在檐廊搂抱的那个女人?和她在电话里谈性交?”

  “不不,不是她。”

  “拧发条鸟,你身边到底有几个女人呀?太太以外?”

  “说起来话长,很长很长,”我说,“毕竟才早上6点,昨夜又没睡好。反正你昨晚来过我这儿是吧?”

  “而且撞见你正和那女人抱作一团。”

  “实际什么事也没有。怎么说好呢,就像一种小小仪式什么的。”

  “用不着跟我辩解什么,拧发条鸟,”笠原May冷冷地说,“我又不是你太太。不过有一句话要跟你说:你是有什么问题的。”

  “可能。”

  “不管你眼下遭遇多么严重的不幸——我想应该是严重的不幸——那恐怕也都是你自作自受,我觉得。你存在一种根本性问题,它像磁石引来各种各样的麻烦。因此,多少心眼灵活的女人,都想赶快从你身旁逃走。”

  “或许。”

  笠原May在电话另一头默然良久。而后假咳一声,“你么,昨天傍晚来胡同了吧?一直在我家房后站着了吧?活像呆头呆脑的小偷。我看得一清二楚。”

  “那为什么不出来?”

  “女孩子也有不乐意出去的时候,拧发条鸟。”笠原May说,“有那种存心捉弄人的时候。既然等,就让你一直等下去好了——有时就有这样的念头。”

  “噢”

  “不过到底过意不去,后来特意去你家一次,傻乎乎的。”

  “结果我正和那女人抱在一起。”

  “跟你说,那女人是不是有点不正常?”笠原May说,“如今可没有谁那么打扮那么化妆哟!如果不是时光倒流的话。她恐怕最好还是去医生那儿检查检查脑袋瓜,是吧?”

  “这你不必介意。脑袋也没什么不正常。人之爱好各有不同罢了。”

  “爱好倒各随其便。只是,一般人就是再爱好我想也不至于到那个地步。那个人,从脑瓜顶到脚趾尖——怎么说呢——活脱脱跟好多年好多年前的画报上走下来的一般,不是么?”

  我不作声。

  “暧,拧发条鸟,和她睡了?”

  “没睡。”我迟疑一下答道。

  “真的?”

  “真的。没有那种肉体关系。”

  “那干吗搂搂抱抱?”

  “女人有时候是想让人搂抱的。”

  “也许。不过那样的念头可是多少有点危险的哟!”笠原May说。

  “确实。”我承认。

  “那人叫什么名字?”

  “加纳克里他。”

  笠原May又在电话另一方沉吟一会说:“这不是玩笑?”

  “不是玩笑。”我说,“她姐姐叫加纳马尔他。”

  “不至于是真名吧?”

  “不是真名,职业用名。”

  “这两人莫不是相声搭档什么的?或者说和地中海有什么关系?”

  “和地中海稍稍有关。”

  “姐姐那人打扮可地道?”

  “基本地道,我想,起码比妹妹地道许多,倒是经常戴一项同样的红塑料帽……”

  “另一个好像也算不上怎么地道。你干吗非得跟这些脑袋缺根弦的人来往呢?”

  “这里有很长很长的过程。”我说,“早晚等各种事情稳定一些后,或许可以跟你解释明白。现在不行,脑袋里一团乱麻,情况更是一团乱麻。”

  “噢。”笠原May不无狐疑地暗了一声,“反正太太是还没回来吧?”

  “嗯,没回来。”我说。

  “喂拧发条鸟,你也老大不小了,就不能多少动脑筋想想?要是太太昨天晚上回心转意回来时看见你正和那女人紧紧抱作一团,你以为她会怎样想?”

  “这种可能性当然也是有的。”

  “要是刚才打电话的不是我是你太太,而你又提起什么性电话来,你太太到底会作何感想?”

  “的确如你所说。”

  “你还是相当有问题的。”笠原May说着,叹口气。

  “是有问题。”我承认。

  “别那么什么都痛快承认,别以为只要老实认错道歉就万事大吉。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错误那东西终归还是错误。”

  “言之有理。”我说,百分之百言之有理。

  “你这个人!”笠原May不胜惊愕地说,“对了,昨晚你找我有什么事?你是有事相求才来我家这儿吧?”

  “那已经可以了。”我说。

  “可以了?”

  “嗯。就是说,那事——已经可以了。”

  “抱了那女人就跟我没事了?”

  “哪里,不是那样的。那只是一时心血来潮……”

  笠原May再不说什么,放下电话。罢了罢了!笠原May。加纳马尔他、加纳克里他、电话女郎,加上久美子。确如笠原May所说,最近我周围女人数量是叫人觉得未免多过头了。而且每个都有莫名其妙的问题。

  但我终究太困了,没办法再思维下去。当务之急是睡觉。这回醒来可就有事干了。

  我折身上床,睡了过去。

  醒来后,我从壁橱里拿出简易背囊。背囊是应急用的,里面有水壶、咸饼干、手电筒和打火机,是搬来这里时害怕大地震的久美子从哪里成套买回来的。但水筒早已空了,咸饼干潮乎乎地发软,手电筒电池已经没电。我往水壶灌了水,咸饼干扔掉,给手电筒换上新电池。然后去附近杂货店买来火灾逃命用的绳梯。我想了想此外是否还有必备的东西。除柠檬糖再想不出一样。我原地转身环视一遍家中,关上所有窗户,熄掉灯盏,门锁上后又转念作罢。或许有谁前来找我,久美子也可能回来,何况家里边没有什么怕偷的东西。我在厨房餐桌上留一个字条:

  “出去一些时日,还回来。”

  我想象久美子回来看见字条的情景。她看了将作何感想呢?我撕掉字条,重新写道:

  “因要事暂时外出,不日回来。请等我。”

  我身穿棉布裤和半袖港衫,背起简易背囊,从檐廊下到院子。四下望去,端的是不折不扣的夏天,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完完全全的夏天。太阳的光线,天空的色调,风的气息,云的形状,蝉的鸣声,一切一切无不在宣告货真价实的美好夏日的光临。我背上背囊,翻过后院围墙,跳下胡同。

  小时候曾离家出走一次,恰好也是在这样一个晴朗朗的夏日清晨。离家出走的原因已经记不起来了。大概对父母有口气咽不下去吧。总之也是同样背起背囊,把攒的钱放进衣袋离开家的。对母亲谎说要和几个同学一块儿去郊游,让母亲做了盒饭。家附近有几座适合郊游的山,因此光是几个小孩子去那儿爬山也不是什么稀罕事。一出家门,我便乘上事先想定的公共汽车,坐到终点。对我来说,那是“远方的陌生街市”。在那里又转乘别的公共汽车,到了另一处“远方(更远的)的陌生街市”。在这连名字都不知晓的街市下得车,我只管漫无目标来回转来转去。那地方没有可以称为特征的特征。比我住的街市多少热闹些,也多少脏些。有商业区,有电车站,有小工厂,有条河,河边有座电影院。电影院广告板贴着西部片广告。到了中午,坐在公园长椅上吃盒饭。我在那街市待到傍晚,但随着暮色越来越暗,心里忐忑起来。这已是返回的最后时机,我想,再暗下去,恐怕就回不去了!于是我乘上来时坐的公共汽车。回到家已快7点了。谁也没觉察出我的出走,父母以为我和同学一

  块儿爬山去了。

  此事我早已忘去脑后。但在背着背囊翻越院墙的一瞬间,当时的心情——孤身站在陌生的街头、陌生的人们、陌生的人家之间眼望夕阳渐次失去光色那种莫可言喻的寂寥感——忽然复苏过来。旋即我想起久美子,想起只带挎包和从洗衣店取出的衣裙不知遁往何处的久美子。她已经错过了可以返回的最后时机。此刻恐怕形影相吊地位立在远方陌生的街头。想到这里,我很有些坐立不安。

  不,她未必形影相吊,我想,说不定同那男的一起,这样想要合乎情理得多。

  我就此打住,不再去想久美子。

  我穿过胡同。

  脚下杂草已失去梅雨时节方可见到的那种水灵灵的鲜绿气势,现已完全换上夏日荒草特有的死皮赖脸的迟钝样子。移步之间,草中不时有蓝蚂炸一跃而起。青蛙也时而蹿出。眼下胡同是这些小东西的领地,我成了扰乱它们常规生活的入侵者。

