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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好的修行

《经典常谈》诸子(第十)

春秋末年,封建制度开始崩坏,贵族的统治权,渐渐维持不住。社会上的阶级,有了紊乱的现象。到了战国,更看见农奴解放,商人抬头。这时候一切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制度,都起了根本的变化。大家平等自由,形成了一个大解放的时代。在这个大变动当中,一些才智之士,对于当前的情势,有种种的看法,有种种的主张;他们都想收拾那动乱的局面,让它稳定下来。有些倾向于守旧的,便起来拥护旧文化、旧制度,向当世的君主和一般人申述他们拥护的理由,给旧文化、旧制度找出理论上的根据。也有些人起来批评或反对旧文化、旧制度;又有些人要修正那些。还有人要建立新文化、新制度来代替旧的;还有人压根儿反对一切文化和制度。这些人也都根据他们自己的见解各说各的,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便是诸子之学,大部份可以称为哲学。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发达的时代,在中国学术史里是稀有的。

诸子都出于职业的「士」。「士」本是封建制度里贵族的末一级;但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士」成了有才能的人的通称。在贵族政治未崩坏的时候,所有的知识、礼、乐等等,都在贵族手里,平民是没分的。那时有知识技能的专家,都由贵族专养专用,都是在官的。到了贵族政治崩坏以后,贵族有的失了势,穷了,养不起自用的专家。这些专家失了业,流落到民间,便卖他们的知识技能为生。凡有权有钱的都可以临时僱用他们;他们起初还是伺候贵族的时候多,不过不限于一家贵族罢了。这样发展了一些自由职业;靠这些自由职业为生的,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阶级,便是「士农工商」的「士」。这些「士」,这些专家,后来居然开门授徒起来。徒弟多了,声势就大了,地位也高了。他们除掉执行自己的职业之外,不免根据他们专门的知识技能,研究起当时的文化和制度来了。这就有了种种看法和主张。各「思以其道易天下」1.。诸子百家便是这样兴起的。

第一个开门授徒发扬光大那非农非工非商非官的「士」的阶级的,是孔子。孔子名丘,他家原是宋国的贵族,贫寒失势,才流落到鲁国去。他自己作了一个儒士;儒士是以教书和相礼为职业的,他却只是一个「老教书匠」。他的教书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有教无类」2.。他大招学生,不问身家,只要缴相当的学费就收;收来的学生,一律教他们读《诗》、《书》等名贵的古籍,并教他们礼乐等功课。这些从前是只有贵族才能够享受的,孔子是第一个将学术民众化的人。他又带着学生,周游列国,说当世的君主;这也是从前没有的。他一个人开了讲学和游说的风气,是「士」阶级的老祖宗。他是旧文化、旧制度的辩护人,以这种姿态创始了所谓儒家。所谓旧文化、旧制度,主要的是西周的文化和制度,孔子相信是文王、周公创造的。继续文王、周公的事业,便是他给他自己的使命。他自己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3.;所述的,所信所好的,都是周代的文化和制度。《诗》、《书》、《礼》、《乐》等是周文化的代表,所以他拿来作学生的必修科目。这些原是共同的遗产,但后来各家都讲自己的新学说,不讲这些;讲这些的始终只有「述而不作」的儒家。因此《诗》、《书》、《礼》、《乐》等便成为儒家的专有品了。

孔子是个博学多能的人,他的讲学是多方面的。他讲学的目的在于养成「人」,养成为国家服务的人,并不在于养成某一家的学者。他教学生读各种书,学各种功课之外,更注重人格的修养。他说为人要有眞性情,要有同情心,能够推己及人,这所谓「直」、「仁」、「忠」、「恕」;一面还得合乎礼,就是遵守社会的规范。凡事只问该作不该作,不必问有用无用;只重义,不计利。这样人才配去干政治,为国家服务。孔子的政治学说,是「正名主义」。他想着当时制度的崩坏,阶级的紊乱,都是名不正的缘故。君没有君道,臣没有臣道,父没有父道,子没有子道,实和名不能符合起来,天下自然乱了。救时之道,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4.;正名定分,社会的秩序,封建的阶级便会恢复的他是给封建制度找了一个理论的根据。这个正名主义,又是从《春秋》和古史官的种种书法归纳得来的。他所谓「述而不作」,其实是以述为作,就是理论化旧文化、旧制度,要将那些维持下去。他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便在这里。

