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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常谈》史记汉书(第九)

说起中国的史书,《史记》《汉书》,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有两个原因。一则这两部书是最早的有系统的历史,再早虽然还有《尚书》 《鲁春秋》《国语》《春秋左氏传》《战国策》等,但《尚书》《国语》 《战国策》,都是记言的史,不是记事的史。《春秋》和《左传》是记事的史了,可是《春秋》太简短,《左氏传》虽够铺排的,而跟着《春秋》编年的系统,所记的事还不免散碎。《史记》创了“纪传体”,叙事自黄帝以来到著者当世,就是汉武帝的时候,首尾三千多年。《汉书》采用了《史记》的体制,却以汉事为断,从高祖到王莽,只二百三十年。后来的史书全用《汉书》的体制,断代成书;二十四史里,《史记》 《汉书》以外的二十二史都如此。这称为“正史”。《史记》 《汉书》,可以说都是“正史”的源头。二则,这两部书都成了文学的古典;两书有许多相同处,虽然也有许多相异处。大概东汉、魏、晋到唐,喜欢《汉书》的多;唐以后喜欢《史记》的多,而明、清两代尤然。这是两书文体各有所胜的缘故。但历来班、马并称,《史》《汉》连举,它们叙事写人的技术,毕竟是大同的。

《史记》,汉司马迁著。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景帝中元五年(前145)生,卒年不详。他是太史令司马谈的儿子。小时候在本乡只帮人家耕耕田放放牛玩儿。司马谈作了太史令,才将他带到京师(今西安)读书。他十岁的时候,便认识“古文”的书了。二十岁以后,到处游历,真是足迹遍天下。他东边到过现在的河北、山东及江、浙沿海,南边到过湖南、江西、云南、贵州,西边到过陕、甘、西康等处,北边到过长城等处;当时的“大汉帝国”,除了朝鲜、河西(今宁夏一带)、岭南几个新开郡外,他都走到了。他的出游,相传是父亲命他搜求史料去的;但也有些处是因公去的。他搜得了多少写的史料,没有明文,不能知道。可是他却看到了好些古代的遗迹,听到了好些古代的轶闻;这些都是活史料,他用来印证并补充他所读的书。他作《史记》,叙述和描写往往特别亲切有味,便是为此。他的游历不但增扩了他的见闻,也增扩了他的胸襟;他能够综括三千多年的事,写成一部大书,而行文又极其抑扬变化之致,可见出他的胸襟是如何的阔大。

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应试得高第,作了郎中。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大行封禅典礼,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司马谈是史官,本该从行;但是病得很重,留在洛阳不能去。司马迁却跟去了。回来见父亲,父亲已经快死了,拉着他的手呜咽着道:“我们先人从虞、夏以来,世代作史官;周末弃职他去,从此我家便衰微了。我虽然恢复了世传的职务,可是不成;你看这回封禅大典,我竟不能从行,真是命该如此!再说孔子因为眼见王道缺、礼乐衰,才整理文献,论《诗》《书》,作《春秋》,他的功绩是不朽的。孔子到现在又四百多年了,各国只管争战,史籍都散失了,这得搜求整理;汉朝一统天下,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也得记载表彰。我作了太史令,却没能尽职,无所论著,真是惶恐万分。你若能继承先业,再做太史令,成就我的未竟之志,扬名于后世,那就是大孝了。你想着我的话罢。”(原文见《史记·自序》)司马迁听了父亲这番遗命,低头流泪答道:“儿子虽然不肖,定当将你老人家所搜集的材料,小心整理起来,不敢有所遗失。”(原文见《史记·自序》)司马谈便在这年死了;司马迁在这年三十六岁。父亲的遗命指示了他一条伟大的路。

父亲死的第三年,司马迁果然作了太史令。他有机会看到许多史籍和别的藏书,便开始作整理的工夫。那时史料都集中在太史令手里,特别是汉代各地方行政报告,他那里都有。他一面整理史料,一面却忙着改历的工作;直到太初元年(前104),太初历完成,才动手著他的书。天汉二年(前99),李陵奉了贰师将军李广利的命,领了五千兵,出塞打匈奴。匈奴八万人围着他们;他们杀伤了匈奴一万多,可是自己的人也死了一大半。箭完了,又没吃的,耗了八天,等贰师将军派救兵。救兵竟没有影子。匈奴却派人来招降。李陵想着回去也没有脸,就降了。武帝听了这个消息,又急又气。朝廷里纷纷说李陵的坏话。武帝问司马迁,李陵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李陵也作过郎中,和司马迁同过事,司马迁是知道他的。