  来到宫胁家空屋跟前,我打开木门径直进入院子,分开荒草往院里走去,走过依然凝望天空的脏兮兮的石雕鸟,绕到房侧。但愿这一过程别给笠原May看见。

  到得井前,我搬下井盖上的石头,把两块半月形盖板拿开一块,往里扔了颗石子看底下是否仍旧没水。石子一如上次“咕”一声干巴巴的声响,没有水。我放下背囊,从中掏出绳梯,一头系于附近树干。然后猛劲拉了几次,确认会不会脱扣。再慎重也不为过。万一不巧脱扣,可就甭想返回地面了。

  我抱起一团绳梯,慢慢垂入井中。长长的绳梯全部放进去后,仍没有到底的手感。绳梯相当长,无论如何也不至于不够长。井确很深,直上直下往里打手电筒也弄不清绳梯是否到底,光束中途即被黑暗吞噬。

  我坐在井边侧耳倾听。几只蝈蝈简直像在比赛谁声响谁肺活量大似地在树间拼命鼓噪,鸟声却是不闻。我怀念起拧发条鸟,或许拧发条鸟懒得同蝈蝈们竞争而迁往别处了。

  接着,我手心朝上接太阳光。手心当下变热,仿佛每条皱纹指纹都有阳光侵入。百分之百光的王国。周围一切一切无不尽情沐浴阳光,闪耀夏日的光彩,甚至时间和记忆等不具形体的存在也在享受夏日光照的恩惠。我把一块柠檬糖扔进嘴里,在井边一直坐到糖彻底融化。之后为慎重起见再次用足力气拉一拉绳梯,得知它确实被牢牢固定。

  顺着软柔的绳梯下井,要比预想的辛苦。绳梯是棉与尼龙的混纺,结实程度自然没有问题,但脚下甚是不稳,网球鞋底稍用力一踩就“吱溜”滑开。因此手心必须紧紧搂住绳梯,直摸得手心作痛。我一格一格小心翼翼向下爬去。却怎么也不到底,似乎永远下降不完。我想起小石子碰到井底的声响。不怕,有底!无非爬这不争气的绳梯花费时间。

  不料数至第20格时,一阵恐怖感袭来。恐怖感犹电流不期而至,使我的四肢立时变僵。筋肉硬如五,浑身冒汗,双腿不住发颤。无论如何这并也太深了,哪有这么深的井呢!这里毕竟是东京中心,就在我住的房子后头。我屏息侧耳,然而一无所闻。蝉鸣也不闻。唯独自己心脏大起大落的声音在耳中回响。我喘口粗气,在这第20格处紧贴绳梯,既上不去也下不得。井内空气凉飕飕的,一股土腥味。这里是同夏月太阳朗朗普照的地面两相隔绝的世界。抬头上望,井口变得很小。圆形井口恰好被余下半块的盖板从正中间削去半边。从下面看去宛如夜空悬浮的半月。半月或许持续一段时间,加纳马尔他说。她是在电话中这样预言的。

  我心中叫苦。而一叫苦,身上憋的劲儿消了一点,筋肉开始放松,似有一股硬邦邦的气从体内排出。

  我再次使出浑身力气顺梯下爬。我鼓励自己说再下一点儿再下一点儿,别怕,反正有底。数到第23格时,终于到达井底,脚踩在土上。

  黑暗中,我仍手抓梯格不放——以便有什么情况可随时逃离——同时用脚尖草审划了划地面。没水,也没有莫名其妙的物体。如此确认完毕,才落脚立于地面。我放下背囊,摸索着拉开拉链,从中取出手电筒。手电筒发出的光束将井底情景照得历历在目。地面既不甚硬,也不很软。好在土是干的。有几块大约什么人扔下的石子。此外有一个装炸薯片的空塑料袋。手电筒照射下的井底,令我想起过去在电视上看到的月球表面。

  井壁本身是普普通通的水泥,平扁扁的,斑斑点点生着青苔样的东西,如烟囱一般笔直向上拔起,最顶端闪出半月形光孔。直直地仰面望去,不由再度切实感到井的深邃。我再次用力拉了下绳梯,仍有实实在在的手感。不要紧,只要梯在,随时都可返回地面。我深深吸口气,略带霉气味儿,但绝不算坏。对井我最担心的就是空气。井底容易积淀空气。尤其枯井,往往有毒气从土层中冒出。过去我曾从报纸上看到掏井工因沼气中毒在井底丧命的报道。

  我嘘口气,弓身坐在井底,背靠井壁。然后闭上眼睛,让身体习惯这一场所。懊,我想,自己此刻如此位于井底!

《奇鸟行状录》第18章 遗产继承、关于水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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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产继承、关于水母的研究、近似乖戾感的感觉

  我坐在黑暗中。头顶被盖板齐刷刷切成半月形的光依然什么标记似地孤单单悬浮着,但地上的光深不到井底。

  随着时间的推移,眼睛逐渐适应黑暗。可以凑近看见——尽管影影绰绰——手的形状了。周围诸多物件开始慢慢现出依稀的轮廓,恰如胆怯的小动物一点点对对手放松警惕。但是,就算眼睛习惯了,黑暗终究是黑暗。每当我要定睛看清什么的时候,它们便倏忽间隐身敛形,悄然化人无明。或许不妨以“幽暗”称之。然而幽暗亦有幽暗的浓度。在某种情况下,反而比完全的黑暗更含有深刻的内涵,于中既有所见,又一无所见。

  就在这内涵奇特的幽暗中,我的回忆开始带有未曾有过的强大力度。那些每遇时机便在我心中唤起种种图像的记忆断片,此时竟是那般鲜明真切,几乎可以巨细无遗地捧在手中。我闭起眼睛,回忆差不多八年前第一次见到久美子的情景。

  碰见久美子,是在神田一所大学附属医院的患者家属休息室里。我当时因一桩遗产继承事项每天每日去见一位在此住院的委托人。委托人六十八岁,是一位拥有主要分布在千叶县的很多山林土地的有产者,名字曾一度出现在巨额纳税人排名栏里。伤脑筋的是其嗜好之一(之二之三我自然无由得知)是定期改写遗嘱。看情形他从此种繁琐至极的行为中觅得了常人无可估量的乐趣。事务所的人全给此人的为人和怪痛弄得有些不胜其烦。但对方毕竟是数得上的富家,且每改写一次都有一笔绝不为少的手续费进来,加之遗嘱改写手续本身又不特别难弄,所以作为事务所不便说三道四。于是直接负责的差事就落到我这个刚进所的新手头上。

  当然,因我不具有律师资格,所谓负责也比跑腿学舌强不多少。专业律师听取委托人所希望的遗嘱内容,从法律角度提出务实性建议(正式遗嘱有固定格式和规定,如不合乎有可能不被承认为遗嘱),决定主要条目,据此将遗嘱草稿打印成文。我则将其拿到委托人那里朗读。若无异义,这回由委托人将遗嘱亲笔重写一遍,签名盖章。所以如此,是因为本人写的遗嘱法律上称为“亲笔目征遗嘱”。如这名党所示,全文必须由本人亲自笔书。

  顺利写毕,装入信封加封,我如获至宝地拿回事务所。事务所放入保险柜保存。按理至此即告结束。然而此人却没这么简单。因其卧病在床,一次写不了多少,且遗嘱又长,写完要一个星期左右。这期间我须天天去医院答疑(我也算是基本学过法律之人,常识范围内的可以回答)。回答不出的,每次便给事务所打电话请示。此人对小事百般计较,甚至一个个字眼都纠缠不休。尽管这样,每天多少总有进展。而只要进展,这令人生厌的作业便总有完的希望。岂料,每当好歹熬到透亮当口,此人笃定想起前面忘说了什么什么,抑或一举推翻前面业已定好的事项。若是细小变更,不妨以附录形式处理;而若事关重大,势必重新折腾。

  总之就是如此过程永无休止的周而复始。加之在此期间又有手术又有检查等等,即使按约定时间去了医院,也未必能马上同他见面商谈。甚至有时他吩咐几时见时前去,而去了之后又说心情欠佳叫改时再来。等两三个小时方得见面亦无足为奇。这么着,两三周时间里我差不多每天都必须死死坐在医院的住院患者家属休息室的椅子上打发仿佛永不消逝的时光。

  我想任何人都不难想象,医院休息室绝非温情脉脉的场所。沙发的塑料皮面硬如僵尸,吸口空气都觉得不出片刻就会大病一场。电视上总是不三不四的节目。自动售货机里的咖啡一股煮报纸味儿。人人都一副阴沉沉、死板板的面孔。倘若蒙克为卡夫卡小说插图,料想必是如此场景。但我反正在此见到了久美子。久美子为照料住院做十二指肠溃疡手术的母亲,每天利用大学课间课余时间来医院一次。她大多身穿蓝色的牛仔裤或爽快利落的稍短些的裙子,一件毛衣,梳着马尾辫。时值11月初,有时穿风衣有时不穿。肩上一个挎包,总挟着几本大约是大学教材和素描册样的书本。

  自我第一次去医院那天下午,久美子就已经在那里了。她坐在沙发上,并着穿低跟鞋的脚专心看书。我坐在她对面,每隔5分钟看一眼表,等待同委托人会面时间的到来。不知何故——何故不至于告诉我——拖延了一个半小时。久美子几乎没从书上抬起眼睛。记得她的腿异常漂亮。看见她,我心情多少开朗一点。年轻,长相也给人以好感(至少显得非常聪颖),又有两条动人的腿——我不由暗想,这些将给她带来怎样的心境呢?

