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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好的修行

《经典常谈》战国策(第八)

春秋末年,列国大臣的势力渐渐膨胀起来。这些大臣都是世袭的,他们一代一代聚财养众,明争暗夺了君主的权力,建立起自己的特殊地位。等到机会成熟,便跳起来打倒君主自己干。

那时候各国差不多都起了内乱。晋国让韩魏赵三家分了,姓姜的齐国也让姓田的大夫占了。这些,周天子只得承认了。这是封建制度崩坏的开始,那时候周室也经过了内乱,土地大半让邻国抢去,剩下的又分为东西周;东西周各有君王,彼此还争争吵吵的。这两位君王早已失去春秋时代“共主”的地位,而和列国诸侯相等了。后来列国纷纷称王,周室更不算回事;他们至多能和宋、鲁等小国君主等量齐观罢了。

秦楚两国也经过内乱,可是站住了。它们本是边远的国家,却渐渐伸张势力到中原来。内乱平后,大加整顿,努力图强,声威便更广了。还有极北的燕国,向来和中原国家少来往;这时候也有力量向南参加国际政治了。秦、楚、燕和新兴的韩、魏、赵、齐,是那时代的大国,称为“七雄”。那些小国呢,从前可以仰仗霸主的保护,做大国的附庸;现在可不成了,只好让人家吞的吞,并的并。算只留下宋、鲁等两三国,给七雄当缓冲地带。

封建制度既然在崩坏中,七雄便各成一单位,各自争存,各自争强;国际政局比春秋时代紧张多了。战争也比从前严重多了。列国都在自己边界上修起长城来。这时候军器进步了;从前的兵器都用铜打成,现在有用铁打成的了。战术也进步了。攻守的方法都比从前精明;从前只用兵车和步卒,现在却发展了骑兵了。这时候还有以帮人家作战为职业的人。这时候的战争,杀伤是很多的。孟子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可见那凶惨的情形。后人因此称这时代为战国时代。

在长期混乱之后,贵族有的做了国君,有的渐渐衰灭。这个阶级算是随着封建制度崩坏了。那时候的国君,没有了世袭的大臣,便集权专制起来。辅助他们的是一些出身贵贱不同的士人。那时候君主和大臣都竭力招揽有技能的人,甚至学鸡鸣学狗盗的也都收留着。这是所谓“好客”“好士”的风气。

其中最高的是说客,是游说之士。当时国际关系紧张,战争随时可起。战争到底是劳民伤财的,况且难得有把握;重要的还是外交的功夫。外交办得好,只凭口舌排难解纷,可以免去战祸;就是不得不战,也可以多找一些与国,一些帮手。担负这种外交的人,便是那些策士,那些游说之士。游说之士既然这般重要,所以立谈可以取卿相;只要有计谋,会辩说就成,出身的贵贱倒是不在乎的。

七雄中的秦,从孝公用商鞅变法以后,日渐强盛。到后来成了与六国对峙的局势。这时候的游说之士,有的劝六国联合起来抗秦,有的劝六国联合起来亲秦。前一派叫“合纵”,是联合南北各国的意思,后一派叫“连横”,是联合东西各国的意思—只有秦是西方的国家。合纵派的代表是苏秦,连横派的是张仪;他们可以代表所有的战国游说之士。

后世提到游说的策士,总想到这两个人,提到纵横家,也总是想到这两个人。他们都是鬼谷先生的弟子。苏秦起初也是连横派。他游说秦惠王,秦惠王老不理他;穷得要死,只好回家。妻子、嫂嫂、父母,都瞧不起他。他恨极了,用心读书,用心揣摩;夜里倦了要睡,用锥子扎大腿,血流到脚上。这样整一年,他想着成了,便出来游说六国合纵。

这回他果然成功了,佩了六国相印,又有势又有钱。打家里过的时候,父母郊迎三十里,妻子低头,嫂嫂趴在地下谢罪。他叹道:“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真是少不得的!”张仪和楚相喝酒,楚相丢了一块璧。手下人说张仪穷而无行,一定是他偷的,绑起来打了几百下。张仪始终不认,只好放了他。回家,他妻子说:“唉,要不是读书游说,哪会受这场气!”他不理,只说:“看我舌头还在罢?”妻子笑道:“舌头是在的。”他说:“那就成!”后来果然做了秦国的相;苏秦死后,他也大大得意了一番。

苏秦使锥子扎腿的时候,自己发狠道:“哪有游说人主不能得金玉锦绣,不能取卿相之尊的道理!”这正是战国策士的心思。他们凭他们的智谋和辩才,给人家划策,办外交;谁用他们就帮谁。他们是职业的,所图的是自己的功名富贵;帮你的时候帮你,不帮的时候也许害你。翻覆,在他们看来是没有什么的。

本来呢,当时七雄分立,没有共主,没有盟主,各干各的,谁胜谁得势。国际间没有是非,爱帮谁就帮谁,反正都一样。苏秦说连横不成,就改说合纵,在策士看来,这正是当然。张仪说舌头在就行,说是说非,只要会说,这也正是职业的态度。他们自己没有理想,没有主张,只求揣摩主上的心理,拐弯儿抹角投其所好。这需要技巧,《韩非子·说难篇》专论这个。说得好固然可以取“金玉锦绣”和“卿相之尊”,说得不好也会招杀身之祸,利害所关如此之大,苏秦费一整年研究揣摩不算多。当时各国所重的是威势,策士所说原不外战争和诈谋;但要因人因地进言,广博的知识和微妙的机智都是不可少的。

记载那些说辞的书叫《战国策》,是汉代刘向编定的,书名也是他提议的。但在他以前,汉初著名的说客蒯通,大约已经加以整理和润饰,所以各篇如出一手。《汉书》本传里记着他“论战国时说士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篇,号曰《隽永》”,大约就是刘向所根据的底本了。蒯通那支笔是很有力量的。铺陈的伟丽,叱咤的雄豪,固然传达出来了;而那些曲折微妙的声口,也丝丝入扣,千载如生。

读这部书,真是如闻其语,如见其人。汉以来批评这部书的都用儒家的眼光。刘向的序里说战国时代“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可以代表。但他又说这些是“高才秀士”的“奇策异智”,“亦可喜,皆可观”。这便是文辞的作用了。宋代有个李文叔,也说这部书所记载的事“浅陋不足道”,但“人读之,则必乡其说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辞之胜移之而已”。又道,说的还不算难,记的才真难得呢。

这部书除文辞之胜外,所记的事,上接春秋时代,下至楚汉兴起为止,共二百零二年(公元前403—前202年),也是一部重要的古史。所谓战国时代,便指这里的二百零二年;而战国的名称也是刘向在这部书的序里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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