他说李陵这个人秉性忠义,常想牺牲自己,报效国家。这回以少敌众,兵尽路穷,但还杀伤那么些人,功劳其实也不算小。他决不是怕死的人,他的降大概是假意的,也许在等机会给汉朝出力呢。武帝听了他的话,想着贰师将军是自己派的元帅,司马迁却将功劳归在投降的李陵身上,真是大不敬;便教将他抓起来,下在狱里。第二年,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宫刑。宫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他灰心失望已极,只能发愤努力,在狱中专心致志写他的书,希图留个后世名。过了两年,武帝改元太始,大赦天下。他出了狱,不久却又作了宦者作的官,中书令,重被宠信。但他还继续写他的书。直到征和二年(前91),全书才得完成,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他死后,这部书部分地流传;到宣帝时,他的外孙杨恽才将全书献上朝廷去,并传写公行于世。汉人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太史公记》《太史记》。魏、晋间才简称为《史记》,《史记》便成了定名。这部书流传时颇有缺佚,经后人补续改窜了不少;只有元帝、成帝间褚少孙补的有主名,其余都不容易考了。

司马迁是窃比孔子的。孔子是在周末官守散失时代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司马迁是秦火以后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他们保存的方法不同,但是用心是一样。《史记·自序》里记着司马迁和上大夫壶遂讨论作史的一番话。司马迁引述他的父亲称扬孔子整理“六经”的丰功伟业,而特别着重《春秋》的著作。他们父子都是相信孔子作《春秋》的。他又引董仲舒所述孔子的话:“我有种种觉民救世的理想,凭空发议论,恐怕人不理会;不如借历史上现成的事实来表现,可以深切著明些。”(原文见《史记·自序》)这便是孔子作《春秋》的趣旨;他是要明王道;辨人事,分明是非善恶贤不肖,存亡继绝,补敝起废,作后世君臣龟鉴。《春秋》实在是礼义的大宗,司马迁相信礼治是胜于法治的。他相信《春秋》包罗万象,采善贬恶,并非以刺讥为主。像他父亲遗命所说的,汉兴以来,人主明圣盛德,和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是他父子职守所在,正该记载表彰。他的书记汉事较详,固然是史料多,也是他意主尊汉的缘故。他排斥暴秦,要将汉远承三代。这正和今文家说的《春秋》尊鲁一样,他的书实在是窃比《春秋》的。他虽自称只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史记·自序》),述而不作,不敢与《春秋》比,那不是过是谦词罢了。

他在《报任安书》里说他的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自序》里说:“罔(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王迹所兴”,始终盛衰,便是“古今之变”,也便是“天人之际”。“天人之际”只是天道对于人事的影响;这和所谓“始终盛衰”都是阴阳家言。阴阳家倡“五德终始说”,以为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德,互相克胜,终始运行,循环不息。当运者盛,王迹所兴;运去则衰。西汉此说大行,与“今文经学”合而为一。司马迁是请教过董仲舒的,董就是今文派的大师;他也许受了董的影响。“五德终始说”原是一种历史哲学;实际的教训只是让人君顺时修德。

《史记》虽然窃比《春秋》,却并不用那咬文嚼字的书法,只据事实录,使善恶自见。书里也有议论,那不过是著者牢骚之辞,与大体是无关的。原来司马迁自遭李陵之祸,更加努力著书。他觉得自己已经身废名裂,要发抒意中的郁结,只有这一条通路。他在《报任安书》和《史记·自序》里引文王以下到韩非诸贤圣,都是发愤才著书的。他自己也是个发愤著书的人。天道的无常,世变的无常,引起了他的慨叹;他悲天悯人,发为牢骚抑扬之辞。这增加了他的书的情韵。后世论文的人推尊《史记》,一个原因便在这里。