  几次见面之后,我同久美子开始聊些轻松的日常闲话,交换自己看过的杂志,分吃多余的探病水果。说到底,两人都百无聊赖,需要年龄相近而又地道些的谈话对象。

  久美子问我可是自己亲人在这里住院,于是我开始绵绵不断向她述说遗嘱委托人乖戾扭曲的脾性。我对这工作早已忍无可忍,早就想找个人一吐为快。话很长,色调又全是灰的,但久美子静静听着。偶尔自己担心对方听得无聊而突然止住时,她便浮起安详的微笑,意思像是在说没关系听着呢接着讲好了。

  “他太太去世六年了,四个子女。儿子两个女儿两个。四个子女哪怕有一个像那么回事的也好,偏巧个个都压根儿提不起来。长子迟早继承父业,但这人简直好滑透顶,脑袋里除钱没别的。不知是气量小,还是光是小气,因几个小钱马上火蹿头顶。性格怕最像老子。可父子两个又冰火不同炉,动不动就吵得对抓起来。在医院倒没大动干戈,到底顾忌外人笑话。

  “第二个儿子搞不动产交易。光是嘴巴说得天花乱坠,最喜欢沾尖取巧。五年前惹出一起诈骗案,闹到警察署,老子用钱压住而不了了之。可眼下仍不干正经勾当。大概跟地产方面的地痞无赖不清不浑,总有一天蹲四面墙。不料不知什么缘故,子女里边好像只这个儿子最合老头子的意。

  “大女儿十六岁时跟父亲手下一个男的私奔了。当时把老头子的钱偷去许多。如今在横滨经营两家美容院,活得有滋有味。论经营才干四兄妹里边倒好像首屈一指。五年前偷的钱也还了,总算同父亲言归于好。不知受的什么家庭教育,别人不愿听的话她硬是大声喋喋不休。小女儿不到三十岁,独身一人,在夏威夷买了房子,高尔夫球成天打个没完。除了买衣服打高尔夫球,脑袋里什么也没有。这么说或许不礼貌,长相个个一塌糊涂。倒也不一定是丑,总之属于看着叫人心情晦暗那种类型。”

  “四个你都见了?”

  “因为事关遗产继承,全都正儿八经地领着老婆孩子前来探望。要是不常来报到,遗嘱上写的什么就不晓得了嘛。来时赶上我在场,老头子就特意把我介绍一番,说我是法律事务所里的,好让子女们神经紧张,还告诉说眼下正修改遗嘱。”

  “病情怎样?遗嘱一定得那么火急火燎的?”

  “怎么说呢——,详细的我不知道。听说是肝脏不好,像是切除了什么的。心脏也怕不大正常,心律不齐。不过,以我的预感,此人至少还能再活20年,遗嘱估计要改写150遍左右。”

  “有钱倒也够折腾人的。”

  “因人而异,”我说,“有钱过静心日子的人也有,那些人可不怎么到法律事务所来。”

  我们在医院附近简单吃了几次饭。离开医院不能太久,所以吃饭也无非在麦当劳吃汉堡包或比萨饼之类。但总比医院食堂里浑如死尸的烤鱼好得多。起初她很沉默,很少开口。但在我半开玩笑地讲过几个趣闻之后,开始一点点放松下来。每当我长长地说完一揽,她便回报似地谈几句自己的事。她在东京一所女大读书,学的是社会学专业,爱好是绘画。参加了学校里的美术沙龙,较之油画更喜欢线条画和水彩画。可能的话,想搞服装设计什么的。

  “我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手术。”一次久美子边用刀削苹果边兴味索然地说,“十二指肠溃疡也是很小一块,不过是及早切除为好那个程度。问题是生来第一次住院,本人就像死到临头似的。所以我哪怕一天不露面都大发脾气。妈一大发脾气,爸就跟着大动肝火,我只好每天都来这儿一次。她属完全护理,大凡需要的无不齐全,我来也没什么可干,况且眼下正忙着应付考试。”

  但她对自己的家庭不愿再多谈下去。我问起什么,她总是浮起模棱两可的微笑,支吾过去。那时我在久美子家庭方面得到的知识,仅知她有个哥哥,父亲是官员,以及她无论对父亲还是对母亲都抱有一种较之采情更近乎一种无所谓的心情。我想象她大概是生活相当充裕的富家女儿。因为她衣着总是那么整洁得体,母亲(没见过)住的又是单人病房。听人说这家医院的单人病房是要相当一笔费用和门路才住得进的。

  我和久美子之间,一开始就好像有某种息息相通之处。那不是一见面就麻酥酥强烈感受到的那种冲动性的、强有力的东西,性质上要安稳平和得多。比方说吧,就像两个微小的光点在无边的黑暗中并排行进时双方都不由自主渐渐向一起靠拢那样的感觉。随着同久美于见面次数的增多,去医院便不再那么难以忍受了。意识到这点,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感觉上较之碰到一个新朋友,更像是同梦绕魂索的老朋友不期而遇。

  我时常心想,要是两人不老是在医院这种场所利用什么间隙零敲碎打地说话,而是到别的地方慢慢单独畅谈一番该有多妙!一天,我鼓足勇气试请久美子赴约。

  “我们是不是需要换换空气什么的啊?”我说,“两人逃离这里,换个地方!哪里都行,只要没有病人没有委托人就行。”

  久美子略一沉吟:“水族馆?”

  那便是我们的初次约会。星期天早上久美子把母亲的替换衣服送来医院,在休息室和我会齐。那天风和日丽,久美子身穿式样较为简练的连衣裙,被一件淡蓝色对襟毛衣。那时她就在打扮上有令人赞叹的表现。哪怕很平常的衣服,她只要稍加一点点创意,或在袖口的折挽、领口的翻卷上稍加改变就能马上给人以焕然一新之感。对这类诀窍她很是得心应手。而且对自己的衣服极为珍视,充满爱意。每次同久美子见面,我都达同她并肩行走边欣赏她的衣着。衬衫一道褶也没有,衣线总是那么模子竖直,白色的总是白得刚买来一般,皮鞋一尘不染。看到她身上的衣服,我脑海里每每浮现出衣箱中角对角叠得整整齐齐的衬衫,毛衣以及套着塑料袋挂在立柜中的半身格和连衣裙(实际上婚后我也目睹了如此光景)。

  那天我们在上野动物园的水族馆度过了一个下午。难得一个好天气,我觉得还是去动物园悠然漫步更为惬意,便在去上野的电车中略微暗示一下。但她似乎一开始就走下要去水族馆。当然,既然她想去,我也并无异议。正赶上水族馆有水母特别展,我们便逐个看起了从全世界搜集来的珍稀水母。小到指致大小的绒绒毛状物,大到比1米伞径还大的怪模样,委实种类纷繁,均在水槽中飘摇起舞。虽是星期日,但水族并没多少人,甚至称得上空空荡荡。如此大好天气,想必任何人都选择在动物园看大象和长颈鹿,而不在水族馆看哪家子水母。

  对久美子我自是没说,其实我顶顶讨厌水母。小时候在家附近海里游泳被水母蜇过好几回。一个人往海里游时还钻进水母群当中一次,等注意到对周围已全是水母。当时水母那滑溜溜凉股飓的感触至今仍记得真真切切。我在水母漩涡的核心感到一阵剧烈的恐怖,像被拖进黑洞洞的深渊。不知为什么,身体倒未被蜇。但仓惶中呛了好几口水。由此之故,如果可能,我很想跳过水母特时展去看金枪鱼比目鱼等普通鱼们。

  然而久美子却好像给水母迷得如醉如痴。在每一个水槽前停住脚,探长脖子看个没完没了,时间都像志去了脑后。“瞧这个!”她对我说,“世上居然有红得这么鲜亮的水母,游得多好看啊!这些‘人’一辈子都在世界所有的海里这么飘飘忽忽的——嗯?你不觉得这样好极了?”