孔子以后,儒家还出了两位大师,孟子和荀子。孟子名轲,邹人;荀子名况,赵人。这两位大师代表儒家的两派。他们也都拥护周代的文化和制度,但更进一步的加以理论化和理想化。孟子说人性是善的。人都有恻隐心、羞恶心、辞让心、是非心;这便是仁、义、礼、智等善端,只要能够加以扩充,便成善人。这些善端,又总称为「不忍人之心」。圣王本于「不忍人之心」,发为「不忍人之政」5.,便是「仁政」,「王政」。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制度都是为民设的,君也是为民设的——这却已经不是封建制度的精神了。和王政相对的是霸政。霸主的种种制作设施,有时也似乎为民,其实不过是达到好名、好利、好尊荣的手段罢了。荀子说人性是恶的。性是生之本然,里面不但没有善端,还有争夺放纵等恶端。但是人有相当聪明才力,可以渐渐改善学好;积久了,习惯自然,再加上专一的工夫,可以到圣人的地步。所以善是人为的。孟子反对功利,他却注重它。他论王霸的分别,也从功利着眼。孟子注重圣王的道德,他却注重圣王的威权。他说生民之初,纵欲相争,乱得一团糟;圣王建立社会国家,是为明分、息争的。礼是社会的秩序和规范,作用便在明分;乐是调和情感的,作用便在息争。他这样从功利主义出发,给一切文化和制度找到了理论的根据。

儒士多半是上层社会的失业流民;儒家所拥护的制度,所讲、所行的道德,也是上层社会所讲、所行的。还有原业农工的下层失业流民,却多半成为武士。武士是以帮人打仗为职业的专家。墨翟便出于武士。墨家的创始者墨翟,鲁国人,后来做到宋国的大夫,但出身大概是很微贱的。「墨」原是作苦工的犯人的意思,大概是个诨名;「翟」是名字。墨家本是贱者,也就不辞用那个诨名自称他们的学派。墨家是有团体组织的,他们的首领叫作「巨子」;墨子大约就是第一任「巨子」。他们不但是打仗的专家,并且是制造战争器械的专家。

但墨家和别的武士不同,他们是有主义的。他们虽以帮人打仗为生,却反对侵略的打仗;他们只帮被侵略的弱小国家做防卫的工作。《墨子》里只讲守的器械和方法,攻的方面,特意不讲。这是他们的「非攻」主义。他们说天下大害,在于人的互争;天下人都该视人如己,互相帮助,不但利他,而且利己。这是「兼爱」主义。墨家注重功利,凡与国家人民有利的事物,才认为有价值。国家人民,利在富庶;凡能使人民富庶的事物是有用的,别的都是无益或有害。他们是平民的代言人,所以反对贵族的周代的文化和制度。他们主张「节葬」、「短丧」、「节用」、「非乐」,都和儒家相反。他们说他们是以节俭勤苦的夏禹为法的。他们又相信有上帝和鬼神,能够赏善罚恶;这也是下层社会的旧信仰。儒家和墨家其实都是守旧的;不过一个守原来上层社会的旧,一个守原来下层社会的旧罢了。

压根儿反对一切文化和制度的是道家。道家出于隐士。孔子一生曾遇到好些「避世」之士;他们着实讥评孔子。这些人都是有知识学问的。他们看见时世太乱,难以挽救,便消极起来,对于世事,取一种不闻不问的态度。他们讥评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6.,费力不讨好;他们自己便是知其不可而不为的、独善其身的聪明人。后来有个杨朱,也是这一流人,他却将这种态度理论化了,建立「为我」的学说。他主张「全生保眞,不以物累形」7.;将天下给他,换他小腿上一根汗毛,他是不干的。天下虽大,是外物;一根毛虽小,却是自己的一部份。所谓「眞」,便是自然。杨朱所说的只是教人因生命的自然,不加伤害;「避世」便是「全生保眞」的路。不过世事变化无穷,避世未必就能避害,杨朱的教义到这里却穷了。老子、庄子的学说似乎便是从这里出发,加以扩充的。杨朱实在是道家的先锋。