班彪论前史得失,却说他“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论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以为“大敝伤道”(《后汉书·班彪传》);班固也说他“是非颇谬于圣人”(《汉书·司马迁传赞》)。其实推崇道家的是司马谈;司马迁时,儒学已成独尊之势,他也成了一个推崇的人了。至于《游侠》《货殖》两传,确有他的身世之感。那时候有钱可以赎罪,他遭了李陵之祸,刑重家贫,不能自赎,所以才有“羞贫穷”的话;他在穷窘之中,交游竟没有一个抱不平来救他的,所以才有称扬游侠的话。这和《伯夷传》里天道无常的疑问,都只是偶一借题发挥,无关全书大旨。东汉王允看“发愤”著书一语,加上咬文嚼字的成见,便说《史记》是“佞臣”的“谤书”(《后汉书·蔡邕传》),那不但误解了《史记》,也太小看了司马迁了。

《史记》体例有五:十二本纪,记帝王政迹,是编年的。十表,以分年略记世代为主。八书,记典章制度的沿革。三十世家,记侯国世代存亡。七十列传,类记各方面人物。史家称为“纪传体”,因为“纪传”是最重要的部分。古史不是断片的杂记,便是顺案年月的纂录;自出机杼,创立规模,以驾驭去取各种史料的,从《史记》起始。司马迁的确能够贯穿经传,整齐百家杂语,成一家言。他明白“整齐”的必要,并知道怎样去“整齐”,这实在是创作,是以述为作。他这样将自有文化以来三千年间君臣士庶的行事,“合一炉而冶之”,却反映着秦汉大一统的局势。《春秋左氏传》虽也可算通史,但是规模完具的通史,还得推《史记》为第一部书。班固根据他父亲班彪的意见,说司马迁“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直”是“简省”的意思;简省而能明确,便见本领。《史记》共一百三十篇,列传占了全书的过半数;司马迁的史观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他最长于描写;靠了他的笔,古代许多重要人物的面形,至今还活现在纸上。

《汉书》,汉班固著。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光武帝建武八年(32)生,和帝永元四年(92)卒。他家和司马氏一样,也是个世家;《汉书》是子继父业,也和司马迁差不多。但班固的凭藉,比司马迁好多了。他曾祖班斿,博学有才气,成帝时,和刘向同校皇家藏书。成帝赐了全套藏书的副本,《史记》也在其中。当时书籍流传很少,得来不易;班家得了这批赐书,真像大图书馆似的。他家又有钱,能够招待客人。后来有好些学者,老远地跑到他家来看书,扬雄便是一个。班斿的次孙班彪,既有书看,又得接触许多学者;于是尽心儒术,成了一个史学家。《史记》以后,续作很多,但不是偏私,就是鄙俗;班彪加以整理补充,著了六十五篇《后传》。他详论《史记》的得失,大体确当不移。他的书似乎只有本纪和列传;世家是并在列传里。这部书没有流传下来,但他的儿子班固的《汉书》是用它作底本的。

班固生在河西;那时班彪避乱在那里。班固有弟班超,妹班昭,后来都有功于《汉书》。他五岁时随父亲到那时的京师洛阳。九岁时能作文章,读诗赋。大概是十六岁罢,他入了洛阳的太学,博览群书。他治学不专守一家;只重大义,不沾沾在章句上;又善作辞赋。为人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骄人。在太学里读了七年书,二十三岁上,父亲死了,他回到安陵去。明帝永平元年 (58),他二十八岁,开始改撰父亲的书。他觉得《后传》不够详的,自己专心精究,想完成一部大书。过了三年,有人上书给明帝,告他私自改作旧史。当时天下新定,常有人假造预言,摇惑民心;私改旧史,更有机会造谣,罪名可以很大。

明帝当即诏令扶风郡逮捕班固,解到洛阳狱中,并调看他的稿子。他兄弟班超怕闹出大乱子,永平五年(62),带了全家赶到洛阳;他上书给明帝,陈明原委,请求召见。明帝果然召见。他陈明班固不敢私改旧史,只是续父所作。那时扶风郡也已将班固稿子送呈。明帝却很赏识那稿子,便命班固作校书郎,兰台令史,跟别的几个人同修世祖(光武帝)本纪。班家这时候很穷。班超也作了一名书记,帮助哥哥养家。后来班固等又述诸臣的事迹,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上,这些后来都成了刘珍等所撰的《东观汉记》的一部分,与《汉书》是无关的。