  “是好极了。”我说。但在无可奈何陪她逐一逼视水母时间里,我渐渐变得胸闷起来。不觉懒得开口,心神不定地反复数点衣袋里的硬币,不时掏手帕抹一下嘴角,暗暗祈祷水母槽快快结束。不料水母却一个接一个层出不穷。全世界的海里也的确有花样繁多的水母。忍了半个小时,由于紧张的关系脑袋晕乎起来。最后靠扶手站着都觉困难,独自走到近处椅子颓然坐下。久美子来我身旁担心地问是不是心里不舒服,我如实告诉她对不起这水母看着看着脑袋就眩晕起来。

  久美子认真盯视一会我的眼睛。“真的,眼神恍恍惚惚。难以相信,看看水母人就成了这样子!”久美子大为惊愕地说。不过总算拉起我的胳膊,把我从潮乎乎阴暗暗的水族馆领到阳光下。

  在公园坐了将近10分钟,慢慢大口呼吸,意识开始一点点恢复正常。秋天的阳光很让人舒坦地闪闪照着,干透了的银杏树叶在风中摇曳着低吟浅唱。良久,久美子问我要不要紧。

  “怪人!那么讨厌水母,一开始直说不就成了,用不着非忍到心里难受不可嘛。”

  天高气爽,微风轻拂,周围往来度周日的人们全都显得心旷神怡。一个身段苗条的漂亮女孩在确一只长毛大狗,头戴礼帽的老人看着荡秋千的孙女,几对情侣和我们同样坐在长椅上,有人在远处练习萨克斯管音阶。

  “你怎么那样喜欢水母?”我问。

  “是啊,光是觉得可爱吧,大概。”她说,“不过,刚才盯看水母时候,我忽然这么想来着:我们如此目睹的光景,不过是世界极小极小一部分。我们习惯上认为这便是世界的世界,其实并不是的。真正的世界位于更深更暗的地方,大部分由水母这样的生物占领着,我们只是把这点给忘了。你不这样想?地球表面三分之二是海,我们肉眼所看见的仅仅是海面这层表皮。而表皮下面到底有什么,我们还基本不知道。”

  之后我们散步很长时间。5点钟,久美子说得去医院,我把她送到医院。“今天谢谢你了。”分别时她对我说。从她的微笑中,我享受到以前所没有过的温暖。这使我得知今天一天里自己得以朝她靠近了一步。大约是托水母的福,我猜想。

  那以后我同久美子约会了几次。她母亲平安出院,我的委托人遗嘱骚动告一段落,再无须去医院之后我们也每周六见一次。看电影,听音乐,或一味散步。随着见面次数的增多,我们越来越适应了对方的存在。和她一起我很快乐,身体哪怕偶一接触胸口都怦怦直跳。周末临近时甚至工作都做不踏实。作为她,也无疑对我怀有好感。要不然根本不会每周都见我。

  但我不想把两人的关系过快深入下去。因为她总给我一种好像对什么感到迷惘的印象。我问起什么,回答也有时慢一两拍,出现极短暂的停顿。而在一瞬间的停顿中,我不能不察出其中有一种什么“阴影”。

  秋去冬来,新的一年开始了。我们继续每周见面。我一句也没问起那“一种什么”,久美子也只字未谈。两人见面,去哪里转,吃饭,无关痛痒地闲聊。

  “嗯,你怕有个恋人或男朋友吧?”一天,我一咬牙问道。

  久美子注视了一阵子我的脸,问道:“这话怎么说?”

  “总有那样的感觉。”我说。两人那时走在冬日寥无人影的新宿御苑。

  “具体地说?”

  “你好像想说什么。要是能说的话,就对我说好了。”

  我看出久美子脸上泛起轻微的涟漪。的确轻微,轻微得几乎捕捉不到。她可能有点困惑。但结论一开始就很明确:“谢谢。不过没有什么要重新说的,总之。”

  “你还没有回答我最初的问话。”

  “我有什么男朋友或恋人什么的?”久美子止住脚步,摘下手套,塞进风衣袋。然后抓住我没戴手套的手。她的手又热又软。我轻轻回捏一下,她呼出的气似乎更小、更白了。

  “这就去你住处可以么?”

  “当然可以。”我不无愕然,“去是一点问题也没有,只是不是什么可炫耀的地方。”

  我当时住在阿佐谷。仅一个房间,附带小厨房和厕所和公共电话亭大小的淋浴室。房间朝南,二楼,窗外是一家建筑公司的建材堆放场,因此阳光充足。房间的确不怎么起眼,好在有采光好这一项优点。我和久美子许久地并排坐在那片阳光下。

  那天我是第一次拥抱久美子。但现在我仍认为,那天是她在期待我抱她,在某种意义上是她主动的。倒不是具体说了什么表示了什么,只是当我把手搭在她身上的时候,我感觉得出她早就希望我这样。身体软绵绵的,没有抵触感。

  对于久美子是第一次性体验。事完后久美子好久好久没有开口。我几次试着搭话都不应答。她冲罢淋浴,穿上衣服,又在那片阳光中坐下。我不知说什么好,便也挨她坐下,就那么始终默默坐着。太阳移动,我们也随之一点点移动。黄昏时分,久美子说该回家了,我送她回去。

  “你是有什么想说吧?”电车中我再次问。

  久美子摇摇头,低声道:“可以了,那个。”

  以后我再未重提。归根结底久美子选择由我抱她,纵然她内心有什么难以启齿的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自然化解。

  那以后我们仍每周约会一次。差不多都是她来我宿舍,在那里亲热。相互拥抱爱抚时间里,她开始一点一点谈起自己。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这个经历的种种事物,以及对那些事物的感受和想法。我因之得以逐步理解她眼睛捕捉到的世界姿影,并得以向她慢慢讲述自己眼中世界的样态。我深深爱上了久美子,久美子也说不愿意离开我。等她大学毕业,我们就给了婚。

  婚后,我们生活得很幸福,没有发生任何可以算是问题的问题。尽管如此,有时我还是不能不感到久美子心里像有一块我不得进入的仅属于她自己的园地。例如,本来两人一直很正常或很起劲儿地说着话,久美子不知何故突然陷入沉默。就是说在没有什么特殊原因(至少我没意识到有什么使之如此的原因)的情况下交谈陡然中断。沉默本身固然时间不长,但之后她好半天都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而且需经过一定时间后方能恢复过来。向她说什么她也只是无可无不可他应付只言片语,如“是啊”、‘的确”、“就算是吧”等等。每当她那样时我就问她“怎么了”,因我对她深感困惑,生怕自己哪句话刺伤她。久美子每每菀尔一笑,说一声“没什么的”。过一些时候后,她又恢复如初。

  记得第一次进入久美子体内的时候,我便有与此相似的奇妙的困惑感。久美子初次感觉到的应该只有疼痛。她觉得痛,身体始终硬邦邦的。但我感到困惑的缘由则不止于此。其中似有一种异常冷静的东西。很能表达确切,但确有一种乖戾感。自己搂抱的身体会不会是同刚才并坐亲切交谈的女子不同的另外什么人呢,会不会在自己没注意的时候换成另外一个人的肉体呢——便是这么一种奇怪的念头征服着我。抱她的过程中我一直用手心在她背部抚摸。小巧而光滑的背。这一感触使我忘乎所以。但同时又恍做觉得这背位于远离自己的场所。似乎久美子尽管在我怀中,却又在遥远的地方正考虑别的什么。我甚至觉得自己此刻搂抱着的,不过是临时位于此处的权宜性肉体。或许由于这个原因,尽管我很冲动,但到射出仍费了相当一些时间。

  不过,产生这种感觉仅限于第一次交合。从第二次开始,她的存在便开始给我以亲切感了,肉体也开始做出敏感的反应。于是我明白过来,那时我之所以有乖戾感,大约是由于那对她是初次。

