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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好的修行

许子东:李伯元《官场现形记》解读

李伯元(1867—1906),字宝嘉,别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生于同治六年,死于光绪三十二年,年仅40 岁。他为20 世纪初期的小说界留下了重要遗产,当时毁誉参半。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可能发现以前对他重视不够。

李伯元的祖父、伯父都是科举出身的官员,家里有一点官场的背景。他虽然少年有才,但只考上秀才没有中举。仕途失意进不了官场,对他后来的创作有很大影响。1897 年,30岁的李伯元来到上海创办《指南报》,后来改办成《游戏报》。这是中国最早的小报,其实有点像杂志的形式,之后又改为《繁华报》,还受商务印书馆之聘编杂志《绣像小说》。1903—1905 年,《官场现形记》六十回开始连载发表于《世界繁华报》。20 世纪中国小说的早期阵地,依靠的就是租界的环境和现代印刷工业的兴起。李伯元小说对官本位的中国社会的全面嘲讽与批判,在文学史上,既少有前人,亦罕见来者。《游戏报》上的嬉笑怒骂文章虽然都是让租界市民出出气,但鲁迅说“命意在于匡世”,动机还是疗救社会。写《官场现形记》时,李伯元住上海六合路,当时叫劳合路。附近很多妓院,作家就在门口挂一副对联:老骥伏枥,流莺比邻——形象概括了一个都会职业文人的笔耕生态,李伯元产量很多,因劳累过度,40 岁就去世了。“官场”这个名词从何而来?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就有所谓“朝廷用文治,大开官职场”的说法。不过这里的“官职场”是个中性概念,有点像今天讲的职场。到《辞海》查“官场”,会直接引《官场现形记》说:“京城上中下三等人都认识,外省官场也很同他拉拢。”“百度”解释说,“官场”旧时指官吏阶层及其活动范围(贬义,强调其中的虚伪、欺诈、逢迎、倾轧等特点)。这是否意味着“官场”作为现代的社会学和文学概念,带有贬义,一定程度上就和李伯元的小说有关?《宋史·食货下八》对“官场”另外有个定义,说:“贾物至者,先入官场,官以船运至京。”意思是政府或者国企的仓库,和李伯元小说要现形的官场,不是一回事。当然想深一层,在象征意义上,官员是不是朝廷、政府的所有物?官员在特定场域里,是否也有流通、交易、升迁、下降的必然性?《官场现形记》讲了几十个故事,故事之间不一定都有联系,有联系也很牵强,看上去纷乱烦琐,甚至有些琐碎重复,但说到底都是在分析官场里的流通规律。官场作为市场,流通货币到底是什么?流通的规则又是什么?即使百年之后,甚至将来,有志于官场的人们,或有心于阅读中国社会的人们,都可能从李伯元小说当中找到一些重要的游戏规则。

《官场现形记》两大艺术特点

李伯元这个长篇小说有两个重要的艺术特点,第一就是无中心人物,全书六十回,几十万字,其实由几十个独立的官场故事构成。有的故事可能是从登报征集而来,并非全部虚构。通常是在一回或者几回当中有一两个主要人物,比方说A 是主角,A的故事中有B、C、D 等人物;然后D 去了某处吃饭见到了E,E 的儿子转去了某省做官,于是故事就转到某省,E 或F 成了主角……又过了几回,F 的一个亲戚到了京城,故事又以H、I 为主角展开了。读者如果忘了之前的人物也没关系,因为几十回中,之前出现过的A也好,F也好,完全可能不会再出现。《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都有情节主线,主要人物前后有呼应。《官场现形记》却是“跑题跑不停”,准确说故事不离题,“跑人跑不停”。这个写法也是受《儒林外史》的影响。《官场现形记》可以说是一系列中短篇,读者追看的不是某一两个中心人物,而是一个不变的场景——官场。