明帝这时候才命班固续完前稿。永平七年(64),班固三十三岁,在兰台重新写他的大著。兰台是皇家藏书之处,他取精用弘,比家中自然更好。次年,班超也作了兰台令史。虽然在官不久,就从军去了,但一定给班固帮助很多。章帝即位,好辞赋,更赏识班固了。他因此得常到宫中读书,往往连日带夜地读下去。大概在建初七年(82),他的书才大致完成。那年他是五十一岁了。和帝永元元年(89),车骑将军窦宪出征匈奴,用他作中护军,参议军机大事。这一回匈奴大败,逃得不知去向。窦宪在出塞三千多里外的燕然山刻石纪功,教班固作铭。这是著名的大手笔。

次年他回到京师,就作窦宪的秘书。当时窦宪威势极盛;班固倒没有仗窦家的势欺压人,但他的儿子和奴仆却都无法无天的。这就得罪了许多地面上的官儿;他们都敢怒不敢言。有一回他的奴子喝醉了,在街上骂了洛阳令种兢;种兢气恨极了,但也只能记在心里。永元四年(92),窦宪阴谋弑和帝;事败,自杀。他的党羽,或诛死,或免官。班固先只免了官,种兢却饶不过他,逮捕了他,下在狱里。他已经六十一岁,受不得那种苦,便在狱里死了。和帝得知,很觉可惜,特地下诏申斥种兢,命他将主办的官员抵罪。班固死后,《汉书》的稿子很散乱。他的妹子班昭也是高才博学,嫁给曹世叔,世叔早死,她的节行并为人所重,当时称为曹大家。这时候她奉诏整理哥哥的书;并有高才郎官十人,从她研究这部书—经学大师扶风马融,就在这十人里。书中的八表和天文志那时还未完成,她和马融的哥哥马续参考皇家藏书,将这些篇写定,这也是奉诏办的。

《汉书》的名称从《尚书》来,是班固定的。他说唐虞三代当时都有记载,颂述功德;汉朝却到了第六代才有司马迁的《史记》。而《史记》是通史,将汉朝皇帝的本纪放在尽后头,并且将尧的后裔和汉和秦、项放在相等的地位,这实在不足以推尊本朝。况《史记》只到武帝而止,也没有成段落似的。他所以断代述史,起于高祖,终于平帝时王莽之诛,共十二世,二百三十年,作纪、表、志、传凡百篇,称为《汉书》(参《汉书·叙传》)。班固著《汉书》,虽然根据父亲的评论,修正了《史记》的缺失,但断代的主张,却是他的创见。他这样一面保存了文献,一面贯彻了发扬本朝的功德的趣旨。所以后来的正史都以他的书为范本,名称也多叫作“书”。他这个创见,影响是极大的,他的书所包举的,比《史记》更为广大;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艺术、文章,尽在其中。

书里没有世家一体,本于班彪《后传》。汉代封建制度,实际上已不存在;无所谓侯国,也就无所谓世家。这一体的并入列传,也是自然之势。至于改“书”为“志”,只是避免与《汉书》的“书”字相重,无关得失。但增加了《艺文志》,叙述古代学术源流,记载皇家藏书目录,所关却就大了。《艺文志》的底本是刘歆的《七略》,刘向、刘歆父子都曾奉诏校读皇家藏书;他们开始分别源流,编订目录(刘向著有《别录》),使那些“中秘书”渐得流传于世,功劳是很大的。他们的原著都已不存,但《艺文志》还保留着刘歆《七略》的大部分。这是后来目录学家的宝典。原来秦火之后,直到成帝时,书籍才渐渐出现;成帝诏求遗书于天下,这些书便多聚在皇家。刘氏父子所以能有那样大的贡献,班固所以想到《汉书》里增立《艺文志》,都是时代使然。司马迁便没有这样好运气。

《史记》成于一人之手,《汉书》成于四人之手。表、志由曹大家和马续补成;纪、传从昭帝至平帝有班彪的《后传》作底本。而从高祖至武帝,更多用《史记》的文字。这样一看,班固自己作的似乎太少。因此有人说他的书是“剽窃”而成(参《通志·总序》),算不得著作。但那时的著作权的观念还不甚分明,不以抄袭为嫌;而史书也不能凭虚别构。班固删润旧文,正是所谓“述而不作”。他删润的地方,却颇有别裁,决非率尔下笔。史书叙汉事,有阙略的,有隐晦的,经他润色,便变得详明;这是他的独到处。汉代“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他实在表彰得更为到家。书中收载别人整篇的文章甚多,有人因此说他是“浮华”之士(参《通志·总序》)。这些文章大抵关系政治学术,多是经世有用之作。那时还没有文集,史书加以搜罗,不失保存文献之旨。至于收录辞赋,却是当时的风气和他个人的嗜好;不过从现在看来,这些也正是文学史料,不能抹煞的。