  如此追溯记忆过程中,我不时伸手抓绳梯猛地一拉,确认是否脱扣。我一直怀有恐惧,怕绳梯万一因为什么脱扣。而一想到脱扣,我在黑暗中便极度惶惶然,心跳得几乎自己都能听到声音。但在拉过几次——大约二三十次后,我心里渐渐踏实下来。绳梯牢牢控在树上,不可能轻易脱开。

  看表,夜光针即将指向3:00。下午3时。头上悬浮着半月形光板。井外地面应该洒满夏日绚丽的阳光。我可以在脑海中推出光闪闪流淌的小溪,随风摇颤颤的绿叶。就在这可谓弥天盈地的光的脚下,竟存在如此种类的黑暗。只消顺绳梯往下移动一点点即可,即可置身于如此浓重的黑暗中。

  我再次拉一下绳梯,绳梯仍固定未动。我头靠井壁闭起眼睛。俄顷,困意犹缓缓上涨的潮水朝我漫来。

《奇鸟行状录》第19章 关于妊娠的回想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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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妊娠的回想与对话、有关痛苦的实验

  一觉醒来,半月形井口已变成夜幕降临时分的黛蓝。时针指在7点30。晚间7时30分。这么说,我在此睡了4小时30分。

  井底空气凉飕飕的。刚下来时,也许兴奋的关系,没顾上什么温度。而现在则明显感到四下冷气袭人。我用手心搓着裸露的双臂,心想背囊里若塞进一件可系在T恤外面的衣服就好了。竟全然忘记了井底与地面的温差。

  此刻,浓重的黑暗包拢了我。怎么凝眸也什么都看不见,连自己的手脚在哪都搞不清。我把手贴于井壁,摸索着抓到绳梯,拉了拉。绳梯仍好端端固定在地面。黑暗中我动一动手,都好像黑暗也微微随之摇颤。单单是眼睛的错觉也未可知。

  无法以自己的眼睛看见自己应该位于此处的身体很有些不可思议。在黑暗中如此静止不动,自己存在于此的事实难免渐渐变得难以令人认同。所以我时不时干咳一声,或用手心摸下自己的脸。这样,我的耳朵便得以确认自己声音的存在,我的手便得以确认自己面孔的存在,我的面孔便也得以确认自己手的存在。

  但无论怎么努力,自己的躯体都犹如水中流沙一点点失去密度和重量。好比我内部正在举行激烈的拔河比赛,我的意识正将我的肉体步步拉入其自身地界。是黑暗将原来的平衡弄得乱七八糟。我不由想道,所谓肉体云云,归根结底不过是为意识而将染色体这种符号适当重新编排而成的一时性空壳而已。一旦这符号被再次重新编排,这回我便可能进入与上次截然不同的肉体。加纳克里他曾说她是“意识娼妇”。现在我可以顺利接受这一说法了。我们甚至能够以意识交情而在现实中射精。的确,黑暗中所有怪事都将成为可能。

  我晃晃头,力图把自己的意识重新收回到自己的肉体。

  我在黑暗中齐刷刷合拢十指。拇指对拇指,食指对食指。我以右手五指确认左手五指的存在,复以左手五指确认右手五指的存在,然后缓缓做深呼吸。别再想意识了,想更现实些的好了,想肉体所属的现实世界好了!我是为此而下到这里来的,为了思考现实。我觉得思考现实最好尽可能远离现实,譬如下到井底这类场所。“该下之时,找到最深的井下到井底,”本田先生说。我依然背靠井壁,徐徐吸了口带有霉味儿的空气。

  我们没举行婚礼,两人经济上不具有那种实力,又不愿意家人帮忙。较之形式上的东西,我们首先是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开始两人单独的生活。星期天早上去区政府周日办事窗口,按铃叫醒仍在睡梦里的值班干部,递交了结婚申请。之后走进平时不大敢进的一家高级法国餐馆,要瓶葡萄酒,吃了一道全套西餐,权作婚礼。对我们来说此即足矣。

  结婚时两人几乎没有存款(去世的母亲倒是给留下一点钱,我决定不动用以备不时之需),也没有像样的家具,就连前景也不够明朗。我不具备律师资格,在法律事务所干下去前途没什么保证;她上班的地方是一家小出版社。若久美子愿意,大学毕业时凭她父亲的门路不愁找不到理想些的工作。而她不喜欢那样,工作是靠自己力量找的。但我们并无不满,两人只要能活下去就别无他求了。

  话又说回来,两个人一切从零构筑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我具有独生子常有的孤独疾,真要干什么的时候喜欢自己单干。较之向别人—一说明以取得理解,还不如独自闷头做来得痛快,即使费时费事。而久美子呢,自从姐姐去世便对家人关闭了心扉,也是差不多单枪匹马生活过来的。天大的事也不找家里任何人商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两人可谓物以类聚。

  尽管如此,我和久美子还是为“我们的家”这个新天地而相互将身心同化起来。反复训练两人一道思考什么感受什么。尽量将各自身上发生的种种事情作为“两人的东西”予以接受和共有。自然,有时顺利有时不顺利。但我们莫如说将那些摸索过程中的差错视为新鲜事物而感到津津有味。其间纵使出现暴风骤雨,也能在两人拥抱当中忘个精光。

  婚后第三年久美子怀孕了。因一直小心翼翼注意避孕,所以对我们——至少对我——简直是晴天霹雳。大概是哪里疏忽了。想固然想不出,但此外别无解释。问题是无论如何我们不具有养育孩子的经济能力。久美子刚刚适应出版社工作,可能的话打算长期干下去。毕竟出版社很小,没有所谓产假那么堂皇的制度。若有人想生孩子,只有辞职了事。那样一来,一大段时间里必须靠我一人的工资养家湖口,而这在实际上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次怕是只有人工流产了吧?”去医院问过检查结果后,久美子有气无力地对我说。

  我也觉得此外恐无法可想,无论从哪个角度这都是最稳妥的结论。我们还年轻,完全没有生儿育女的准备。我也罢久美子也罢都需要自己的时间。首先要打好两人的生活基础,这是当务之急。生孩子机会以后多的是。

  说心里话,我并不希望久美子做流产手术。大学二年级时我曾使一个女孩妊娠过一次。对方是在打工那里认识的比我小一岁的女孩。性格好,说话也合得来。不用说,我们互相怀有好感,但一来算不得恋人关系,二来将来如何也无从谈起。只是两人都很寂寞,不期然地需求别人的拥抱。

  怀孕的原因很清楚。同她睡时我次次使用避孕套,但那天不巧忘了准备。就是说没有备用品了。我这么一说,女孩迟疑了两三秒,说:“晤,是么,今天不怕的,或许。”然而一发即中,她怀孕了。

  自己是没有使谁“怀孕”的实感,但怎么考虑都只有人工流产一条路。手术费我设法筹措了,一起跟去医院。两人乘上电车,前往她熟人介绍的千叶县一个小镇上的医院。在名都没听说过的那个站下的车,沿徐缓的坡路走去。一眼望去,到处栉比鳞茨挤满商品住宅楼,是近几年为在东京买不起住房的较年轻工薪阶层开发的大规模新兴住宅群。车站本身也崭新港新,站前尚剩”有几片农田。走出收票口,眼前一流大得见所未见的水塘,街道上触目皆是不动产广告。

  医院候诊室果然全是抱着大肚子的孕妇。大半是结婚四五年好歹以分期付款方式在这郊区买得一个小套间,在里面安顿下来准备生孩子的妇女。平日大白天在这种地方转来转去的年轻男人大约只找一个,更何况是妇产科候诊室。孕妇们无不饶有兴味一闪一闪打量我,很难说是友好的视线。因为在任何人眼里我的年龄都不会大于二年级大学生,明显是误使女友怀孕而陪着前来做流产手术的。

  手术结束后,我同女孩一起返回东京。时候尚未黄昏,开往东京的电车空荡荡没几个人。车中我向她道歉,说是自己不慎使她受此委屈。

  “没关系的,别那么放在心上。”她说,“至少你这么一起跟来医院,钱你也出了。”

  那以后,我和她双方都不约而同地没再见面。所以不晓得她后来怎么样了,在哪里干什么。只是手术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在不再见她之后我也仍一直感到心神不宁。一回想当时,脑海便浮现出挤满医院候诊室的脸上充满自信的年轻孕妇,屡屡后悔不该使她怀孕。

  电车中她为了安慰我——为了安慰我——详细地告诉我那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手术。“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时间不长,又不怎么疼。只是脱去衣服,躺在那儿不动就行了。说不好意思也是不好意思,幸好医生是好人,护士也都客气。倒是告诫我以后可一定小心避孕来着。别放在心上!再说我也有责任。不是我说不怕的么,是不?所以嘛,打起精神来!”

