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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好的修行

《官场现形记》品读

古人云: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写读后感,文章自要烂熟于心。可说来惭愧,一部《官场现形记》不过六十回,也只略略通读过两遍。初见《现形记》还要追溯到中学时代,那时的语文课本节选了小说的几个章节,粗看之下似乎无甚特别之处。而老师也未深入,只同其他课文一般,划出些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之类的文字。次读《官场现形记》则是翻看《中国小说史略》时所起的念头。鲁迅先生虽将它同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相提并论,而后人则将这四部小说并称清末四大谴责小说。

但先生对这部小说的评价似乎并不很高。我也仅是草草阅览,读罢虽想谈出个一二,无奈思绪零散,只好辍笔了事。再见《官场现形记》却是因于此篇“应景之作”。乘着闲暇慌慌忙忙地看完胡适先生所写序言,心中竟生出些许疑问。为何两位大师对同一部作品会有如此不同的评价?要弄清这疑问,还得去作者的生平中寻找答案。
李伯元于世宦之家,祖父、父亲、伯父皆科第出身。伯元生在山东,三岁时,父亲去世,由在山东为官的堂伯李念之抚养。伯元自幼聪慧好学,年少时考取秀才,但始终未能中举,仕途失意。光绪十八年,李念之从山东辞官回到常州,伯元一家,同返故乡,但祖宅已为战乱所毁,只得租房居住。两年后,伯父去世。光绪二十三年,年方三十的李伯元来到上海,开办《繁华报》,自光绪二十九年起连载小说《官场现形记》至光绪三十一年病逝结尾(后由好友代为完成),历时两年,共六十回。

上海十年间,李伯元作书十余部,可谓高产。正因于此,作品便不能精雕细刻,在文学性*上不免有所欠缺。鲁迅先生正是从审美角度去审视作品,认为小说所叙述的故事不外乎迎合、钻营、及闺中之隐情等等,多有雷同。写作手法上也是头绪繁多。故事中“臆说颇多,难云实录”,有杂集、话柄之嫌。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而胡适先生却从作者生活入手。李伯元虽享盛名,但毕竟生活贫困,不免卖文为生,而写作也不得不考虑到“浅人社会”的要求,“迁就一时的社会心理” 已成必然。但这并不影响小说的史料价值。鲁迅先生以一种精英的视角去评判小说,而胡适先生却认为通俗文学面向的是中下层市民社会。两位大师着眼点的不同,自然影响到对作品的看法。正如胡适先生所言,如果李伯元当时写出《儒林外史》这样的作品,民众趋之若鹜,一时纸贵的情形可能就不会发生了。正是这一点,使我再读《官场现形记》时,看出了新意。
《现形记》所书故事庞杂,人物众多,但环环相扣,逻辑缜密。上自军机大臣,中起州府长吏、省级藩台,下至佐杂胥吏,无一不贪。“为官千里为财”,连慈禧也曾言:“通天底下一十八省,哪里来的清官”,可见所言非虚。书中人名亦颇为有趣。如冒得官、区奉人(谐音趋奉人)、贾筱芝(谐音假孝子)、时筱仁(谐音实小人)、刁迈彭(谐音刁卖朋)、施步彤(谐音实不通)等令人倍增兴味,忍俊不禁。书中一群胸无点墨的酒囊饭袋:刘大侉子、黄三溜子、田小辫子、唐二乱子等,则是捐例大开的必然产物,可谓晚清官场的一宗活宝。钱虏市侩,袍笏登场,官场文化品位荡然无存。《现形记》尤喜撕破人生假面,如“叩辕门荡妇觅情郎 奉板舆慈亲勖孝子”一回,浙江巡抚博理堂,崇尚理学,讲究“慎独”,却冒出个青楼知己私生儿子,幸亏下人聪明,才未捅出别的篓子。更有冒得官保官献女,杨总管因赌窃财,藩司卖官兄弟失和等,嬉笑怒骂之余,尽显官场百丑、曲妍尽态。清末官场之黑厚,呼之欲出。掩卷似有“读罢官场现形记,方知眼前尚清明”之感,实可谓谴责小说之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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