班、马优劣论起于王充《论衡》。他说班氏父子“文义浃备,纪事详赡”,观者以为胜于《史记》(参《超奇篇》,这里据《史通·鉴识》原注引,和通行本文字略异)。王充论文,是主张“华实俱成”的(参《超奇篇》)。汉代是个辞赋的时代,所谓“华”,便是辞赋化。《史记》当时还用散行文字;到了《汉书》,便弘丽精整,多用排偶,句子也长了。这正是辞赋的影响。自此以后,直到唐代,一般文士,大多偏爱《汉书》,专门传习,《史记》的传习者却甚少。这反映着那时期崇尚骈文的风气。唐以后,散文渐成正统,大家才提倡起《史记》来;明归有光及清桐城派更力加推尊,《史记》差不多要驾乎《汉书》之上了。这种优劣论起于二书散整不同,质文各异;其实是跟着时代的好尚而转变的。

晋代张辅,独不好《汉书》。他说:“世人论司马迁、班固才的优劣,多以固为胜,但是司马迁叙三千年事,只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却有八十万言。烦省相差如此之远,班固哪里赶得上司马迁呢!”(原文见《晋书·张辅传》)刘知幾《史通》却以为“《史记》虽叙三千年史,详备的也只汉兴七十多年,前省后烦,未能折中;若教他作《汉书》恐怕比班固还要烦些”(原文见《史通·杂说》)。刘知幾左袒班固,不无过甚其辞。平心而论,《汉书》确比《史记》繁些。《史记》是通史,虽然意在尊汉,不妨详近略远,但叙汉事到底不能太详;司马迁是知道“折中”的。《汉书》断代为书,尽可充分利用史料,尽其颂述功德的职分;载事既多,文字自然繁了,这是一。《汉书》载别人的文字也比《史记》多,这是二。《汉书》文字趋向骈体,句子比散体长,这是三。这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不足为《汉书》病。范晔《后汉书·班固传赞》说班固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这是不错的。

宋代郑樵在《通志·总序》里抨击班固,几乎说得他不值一钱。刘知幾论通史不如断代,以为通史年月悠长,史料亡佚太多,所可采录的大都陈陈相因,难得新异。《史记》已不免此失;后世仿作,贪多务得,又加繁杂的毛病,简直教人懒得去看(参《史通·六家》)。按他的说法,像《鲁春秋》等,怕也只能算是截取一个时代的一段儿,相当于《史记》的叙述汉事;不是无首无尾,就是有首无尾。这都不如断代史的首尾一贯好。像《汉书》那样,所记的只是班固的近代,史料丰富,搜求不难,只需破费工夫,总可一新耳目,“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的(参《史通·六家》)。郑樵的意见恰相反。他注重会通,以为历史是联贯的,要明白因革损益的轨迹,非会通不可。通史好在能见其全,能见其大。他称赞 《史记》,说是“‘六经’之后,惟有此作”。他说班固断汉为书,古今间隔,因革不明,失了会通之道,真只算是片段罢了(参《通志·总序》)。其实通古和断代,各有短长,刘、郑都不免一偏之见。

《史》《汉》可以说是各自成家。《史记》“文直而事核”,《汉书》“文赡而事详”(《后汉书·班固传赞》)。司马迁感慨多,微情妙旨,时在文字蹊径之外;《汉书》却一览之余,情词俱尽。但是就史论史,班固也许比较客观些,比较合体些。明茅坤说:“《汉书》以矩矱用”(《汉书评林·序》);清章学诚说“班氏守绳墨”,“班氏体方用智”(《文史通义·诗教下》),都是这个意思。晋傅玄评班固,“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史通·书事》)。这些只关识见高低,不见性情偏正,和司马迁《游侠》《货殖》两传蕴含着无穷的身世之痛的不能相比,所以还无碍其为客观的。总之,《史》《汉》二书,文质和繁省虽然各不相同,而所采者博,所择者精,却是一样,组织的弘大,描写的曲达,也同工异曲。二书并称良史,决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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