  然而在坐电车去千叶县那个小镇又坐电车返回时间里,在某种意义上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把她送到家门口,回自己住处一个人躺在床上眼望天花板。望着望着,我豁然明白了我的变化——我认识到,位于这里的我是“新的我”,而再不会重返原来的场所。位于此处的我已不再纯洁了。那既不是道德意义上的负罪感,也不属于自责之念。我明白自己是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却又无意因此责咎自己。那是超越自责与否的“物理性”事实,我必须冷静而理智地与之面对。

  得知久美子妊娠时,我脑海中首先浮上来的便是挤满妇产科医院候诊室的年轻孕妇形象。那里荡漾着一股独特的气味儿。到底是何气味儿,我则不得而知。或者并非具体的什么气味儿,而仅仅是气味儿似的什么也有可能。护士叫到名时,那女孩从硬邦邦的塑料面椅子上慢慢立起,径直朝门口走去。起身前她瞥了我一眼,嘴角沁出想说而又中途作罢那样一丝浅浅的微笑。

  我对久美子论,生小孩是不现实的这点自己当然知道,但难道就没有免作手术的办法么?

  “这个我们不知说过多少次了,眼下就生小孩儿,我的工作也就干到头了。为了养活我和孩子,你势必到别的什么地方找工资更高的工作才行。而那样一来,什么生活上的宽裕等等可就完全破灭了,想干的事也统统干不成了。就算我们往下要做什么,成功的可能性也被现实挤压得微乎其微——这样难道你也无所谓?”

  “我觉得好像无所谓。”我回答。

  “当真?”

  “只要想干,工作我想总还是找得到的。例如舅舅就缺人帮忙,要开新店,但因物色不到可靠的人还没开成。那里工资估计比眼下高得多。同法律工作倒没了关系,可说到底,现在也并不是想干才干的嘛。”

  “你经营餐馆?”

  “也没什么干不了的吧!再说实在不行,还多少有母亲留下的存款,总不至于饿死。”

  久美子默然良久,眼角聚起细细的皱纹沉思。我喜欢她这般表情。“你莫不是想要孩子?”

  “说不清楚,”我说,“你怀孕这点我清楚,但没有自己可能当父亲的实感。实际有了孩子后生活上将有怎样的变化我也不清楚。你中意现在这份工作,从你手中夺走工作我也认为似乎不对。有时觉得我们恐怕更需要眼下这样两口人的生活,同时又有时觉得有了孩子可以使我们的天地变得更广阔。至于哪个对哪个不对我不清楚,只是单纯在心情上不希望你做流产手术。所以我什么都不能保证。既没有坚定不移的信心,也没有一鸣惊人的妙计,只是心里那么觉得罢了。”

  久美子想了一会儿,不时用手心摸下自己的肚子。“哎,怎么会怀孕呢?你可有什么预感?”

  我摇头道:“在避孕上我始终很注意,就怕出事后这个那个烦恼个没完。所以我没有过预感,想不出为什么会这样。”

  “没以为我跟别人乱来?没想过那样的可能性?”

  “没有。”

  “为什么?”

  “很难说我这人直感怎么好,不过这点事还是知道的。”

  久美子和我那时坐在厨房餐桌旁喝葡萄酒。夜深了,万籁俱寂。久美子眯细眼睛,望着杯中约剩一口的红葡萄酒。平时她几乎不喝酒,但睡不着时往往喝上一杯,只一杯便能保证人睡。我也陪着喝。没有葡萄酒杯那么乖巧的玩艺儿,用附近小酒店送的小啤酒杯来代替。

  “和谁困觉来着?”我墓地警觉起来,试探道。

  久美子笑着摇几下头:“何至于。怎么会做那种事呢?我只是纯粹作为可能性问题提一下罢了。”随后,她神情严肃起来,臂肘拄在桌面上:“不过,说老实话,有时候我有很多事情搞不清楚——什么是真的什么不是真的?什么是实际发生的什么不是实际发生的?……有时候。”

  “那么,现在是那有时候喽?”

  “……算是吧。你没有这样的时候?”

  我思索一下,说:“一下子想不出很具体的。”

  “怎么说呢,我认为是现实的同真正的现实之间存在着误差。有时我觉得自己身上什么地方似乎潜伏着一点什么,就好像一个小偷溜进家来直接躲在了壁橱里,而又时不时跑出来扰乱我本身的各种顺序和思路什么的,如同磁场弄得仪器失灵。”

  “一点什么?小偷?”我问,旋即笑道:“你说的太笼统了啊!”

  “是笼统了,实际上。”久美子说着,喝干杯里剩的葡萄酒。

  我注视一会久美子的脸。“那,你莫不是认为自己这次怀孕同那一点什么之间有连带关系?”

  久美子摇摇头,说:“不是说有没有关系,而是说我有时候搞不清事物的顺序。我想说的只是这一点。”

  久美子话语中开始渐渐挟带焦躁。时针已过1点。是收场时候了。我伸出手,隔桌握住她的手。

  “我说,这件事让我拿主意可好?”久美子对我说,“当然这是两人间的重大问题,我也完全知道。但这次还是希望让我来决定。我没有办法明确表达自己所想的和感觉到的,我也觉得很抱歉。”

  “总的说来是你有决定权,我尊重你这项权利。”

  “大概下个月内就必须正式决定怎么办了,我想。这段时间两人一直在谈论这个,你的心情我大体理解了,所以往下让我来考虑,暂时就别再提这个了。”

  久美子做流产手术时我在北海道。原本我这样当下手的很少被派去出差,但当时人手奇缺,便安排我去。由我把文件装进公文包带去,简单交待一下,再把对方文件带回。文件至关重要,不能邮寄或托付他人。札幌至东京的班机甚是紧张,只好在札幌的商务旅店住一晚。久美子便在此时间里一个人去医院做了流产手术。夜间10点多给我住的旅店打来电话,告诉我下午做了手术。

  “先斩后奏,是我不对。不过一来安排得较为突然,二来我想你不在时由我独自决定处理或许双方都好受些。”

  “不必介意,”我说,“既然你认为那样合适,那就是合适。”

  “还有话想说,现在说不出来。我想我是有话必须向你说的……”

  “等回东京慢慢说吧。”

  放下电话,我穿上大衣走出旅店房间,在札幌街头信步踱去。时值3月初,路旁高高堆着积雪。寒气随人肌肤,行人呼出的气白白地泛起转而消失。人们裹着厚墩墩的大衣,戴着手套,围巾一直缠到嘴巴,十分小心地在冰冻的路面上行走。轮胎带有防滑链的出租车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往来驶过。当身上冷得受不住时,我走进闪入眼帘的一家酒吧,干喝了几杯威士忌,尔后继续上街行走。

  走了相当一些时间。时而有雪花飘零,小小的轻轻的,仿佛如烟的记忆。我走进的第二家酒吧位于地下,里边比门口印象宽敞得多。酒柜旁边有个不大的舞台,一个戴眼镜的瘦男人在台上弹着吉他唱歌。那歌手翘着二郎腿坐在塑料椅上,脚下放着吉他盒。

  我在柜台前坐下,边喝酒边半听不听地听他唱歌。间歇时歌手介绍说这些歌曲均由他自己作词作曲。他二十五六岁,一张平庸的脸上架着茶色塑料边眼镜。蓝牛仔裤,系带长筒皮靴,法兰绒花格便衫,社援露在裤外。很难说是什么歌,若在过去,大约近似所谓“日本土造西餐叉”。单调的和音,单一的旋律,不成不淡的歌词,不是我喜欢听的那类。

  若是平时,我怕不至于听这样的歌,喝罢一杯便付款转身离去。但这天夜晚我简直冷彻骨髓,在彻底暖和过来之前,无论如何我不想出门。我喝干一杯纯威士忌,马上又要一杯。好半天我都没脱大衣,也没解围脖。侍者问我是否要下酒物,我点了奶酪,吃了一小片。我想思考点什么,但头脑运转不灵,就连应思考什么都把握不住。身体仿佛成了一座四壁萧然的空屋,音乐在里边发出空洞洞干巴巴的回声。

