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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呜呼，师挚见之矣！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着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十《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着文焉。
太史公曰：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着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
译文
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这些古籍的时候，每读到周厉王时，都会合书感叹万分说：“哎，鲁国的太师挚可真是有真知灼见啊！但还是无能为力，商纣王用象牙做筷子的时候箕子也同样叹息。周朝的政治尚有缺陷，，诗人作《关雎》以男女情爱昭示仁义道德。仁义日渐衰败，诗人作《鹿鸣》讥刺。周厉王是最不喜欢别人说他的过失的人，那时的三公九卿都惧怕诛灭不敢直谏而作祸生乱。厉王只好出京师逃到彘（zhì）这个地方避祸，祸乱从京师爆发，京师就由周公和召公联合执政（年号共和）。从那以后各诸侯便开始相互杀伐，强大的国家欺压弱小的国家，动用军队根本就不用请示周天子。但这些诸侯都借着王室名义征讨攻伐他国，更有充当诸侯盟主者，政令均出自五霸（齐、楚、晋、秦、宋），诸侯横行霸道，骄奢淫欲，行为不轨，置法度而不顾；乱臣贼子层出不穷。齐、晋、秦、楚在周建立的时候都十分弱小，他们其中封邑大者方圆百余里，小者仅方圆五十里。而晋依仗三河之险，齐背靠东海，楚盘踞长江淮河之间，秦拥雍州险要之地。他们在周的四方兴起，充当各方霸主。当初文王、武王褒封的大诸侯摄于他们的武力而从服于他们，因此孔子为了彰显王道，游说于七十余诸侯国君，都没能得到重用。所以孔子西行到周王室之地考察，讨论史籍记载和以前的旧闻，然后回到鲁国编撰《春秋》。上至鲁隐公元年，下至鲁哀公时的猎麟之年。他简约文字，精炼语句；删除繁冗以定修史的义理和法度，进而让王道更加齐备，人事周全。他的七十多个徒弟都接受了他亲口传授的意旨，因为《春秋》中包含着批评、规劝、褒扬、隐讳、贬抑、损伤之类言语而不便于书写示众。鲁国君子左丘明害怕众弟子各持己见，各以所解，以至尚失《春秋》本意所以依照孔子《春秋》论述详尽真实的记录成书，编撰成《左氏春秋》。铎椒任楚威王太傅，由于楚王不能全面理解《春秋》要义，他便抄摘其中关于国家兴衰成败的地方辑合成四十章名为《铎氏微》。赵孝成王的时候，他的宰辅虞卿上采《春秋》，下看近代各国形势也编辑成八篇，是为《虞氏春秋》。吕不韦，是秦庄襄王的丞相，也上看前代古史，删减补合《春秋》汇集当时六国局势，编成八览、六论、十二纪，而成《吕氏春秋》。至于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等人也都时常摘取《春秋》的文义著书立说，这样的人事很多就不一一列举，汉朝的丞相张苍采用历谱的格式写出了《终始五德传》，上大夫董仲舒推究《春秋》所包含的微言大义，也很是写出了一些文章。
太史公说：对于《春秋》来说，儒家截取其要义，辩论家取其雅词；都忽略其前后贯通的历史过程。历法家只取其年月记载，术数方士只看到《春秋》的神运；整饬谱谍的人只借鉴《春秋》的世系称颂雅号；他们都只是片面的摄取，要从他们的抄录里了解全面的历史和要义是非常困难的。于是我就将春秋时期的十二个诸侯国编成系谱，就是《十二诸侯世系年表》，从共和到孔子辞世。列表反映《春秋》《国语》之要旨，学者所注意的兴盛衰败主要文件都抄录在这一篇中，为那些立志成学治古文的人提举纲要，删繁留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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