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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好的修行

《经典常谈》三传 (第六)

春秋」是古代记事史书的通称。古代朝廷大事,多在春、秋二季举行,所以记事的书用这个名字。各国有各国的春秋,但是后世都不传了。传下的只有一部《鲁春秋》,《春秋》成了它的专名,便是《春秋经》了。传说这部《春秋》是孔子作的,至少是他编的。鲁哀公十四年,鲁西有猎户打着一只从没有见过的独角怪兽,想着定是个不祥的东西,将它扔了。这个新闻传到了孔子那里,他便去看。他一看,就说,「这是麟啊。为谁来的呢!干什么来的呢!唉唉!我的道不行了!」说着流下泪来,赶忙将袖子去擦,泪点儿却已滴到衣襟上。原来麟是个仁兽,是个祥瑞的东西;圣帝、明王在位,天下太平 ,它才会来,不然是不会来的。可是那时代那有圣帝、明王?天下正乱纷纷的,麟来的真不是时候,所以让猎户打死;它算是倒了运了。

孔子这时已经年老,也常常觉着生的不是时候,不能行道;他为周朝伤心,也为自己伤心。看了这只死麟,一面同情它,一面也引起自己的无限感慨。他觉着生平说了许多教;当世的人君总不信他,可见空话不能打动人。他发愿修一部《春秋》,要让人从具体的事例里,得到善恶的教训,他相信这样得来的教训,比抽象的议论深切着明的多。他觉得修成了这部《春秋》,虽然不能行道,也算不白活一辈子。这便动起手来,九个月书就成功了。书起于鲁隐公,终于获麟;因获麟有感而作,所以叙到获麟绝笔,是纪念的意思。但是《左传》里所载的《春秋经》,获麟后还有,而且在记了「孔子卒」的哀公十六年后还有:据说那却是他的弟子们续修的了。

这个故事虽然够感伤的,但我们从种种方面知道,它却不是眞的。《春秋》只是鲁国史官的旧文,孔子不曾掺进手去。《春秋》可是一部信史,里面所记的鲁国日食,有三十次和西方科学家所推算的相合,这决不是偶然的。不过书中残阙、零乱和后人增改的地方,都很不少。书起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止,共二百四十二年(公元前七二二——四八一);后世称这二百四十二年为春秋时代。书中纪事按年月日,这叫作编年。编年在史学上是个大发明;这教历史系统化,并增加了它的确实性。《春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史。书中虽用鲁国纪元,所记的却是各国的事,所以也是我们第一部通史。所记的齐桓公、晋文公的霸绩最多;后来说「尊王攘夷」是《春秋》大义,便是从这里着眼。

古代史官记事,有两种目的:一是征实,二是劝惩。像晋国董狐不怕权势,记「赵盾弒其君」1.,齐国太史记「崔杼弒其君」2.,虽杀身不悔,都为的是征实和惩恶,作后世的鉴戒。但是史文简略,劝惩的意思有时不容易看出来,因此便需要解说的人。《国语》记楚国申叔时论教太子的科目,有「春秋」一项,说「春秋」有奖善、惩恶的作用,可以戒劝太子的心。孔子是第一个开门授徒,拿经典教给平民的人,《鲁春秋》也该是他的一种科目。关于劝惩的所在,他大约有许多口义传给弟子们。他死后,弟子们散在四方,就所能记忆的又教授开去。《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所谓《春秋》三传里,所引孔子解释和评论的话,大概就是检的这一些。

三传特别注重《春秋》的劝惩作用;征实与否,倒在其次。按三传的看法,《春秋》大义可以从两方面说:明辨是非,分别善恶,提倡德义,从成败里见教训,这是一;夸扬霸业,推尊周室,亲爱中国,排斥夷狄,实现民族大一统的理想,这是二。前者是人君的明鉴,后者是拨乱反正的程序。这都是王道。而敬天事鬼,也包括在王道里。《春秋》里记灾,表示天罚;记鬼,表示恩仇,也还是劝惩的意思。古代记事的书常夹杂着好多的迷信和理想,《春秋》也不免如此;三传的看法,大体上是对的。但在解释经文的时候,却往往一个字一个字的咬嚼;这一咬嚼,便不顾上下文穿凿傅会起来了。《公羊》、《谷梁》,尤其如此。