  男子唱罢数曲,顾客劈里啪啦地拍手。拍得既不怎么热情,又不尽是应付。酒吧里不是很挤,顾客我想一共也就是七人吧。那歌手从椅子立起致意,说了一句类似玩笑的话,几个客人笑了。我叫来侍者要了第三林威士忌。然后解下围脖,脱掉大衣。

  “我的歌今晚到此结束。”歌手说。停顿一下后,转身环视一圈道:“不过,诸位里边可能有哪位认为我的歌枯燥无味。下面我就为这样的客人表演个小节目助兴。平日我是不搞的,今天算是特别表演。所以,今天得以在此观看的诸位可说是大有眼福。”

  歌手将吉他轻轻放在脚边,从吉他盒里拿出一支蜡烛,蜡烛很白很粗。他用火柴点燃,往碟上滴几滴烛液立定。随后以严然希腊哲学家架势擎起碟子。“把灯光调暗些好么?”他说。于是酒吧一个人把房间照明调暗。“最好再暗一点儿。”于是房间变得更暗,可以真切看到他擎起的烛火。我一边把威士忌杯拢在手心取暖,一边望着他手里的蜡烛。

  “诸位知道,人生途中我们将体验多种多样的痛苦,”男子以沉静而宏亮的声音道,“有肉体痛苦,有心灵痛苦。以前我也经受了各种形式的痛苦,想必诸位也不例外。然而痛苦的实际滋味在大多情况下是极难用语言告诉别人的。有人说人只知晓自身的痛苦。难道果真如此吗?我不这样认为。举例来说,假如眼前出现某人深感痛苦的情状,我们也是可以感同身受的。这就是共感力,明白吧?”他止住话,再次转身环视一圈。“人之所以歌唱,就是因为想拥有共感力,想脱离自身狭窄的硬壳,而同更多的人拥有痛苦和欢乐。但事情当然不那么简单。所以我想在此做一个实验请诸位体会简单的物理共感。”

  究竟要发生什么吧?众人屏息注视舞台。沉默当中,那男子像引而不发或像集中精神力似地一动不动凝视虚空。继之,将手心默默放在蜡烛火苗上,并一点又一点地向火苗逼近。一个客人发出既非呻吟又非叹息的声音。须臾,可以看到火苗在烧灼他的手心,甚至听得见“滋滋滋”声音。女客发出低促的惊叫。其他顾客僵挺挺看着这光景。那男子急剧扭歪了脸,耐受着痛苦。这到底算什么呢?!我心想,何必干这种毫无意义可言的愚蠢勾当呢?我感到口中沙沙拉拉干渴得不行。持续五六秒后,他将手慢慢从火苗移开,把立有蜡烛的碟子放在地板上。之后将右手心和左手心贴也似地合在一起。

  “诸位看到了,火烧人体是不折不扣的痛苦。”男子说,声音同刚才毫无二致,沉静、清冽而有张力。脸上完全没有了痛苦痕迹,甚至浮起隐约的微笑。“而诸位感同身受地体验到了相应的痛苦。这就是共感力。”

  他缓缓松开合在一起的双手,从中取出一块薄些的红手帕,抖给大家看,然后大大张开双手对着顾客席。手心全然不见火灼痕迹。一瞬的沉默。旋即人们吁口长气似地热情鼓掌。灯光复明,人们从紧张中解放出来,开始卿卿喳喳交头接耳。歌手什么事也没发生似地将吉他收入盒中,走下舞台消失到什么地方了。

  付款时我问酒吧一个女孩,问那歌手是不是常在这里唱歌,除了唱歌是否不时表演那把戏。

  “不大清楚。”女孩回答,“据我知道的,那人在这里唱歌今天是头一回,名字都第一次听说。至于唱歌外还表演什么绝招奇术,根本就没听说过。不过真是厉害!里达到底有什么名堂呢?有那两下子,上电视怕都不成问题。”

  “是啊,活像真在烧似的。”我说。

  走回旅店,我倒在床上,睡意像正等我一样涌来。即将睡过去的刹那间我想起久美子。但觉得久美子离我很远很远,而我又什么都思索不成。墓地,烧手心男子浮上脑际。活像真在烧似的,我想。随即堕入梦乡。

《奇鸟行状录》第20章 欲望之根208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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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望之根208房间、破壁而过

  天亮前在井底做了个梦。却又不是梦。只是偶然以梦的形式出现的什么。

  我一个人往那里行走。宽敞的大厅中央放一台大屏幕电视。荧屏推出绵谷升的脸,其讲演刚刚开始。驼绒西装,条纹衬衣,藏青色领带,双手在桌面合拢——绵谷升正面对摄像机就什么煤蝶不休。身后挂一巨幅地图。大厅人数100有余,无不泥塑木雕神情肃然倾听他的讲话。严然他即将发布什么足以左右人们命运的重大事项。

  我也驻足往电视看去。绵谷升面对数百万未得入其眼帘的民众以指挥若定且异常诚挚的语调振振有词。直接同他见面时感觉到的那种令人深恶痛绝的什么早已遁往纵深处眼睛看不到的地方。他的讲演方式具有独特的说服力。他通过片刻的间歇、声调的抑扬和表情的变化而使其话语产生一种神奇的现实性——大约是现实性。看来,绵谷升正作为演说家日新月异地向前推进。我不情愿承认,却又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

  “知道么,大凡事物既是复杂的,同时又是极其简单的,这就是支配这个世界的基本规律。”他说,“不能忘记这点。纵使看上去复杂的事物——当然实际上也是复杂的——其动机也是十分单纯的。它在追来什么,仅此而已。动机乃是欲望之根。关键就是要摸出这条根,就是要掘开现实这层复杂的地面,锲而不舍地深挖下去,直到挖出这条根的最长根须为止。这样一来,”他指着身后地图继续道,“一切就马上昭然若揭,这便是世界的实相。蠢人则永远无法从这表面的复杂性中挣脱出来,于是他们在全然把握不住世界真相的情况下徘徊在黑暗之中,没等摸到出口便走到人生尽头,恰如在茂密的森林中或在深深的井底下一筹莫展。所以一筹莫展,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事物的法则。他们脑袋里装的仅仅是垃圾或石碴。他们浑浑噩噩,甚至何前何后何上何下何南何北都懵懵懂懂,因而不可能走出黑暗。”

  说到这里,绵谷升停顿一下,让自己的话语慢慢渗入听众的意识,尔后再度开口:

  “让我们忘掉这些人吧!一筹莫展的人,就让其一筹莫展好了。我们有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

  听着听着,我心中渐渐涌起一股怒气,直气得透不过气。他摆出一副面对全世界讲话的假象,其实只针对我一个人。毫无疑问,这里边有着极为阴暗和扭曲的动机,但所有人都浑然不觉。惟其如此,绵谷升才得以利用电视这一强大系统向我一个人传递暗号舱的口信。我在衣袋中紧紧握起拳头,但我无处发泄自己的愤怒。而这里任何人都不可能与我分担自己心中愤怒这一事实,又给我带来深重的孤立感。

  我穿过满满挤着惟恐听漏一字绵谷升讲演的男男女女的大厅,沿着通往客房的走廊大步前行。那里站着上次那个没有面孔的人。待我走近,他以没有面孔的面孔看着我,不声不响挡住去路。

  “现在不是时候,你不能在这里。”

  但绵谷升带给我的重创般的疼痛正一阵紧似一阵。我伸手将他推开,他像影子一样摇摇晃晃闪在一旁。

  “我是为了你好。”无面人从身后说道。他发出的一字一字如锋利的玻璃片猛刺我的后背:“再往前走,你可就别想回来了!那也不怕吗?”

  然而我仍兀自快步前进。我已无所畏惧。我必须掌握情况,不能永远一筹莫展下去!

