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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好的修行

 《经典常谈》序

中国文字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本书所谓经典是广义的用法,包括羣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要读懂这些书,特别是经、子,得懂「小学」,就是文字学,所以《说文解字》等书也是经典的一部份。我国旧日的教育,可以说整个儿是读经的教育。经典训练成为教育的唯一的项目,自然偏枯失调;况且从幼童时代就开始,学生食而不化,也徒然摧残了他们的精力和兴趣。新式教育施行以后,读经渐渐废止。民国以来虽然还有一两回中小学读经运动,可是都失败了,大家认为是开倒车。另一方面,教育部制定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里却有「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话,高中的标准里更有「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的话。初、高中的国文教材,从经典选录的也不少。可见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又按着学生程度选材,可以免掉他们囫园吞枣的弊病。这实在是一种进步。

我国经典,未经整理,读起来特别难,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结果是敬而远之。朱熹似乎见到了这个,他注「四书」,一种作用就是使「四书」普及于一般人。他是成功的,他的「四书」注后来成了小学教科书。又如清初人选注的《史记菁华录》,价值和影响虽然远在「四书」注之下,可是也风行了几百年,帮助初学不少。但到了现在这时代,这些书都不适用了。我们知道清代「汉学家」对于经典的校勘和训诂贡献极大。我们理想中一般人的经典读本——有些该是全书,有些只该是选本、节本——应该尽可能的采取他们的结论:一面将本文分段,仔细的标点,并用白话文作简要的注释。每种读本还得有一篇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这需要见解、学力和经验,不是一个人一个时期所能成就的。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一些《学生国学丛书》,似乎就是这番用意,但离我们理想的标准还远着呢。理想的经典读本旣然一时不容易出现,有些人便想着先从治标下手。顾颉刚先生用浅明的白话文译《尚书》,又用同样的文体写《汉代学术史略》,用意便在这里。这样办虽然不能教一般人直接亲近经典,却能启发他们的兴趣,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这部小书也只是向这方面努力的工作。如果读者能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编撰者将自己庆幸,在经典训练上,尽了他做尖兵的一分儿。可是如果读者唸了这部书,便以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筌为鱼,未免孤负编撰者的本心了。

这部书不是「国学概论」一类。照编撰者现在的意见,「概论」这名字容易教读者感到自己满足;「概论」里好像什么都有了,再用不着别的——其实什么都只有一点儿!「国学」这名字,和西洋人所谓「汉学」一般,都未免笼统的毛病。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分别标明历史和语言,不再浑称「国学」,确是正办。这部书以经典为主,以书为主,不以「经学」「史学」「诸子学」等作纲领。但《诗》、《文》两篇,却还只能叙述源流;因为书太多了,没法子一一详论,而集部书的问题,也不像经、史、子的那样重要,在这儿也无需详论。书中各篇的排列,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顺序;并照传统的意见,将「小学」书放在最前头。各篇的讨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这中间并无编撰者自己的创见,编撰者的工作只是编撰罢了。全篇的参考资料,开列在各篇后面;局部的,随处分别注明。也有袭用成说而没有注出的;那是为了节省读者的注意力;一般的读物和考据的著作不同,是无需乎那样严格的。末了儿,编撰者得谢谢杨振声先生,他鼓励编撰者写下这些篇常谈。还得谢谢雷海宗先生允许引用他还没有正式印行的《中国通史选读》讲义,陈梦家先生允许引用他的《中国文字学》稿本。还得谢谢董庶先生,他给我钞了全份清稿,让排印时不致有太多的错字。

朱自清

一九四二年二月,昆明西南联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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