这样咬嚼出来的意义就是所谓「书法」,所谓「褒贬」,也就是所谓「微言」。后世最看重这个。他们说孔子修《春秋》,「笔则笔,削则削」3.,「笔」是书,「削」是不书,都有大道理在内。又说一字之褒,比教你作王公还荣耀,一字之贬,比将你作罪人杀了还耻辱。本来孟子说过,「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4.,那似乎只指概括的劝惩作用而言。等到褒贬说发展,孟子这句话倒像更坐实了。而孔子和《春秋》的权威也就更大了。后世史家推尊孔子,也推尊《春秋》,承认这种书法是天经地义;但实际上他们却并不照三传所咬嚼出来的那么穿凿傅会的办。这正和后世诗人尽管推尊《毛诗传笺》里比兴的解释,实际上却不那样穿凿傅会的作诗一样。三传,特别是《公羊传》和《谷梁传》,和《毛诗传笺》,在穿凿解经这件事上是一致的。

三传之中,公羊、谷梁两家全以解经为主,左氏却以叙事为主。公、谷以解经为主,所以咬嚼得更利害些。战国末期,专门解释《春秋》的有许多家,公、谷较晚出而仅存。这两家固然有许多彼此相异之处,但渊源似乎是相同的;他们所引别家的解说也有些是一样的。这两种《春秋经传》经过秦火,多有残阙的地方;到汉景帝、武帝时候,才有经师重加整理,传授给人。公羊、谷梁只是家派的名称,仅存姓氏,名字已不可知。至于他们解经的宗旨,已见上文;《春秋》本是儒家传授的经典,解说的人,自然也离不了儒家,在这一点上,三传是大同小异的。

《左传》这部书,汉代传为鲁国左丘明所作。这个左丘明,有的说是「鲁君子」,有的说是孔子的朋友;后世又有说是鲁国的史官的5.。这部书历来讨论的最多。汉时有五经博士。凡解说五经自成一家之学的,都可立为博士。立了博士,便是官学;那派经师便可作官受禄。当时《春秋》立了公、谷二传的博士。《左传》流传得晚些,古文派经师也给它争立博士。今文派却说这部书不得孔子《春秋》的眞传,不如公、谷两家。后来虽一度立了博士,可是不久还是废了。倒是民间传习的渐多,终于大行!原来公、谷不免空谈,《左传》却是一部仅存的古代编年通史(残缺又少),用处自然大得多。《左传》以外,还有一部分国记载的《国语》,汉代也认为左丘明所作,称为《春秋外传》。后世学者怀疑这一说的很多。据近人的研究,《国语》重在「语」,记事颇简略,大约出于另一著者的手,而为《左传》著者的重要史料之一。这书的说教,也不外尚德、尊天、敬神、爱民,和《左传》是很相近的。只不知著者是谁。其实《左传》著者我们也不知道。说是左丘明,但矛盾太多,不能教人相信。《左传》成书的时代大概在战国,比《公》、《谷》二传早些。

《左传》这部书大体依《春秋》而作;参考羣籍,详述史事,征引孔子和别的「君子」解经评史的言论,吟味书法,自成一家言。但迷信卜筮,所记祸福的预言,几乎无不应验;这却大大违背了征实的精神,而和儒家的宗旨也不合了。晋范宁作《谷梁传序》说:「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艷」是文章美,「富」是材料多,「巫」是多叙鬼神,预言祸福。这是句公平话。注《左传》的,汉代就不少,但那些许多已散失;现存的只有晋杜预注,算是最古了。

杜预作《春秋序》,论到《左传》,说「其文缓,其旨远」,「缓」是委婉,「远」是含蓄。这不但是好史笔,也是好文笔。所以《左传》不但是史学的权威,也是文学的权威。《左传》的文学本领,表现在记述辞令和描写战争上。春秋列国,盟会颇繁,使臣会说话不会说话,不但关系荣辱,并且关系利害,出入很大,所以极重辞令。《左传》所记当时君臣的话,从容委曲,意味深长。只是平心静气的说,紧要关头却不放松一步,眞所谓恰到好处。这固然是当时风气如此,但不经《左传》著者的润饰工夫,也决不会那样在纸上活跃的。战争是个复杂的程序,叙得头头是道,已经不易,叙得有声有色,更难;这差不多全靠忙中有闲,透着优游不迫神儿才成。这却正是《左传》著者所擅长的。

【注释】

1.《左传》宣公二年。

2.《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3.《史记·孔子世家》。

4.《孟子·滕文公》下。

5.《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是「鲁君子」,《汉书·刘歆传》)说「亲见夫子」,「好恶与圣人同」,杜预《春秋序》说是「身为国史」。

【参考资料】

洪业《春秋传引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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