  我在这似曾相识的走廊里走着。原以为无面人会从后面追来阻拦,但走一会回头看去却一个人也不见。拐来拐去的走廊里排列着一模一样的门。虽每扇门标有房号,但我已记不起刚才跟人进来的房间是多少号了。本来记得好好的,却怎么也想不起,又不可能每扇门都打开一遍。

  于是我在走廊里盲目走来走去。稍顷同负责房间服务的男侍走个碰头。男侍擎着一个托盘,盘上放着未开封的CuttySark酒瓶、冰筒和两个玻璃杯。让过他后,我悄悄尾随其后。擦得送亮的银色托盘在天花灯光下不时灿然一闪。男侍一次也未回头。他收紧下巴,迈着正步朝某处径自前行。他时而吹一声口哨,吹的是《贼喜鹊》序曲,开头鼓点连击那部分。口哨水平甚是了得。

  走廊虽长,尾随时间里却谁也没碰见。不久,男侍在一房间前站定,轻敲三下。数秒钟后,有人从里面将门打开,手擎托盘的男侍进入门去。我躲在那里一个大大的中国式花瓶后面,紧贴墙,等待男侍从里边出来。房间号是208,对,是208,怎么偏一直想不起来呢!

  男侍久久都不出来。我觑了眼表。殊不知表针早已不动。我端详花瓶每一枝花,嗅了嗅花香。花简直像刚从庭园里折来,枝枝都那么新鲜,色香俱全。它们大概尚未意识到自己已被从根部切断。花瓣厚墩墩的红玫瑰芯里钻有一只小小的飞虫。

  约五分钟后,男侍终于空手从房间退出。他仍同来时一样收敛下颠,沿原路走回。待他在拐角消失后,我站在那门前,屏息敛气倾听里面有何动静。但什么动静也没有,一片沉寂。我当即果断敲门,像男侍那样轻敲三下。无回音。稍候片时,略重些复敲三下。仍无反应。

  我悄悄拧动球形拉手。随着拉手旋转,门无声地朝内侧打开。里面漆黑一团,唯独厚厚的窗帘缝隙有一线光泻进。凝目细看,隐约辨出窗、茶几和沙发的轮廓。一点不错,正是上次同加纳克里他交滴的房间。套间,一分为二,迎门是客厅,里边是卧室。客厅茶几上放着的CuttySark酒瓶和冰块也可模糊认出。开门时银色的不锈钢托盘在走廊灯光下如锋利的刀刃凛然一闪。我步入黑暗,后手轻轻带门。室内空气温暖,荡漾着浓郁的花香。我大气不敢出地四下打量。左手一直握住球形拉手,以便可随时开门。房间里应该有人,所以才会通过房间服务要来威士忌、冰块和酒杯,并开门让男侍进来。

  “别开灯。”一个女子语声告诉我。语声来自里面房间。我立即听出是谁。是几次打来奇妙电话的那个谜一样的女郎。我松开门拉手,蹑手蹑脚往语声方向缓缓移步。里面房间比前面的更黑。我站在两房之间的隔板处,往黑暗中定睛细看。

  有唧唧啾啾的床单声传来,黑暗中依稀有黑影晃动。

  “就那么黑着。”女郎道。

  “放心,不开灯就是。”我说。

  我的手紧紧抓着隔板。

  “你一个人来这里的?”女郎以疲惫的声音问。

  “是的。”我说,“料想来这儿可以见到你,或者不是你而是加纳克里他。我必须了解久美子下落。知道么?一切都是从你那个电话开始的。你打来莫名其妙的电话,从此就像打开魔术盒似的,怪事一个个接连不断,后来久美子也无影无踪了。所以我一个人来这里。我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但你有一把什么钥匙。对吧?”

  “加纳克里他?”女郎声音甚为谨慎,“没听过这个名字。那人也在这里?”

  吸口气,仍有浓郁的花香。空气滞重、浑浊。想必房间放有花瓶,那些花在黑暗的地方呼吸并扭动身体。在这混杂着强烈花香的黑暗中,我开始失去自己的肉体,恍惚成了一条小虫。我是虫,正往肥硕的花瓣里爬。粘粘的花蜜、花粉和柔柔的绒芯等着我。它们需要我的入侵和媒介。

  “跟你说,首先我想知道你是谁。你说我知道你,但我怎么也想不起你是谁。你到底是谁?”

  “我到底是谁呢?”女郎鹦鹉学舌。不过口气没有讽刺意味。“想喝酒,做两个加冰威士忌好么?你也喝的吧?”

  我折回客厅打开未启封的威士忌,往杯里放冰块,做了两个加冰威士忌。由于黑暗,这点事竟费了不少时间。我拿着酒杯返回卧室。女朗叫我放在床头柜上,并让我坐在靠近床脚的椅子上。

  我按她吩咐,把酒杯一个放在床头柜,另一个自己拿着坐在稍离开点的布面扶手椅上。眼睛似较刚才多少习惯黑暗了。黑暗中我看到她慢慢地动,像是从床上欠起身子。听得冰块喳喳作响,知她在喝酒。我也喝了口自己这份威士忌。

  这时间里女郎一声未响。而沉默时间一长,花的香气仿佛愈发浓郁起来。

  女郎开口了:“你真的想知道我是谁?”

  “我是为此来这里的。”不料黑暗中声音竟带有一种令人不快的回响。

  “你是为了解我的名字才来这里的?”

  我清了清嗓子代替回答。清嗓子声听起来也有点莫名其妙。

  女郎摇几下杯里的冰块。“你想了解我的名字,遗憾的是我不能告诉你。我清楚地了解你,你也对我一清二楚。但我不了解自己。”

  我在黑暗中摇头道:“你说的我很费解。猜谜我早已猜够了,我需要的是具体线索,需要可触可摸的事实,需要代替撬很撬开门扇的事实。”

  女郎发自肺腑似地深深叹口气:“冈田先生,找出我的名字来。不不,用不着特意找,你完全知道我的名字,只消想起来就是。只要你能找出我的名字,我就可离开这里。那一来,我就可以帮你找到太太,找到冈田久美子。你如想找太太,就请想法找出我的名字。这就是你的行根。你没有时间左顾右盼。你迟一天找出我的名字,冈田久美子就又远离你一步。”

  我把酒杯放在地板上。“告诉我,这里究竟是哪里?你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里的?你在这里搞什么名堂?”

  “你这是离开这里吧,”女郎仿佛恍然大悟,“万一那个男的发现你,事情可就麻烦了。那个男的比你想的可怕得多。很可能真要你的命,他完全干得出来。”

  “那男的究竟是什么人?”

  女郎不答。我也不知道往下说什么好。方向感好像彻底丧失。房间一片寂静。沉默深不可测,且粘糊糊令人窒息。我的头开始发胀,恐是花粉关系。空气混杂的微小花粉钻进我的脑袋,使我的神经偏离正轨。

  “哎,冈田亨先生,”女郎道。其语声开始带有另一种韵味。不知什么缘故,声音忽然间发生质变,同料糊糊的空气完全浑为一体。“我问你,可想什么时候再抱抱我?可想进到我里边去?可想舔遍我的全身?跟你说,你对我怎么样都成,我也什么都能为你做。包括你太太冈田久美子不肯做的都能做给你,任凭什么都行,可以让你舒服得忘不掉。要是你……”

  敲门声陡然响起。声音很实,像往什么硬物上敲钉子,黑暗中发出不吉祥的回声。

  女郎黑暗中伸过手,拉起我的胳膊。“这边来,快!”声音很低。此刻她语声恢复了正常。敲门声再度传来,以相同力度连敲两下。我想起来了:自己没把门锁按上。

  “快快,你必须离开这里,方法只有从这里出去。”女郎说。

  我由她领着摸黑前进。身后传来球形门拉手缓缓旋转的声音,声音无端地使我脊背掠过一道寒气。我几乎与走廊光线倏地射进房间同时滑进墙壁。墙壁犹巨大哈哩冷冷的稠稠的。我须紧闭嘴巴以防它进入口中。我暗暗称奇,自己竟破壁而过。我是为了从某处移往某处破壁而过的。但对破壁而过的我来说,破壁而过仿佛极为顺理成章的行为。

  我感到女郎舌头深入自己口中。舌头热乎乎软绵绵的,在我口中舔来舔去,同我的舌头搅在一起。令人窒息的花瓣香撩抚我的肺叶。胯间懒懒地涨起射精欲,但我紧紧闭目克制自己。稍顷,右脸颊一阵剧烈地发热。那是一种奇妙的感触,不伴随苦痛,只觉得热在彼处。甚至热来自外部还是从我自身内部涌起我都浑然不觉。但一切很快过去了——舌头也好花瓣香也好,射精欲也好脸颊热也好。我穿过了墙。睁开眼睛时,我在墙的这边——深深的井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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