老子相传姓李名耳,楚国隐士。楚人是南方新兴的民族,受周文化的影响很少,他们往往有极新的思想。孔子遇到那些隐士,也都在楚国,这似乎不是偶然的。庄子名周,宋国人,他的思想却接近楚人。老学以为宇宙间事物的变化,都遵循一定的公律,在天然界如此,在人事界也如此。这叫作「常」。顺应这些公律,便不须避害,自然能避害。所以说,「知常曰明」8.。事物变化的最大公律是物极则反。处世接物,最好先从反面下手。「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9.「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10.这样以退为进,便不至于有什么冲突了。因为物极则反,所以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制度,推行起来,结果往往和原来目的相反。「法令滋彰,盗贼多有。」11.治天下本求有所作为,但这是费力不讨好的,不如排除一切制度,顺应自然,无为而为,不治而治。那就无不为,无不治了。自然就是「道」,就是天地万物所以生的总原理。物得道而生,是道的具体表现。一物所以生的原理叫作「德」,「德」是「得」的意思。所以宇宙万物都是自然的。这是老学的根本思想,也是庄学的根本思想。但庄学比老学更进一步。他们主张绝对的自由,绝对的平等。天地万物,无时不在变化之中,不齐是自然的。一切但须顺其自然,所有的分别,所有的标准,都是不必要的。社会上、政治上的制度,硬教不齐的齐起来,只徒然伤害人性罢了。所以圣人是要不得的;儒、墨是「不知耻」的12.。按庄学说,凡天下之物都无不好,凡天下的意见,都无不对;无所谓物我,无所谓是非。甚至死和生也都是自然的变化,都是可喜的。明白这些个,便能与自然打成一片,成为「无入而不自得」的至人了。老、庄两派,汉代总称为道家。

庄学排除是非,是当时「辩者」的影响。「辩者」汉代称为名家,出于讼师。辩者的一个首领郑国邓析,便是春秋末年著名的讼师。另一个首领梁相惠施,也是法律行家。邓析的本事在对于法令能够咬文嚼字的取巧,「以是为非,以非为是。」13.语言文字往往是多义的;他能够分析语言文字的意义,利用来作种种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释。这样发展了辩者的学说。当时的辩者有惠施和公孙龙两派。惠施派说,世间各个体的物,各有许多性质;但这些性质,都因比较而显,所以不是绝对的。各物都有相同之处,也都有相异之处。从同的一方面看,可以说万物无不相同;从异的一方面看,可以说万物无不相异。同异都是相对的,这叫作「合同异」14.。

公孙龙,赵人。他这一派不重个体而重根本,他说概念有独立分离的存在。譬如一块坚而白的石头,看的时候只见白,没有坚;摸的时候只觉坚,不见白。所以白性与坚性两者是分离的。况且天下白的东西很多,坚的东西也很多,有白而不坚的,也有坚而不白的。也可见白性与坚性是分离的,白性使物白,坚性使物坚;这些虽然必须因具体的物而见,但实在有着独立的存在,不过是潜存罢了。这叫作「离坚白」15.。这种讨论与一般人感觉和常识相反,所以当时以为「怪说」「琦辞」,「辩而无用」16.。但这种纯理论的兴趣,在哲学上是有它的价值的。至于辩者对于社会政治的主张,却近于墨家。

儒、墨、道各家有一个共通的态度,就是托古立言;他们都假托古圣贤之言以自重。孔子托于文王、周公,墨子托于禹,孟子托于尧、舜,老、庄托于传说中尧、舜以前的人物;一个比一个古,一个压一个。不托古而变古的只有法家。法家出于「法术之士」17.,法术之士是以政治为职业的专家。贵族政治崩坏的结果,一方面是平民的解放,一方面是君主的集权。这时候国家的范围,一天一天扩大,社会的组织也一天一天复杂。人治、礼治,都不适用了。法术之士便创一种新的政治方法帮助当时的君主整理国政,作他们的参谋。这就是法治。当时现实政治和各方面的趋势是变古——尊君权、禁私学、重富豪。法术之士便拥护这种趋势,加以理论化。

他们中间有重势、重术、重法三派,而韩非子集其大成。他本是韩国的贵族,学于荀子。他采取荀学、老学和辩者的理论,创立他的一家言;他说势、术、法三者都是「帝王之具」18.,缺一不可。势的表现是赏罚,赏罚严,才可以推行法和术。因为人性究竟是恶的。术是君主驾御臣下的技巧。综核名实是一个例。譬如教人作某官,按那官的名位,该能作出某些成绩来;君主就可以照着去考核,看他名实能相符否。又如臣下有所建议,君主便叫他去作,看他能照所说的作到否。名实相符的赏,否则罚。法是规矩准绳,明主制下了法,庸主只要守着,也就可以治了。君主能够兼用法、术、势,就可以一驭万,以静制动,无为而治。诸子都讲政治,但都是非职业的,多偏于理想。只有法家的学说,从实际政治出来,切于实用。中国后来的政治,大部份是受法家的学说支配的。

古代贵族养着礼、乐专家,也养着巫祝、术数专家。礼、乐原来的最大的用处在丧、祭。丧、祭用礼、乐专家,也用巫祝;这两种人是常在一处的同事。巫祝固然是迷信的;礼、乐里原先也是有迷信成份的。礼、乐专家后来沦为儒士;巫祝术数专家便沦为方士。他们关系极密切,所注意的事有些是相同的。汉代所称的阴阳家便出于方士。古代术数注意于所谓「天人之际」,以为天道人事互相影响。战国末年有些人更将这种思想推行起来,并加以理论化,使它成为一贯的学说。这就是阴阳家。

当时阴阳家的首领是齐人驺衍。他研究「阴阳消息」19.,创为「五德终始」说20.。「五德」就是五行之德。五行是古代的信仰。驺衍以为五行是五种天然势力,所谓「德」。每一德,各有盛衰的循环。在它当运的时候,天道人事,都受它支配。等到它运尽而衰,为别一德所胜、所克,别一德就继起当运。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这样「终始」不息。历史上的事变都是这些天然势力的表现。每一朝代,代表一德;朝代是常变的,不是一家一姓可以永保的。阴阳家也讲仁义名分,却是受儒家的影响。那时候儒家也在开始受他们的影响,讲《周易》,作《易传》。到了秦、汉间,儒家更几乎与他们混和为一;西汉今文家的经学大部便建立在阴阳家的基础上。后来「古文经学」虽然扫除了一些「非常」、「可怪」之论21.,但阴阳家的思想已深入人心,牢不可拔了。

战国末期,一般人渐渐感着统一思想的需要,秦相吕不韦便是作这种尝试的第一个人。他教许多门客合撰了一部《吕氏春秋》。现在所传的诸子书,大概都是汉人整理编定的;他们大概是将同一学派的各篇编辑起来,题为某子。所以都不是有系统的著作。《吕氏春秋》却不然;它是第一部完整的书。吕不韦所以编这部书,就是想化零为整,集合众长,统一思想。他的基调却是道家。秦始皇统一天下,李斯为相,实行统一思想。他烧书,禁天下藏「《诗》、《书》百家语」22.。但时机到底还未成熟,而秦不久也就亡了,李斯是失败了。所以汉初诸子学依然很盛。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淮南王刘安仿效吕不韦的故智,教门客编了一部《淮南子》,也以道家为基调,也想来统一思想。但成功的不是他,是董仲舒。董仲舒向武帝建议:「六经和孔子的学说以外,各家一概禁止。邪说息了,秩序才可统一,标准才可分明,人民才知道他们应走的路。」23.武帝采纳了他的话。从此,帝王用功名、利禄提倡他们所定的儒学,儒学统于一尊;春秋、战国时代言论思想极端自由的空气便消灭了。这时候政治上旣开了从来未有的大局面,社会和经济各方面的变动也渐渐凝成了新秩序,思想渐归于统一,也是自然的趋势。在这新秩序里,农民还占着大多数,宗法社会还保留着,旧时的礼教与制度一部份还可适用,不过民众化罢了。另一方面,要创立政治上、社会上各种新制度,也得参考旧的。这里便非用儒者不可了。儒者通晓以前的典籍,熟悉以前的制度,而又能够加以理想化、理论化,使那些东西秩然有序,粲然可观。别家虽也有政治社会学说,却无具体的办法,就是有,也不完备,赶不上儒家;在这建设时代,自然不能和儒学争胜。儒学的独尊,也是当然的。

【注释】

1.语见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

2.《论语·卫灵公》。

3.《论语·述而》。

4.《论语·颜渊》。

5.《孟子·公孙丑》。

6.《论语·宪问》。

7.《淮南子·泛论训》。

8.《老子》十六章。

9.《老子》三十六章。

10.《老子》四十五章。

11.《老子》五十七章。

12.《庄子·在宥》、《天运》。

13.《吕氏春秋·审应览·离谓篇》。

14.语见《庄子·秋水)。

15.《荀子·非十二子篇》。

16.语见《韩非子·孤愤》。

17.《韩非子·定法》。

18.《韩非子·定法》。

19.《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20.《吕氏春秋·有始览·名类篇》及《文选》左思《魏都赋》李善注引 《七略》。

21.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序》说《春秋》中「多非常异议可怪之论」。

22.《史记·秦始皇本纪》。

23.原文见《汉书·董仲舒传》。

【参考资料】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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