第二个艺术特点,作家对故事里的种种人物,都持一种无差别的描写态度,一种一视同仁的态度,嘲讽也好,理解也好,批判也好,总之,最简单的说法就是没完全的好人,也没绝对的坏人。小说里边有各种不同的官员,知县、臬司、藩台、巡抚,直至军机处的中堂,按今天的说法就是县级、地委、省部级,甚至到中央。各种不一样的计谋、策略、胸怀、韬略,无数不同的风度、举止、对话、神态,但就是没有明显的“好人”“坏人”之分,没有明确的道德批判或同情。好像人人都在做坏事,但人人又都有做坏事的理由。既有做坏事的合理性,是否就不算是绝对邪恶?明明描写很荒谬的事情,人们又会觉得“否则怎么办呢?”“假如是你,你又能怎么样呢?”作家好像无差别地对待他笔下所有的人物,大官或小官、官员或仆人、跟班或百姓、男人或女人,都一视同仁。后来100 年中国小说很少出现这种情况,直到21 世纪初,在比如《第七天》《炸裂志》等作品里,好像又有些李伯元式的“无差别批判”。

官场的“一国两制”:科举和捐官

小说第一回讲一个科举的故事,赵家与方家都是小镇上有地位、有财产的士绅,类似《白鹿原》里白、鹿两家,一直较劲。突然赵家的儿子赵温中举了,方家就觉得受了重大打击。这个故事只是个引子,后来也没下文,却很唯物主义地解释了人们为什么要参加科举并做官。刚刚中举的赵温少爷进京会考,考之前拜见老师吴赞善。不想老师不见。为什么呢?“这些当穷京官的人……原指望多收几个财主门生,好把旧欠还清,再拖新账。”吴老师早就打听清楚,赵温家里是朝邑县的土财主、暴发户,所以他想学生来,礼物至少二三百两。不料赵温少爷不懂事,“贽见”只拿了二两。大概以为见老师送重礼,岂不是侮辱了师生关系?但这个吴老师是不再帮忙了,于是赵温的进士就考得不好。一面考得不好,另一面自己的仆人还找人假装报喜来骗赵家的钱。赵温的处境说明,即使通过考试,官场未进,也要货币先行。此时,他父亲和爷爷就来信,汇上两千两银子:“倘若联捷,固为可喜,如其报罢,即赶紧捐一中书,在京供职……所以东拼西凑,好容易弄成这个数目。望你好好在京做官,你在外面做官,家里便免得人来欺负。千万不可荒唐,把银子白白用掉。”

这封家信有点重要。第一说明家里有人在京做官,地方士绅在乡镇就比较安稳。这就是官场为什么热闹的经济基础原因。第二说明官场“一国两制”,要么科举,要么捐官。中国从秦代商鞅开始就有捐官现象,但都是特殊情况。朝廷有严重经济困难,蝗灾瘟疫或者和外族打仗,这时卖一些官筹款,唐宪宗也曾经说“入粟助边,古今通制”。南宋是“岁收谷交五百石免本户差役一次,至四千石补进武校尉”。明代“贱商”,不准商人科举,商人怎么办?就通过纳捐可以成为监生、贡生,也是一种弥补。中国历史悠久的捐官文化,只有到了清代,才变得跟科举一样重要,变成了一种合法的常规的官员升迁制度。乾隆刚刚即位的时候,曾经一度要停捐,可是到了1774 年,为了打仗,为了开运河,又开放捐官,且明码标价,一个郎中是9600 两银子,那是五品。知府13300 两,四品。知县七品,官低一点,4620 两。所以很公平,多大的官卖多大的钱。有统计说地方官员用钱捐的,乾隆二十九年占22.4%,到了同治、光绪年间达到50%左右。

《官场现形记》第二十回,曾经借一个官员之口总结捐官有三类:

“头一等是大员子弟。世受国恩,自己又有才干,不肯暴弃,总想着出来报效国家,而又屡试不售,不得正途。于是走了捐官一路,这是头一等。”“第二等是生意卖买人,或是当商,或是盐商,平时报效国家已经不少;奖叙得个把功名,出来阅历阅历,一来显亲扬名,二来也免受人家欺负,这种人也还可恕。”“第三等最是不堪的了,是自己一无本事,仗着老人家手里有几个臭钱,书既不读,文章亦不会做;写起字来,白字连篇。在老子任上当少爷的时候,一派的绔袴习气;老子死了,渐渐的把家业败完,没有事干了,然后出来做官,不是府,就是道。你们列位想想看,这种人出来做了官,这吏治怎么会有起色呢?”

严重的制度问题还不仅在捐官。捐官得到的只是一个名义,府、道、台等,等于一个级别,处级、局级、副部级等,名义上的官很多,实际上的职位少。很多人捐官以后,还要去争取实际的官位——叫“实缺”。“有油水”的实缺就是“肥缺”。这个“缺”怎么来的呢?——这才是官场,或者说《官场现形记》里边最关键的地方。

小说里有不少世家,为十几岁的儿子捐官。甚至有位老爷,为大太太的成年儿子、大姨太太的七岁儿子捐了官以后,怀孕的二姨太太跟另一个还未怀孕的新姨太太,也吵着要让自己儿子捐官(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最关键的是,正式捐官的钱归朝廷归国家,谋求实缺的钱却大部分入了官员私人口袋。所以捐官或对国家有益,谋缺却对社会有弊。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这就是“贪腐”的现代定义。小说里没有这个定义,但是整部长篇都是这个定义的注释与例证。

贪腐是一种“刚需”?

小说第三回,赵温少爷为了买官转托徐都老爷写推荐信,徐本不愿意,但“家里正愁没钱买米,跟班的又要付工钱,太太还闹着赎当头,正在那里发急,没有法子想,可巧有了此事。心下一想,不如且拿他来应应急”。第二天,答应的钱迟迟没送来,徐都老爷心下发急:“不要不成功!为什么这时候还不来呢?……原来昨日晚上,他已经把这话告诉了太太和跟班的了。大家知道他就有钱付,太太也不闹着赎当,跟班的也不催着付工钱了。谁知第二天左等不到,右等不到,真正把他急的要死。”这段文字说明,在某种意义上,受贿已经成为官员的一种“刚需”。当一个官员的正常收入不能应付他的生活方式时,贪腐就成为“刚需”了。因为不论哪个时代,官员都需要收支平衡。晚清官员的“支出”至少有三项。第一是生活开销,做了官,花销会增加。第二是捐官的成本,官如是买来,买来多少钱,之后必须赚回来。第三,还有日后的保险。赵温少爷身边的钱典史调任江西,故事就转到江西黄知府。初见黄知府趾高气扬,钱在椅子上只敢坐半个屁股。但不久黄知府受“军装案”调查,惊恐万状。此时谁也不理他,最后靠输送银子,得以解脱。这个例子说明为官的有事没事,总得保持一些向上送钱的渠道。按现在经济学的概念,叫政治生命的保险金。平常好像没用,紧要关头要靠它。

所以官员的支出有三项,是铁项。A.生活开销,B.捐官本钱,C.政治保险。应付这样三项支出,官俸常常不够。这时就要靠或明或暗的受贿。面包总要贵过面粉,楼价总要高于地价。既然捐官投资这么多(有时还不只是金钱投资,还有才能、技术、人格、情感效忠方面的投资),为官之日怎能虚度?小说一至七回,把“贪腐成为刚需”的经济学理由讲得十分清楚。第四回有两位卖官的官员,不仅要算收入和官位之间的关系,而且把时间因素也考虑进去。说这个官我给他,过两年我要走掉了,所以这个官大概只能做一年多,如果一年多可以卖多少钱?做两年又值多少钱?不仅考虑可能收益,也计算有效期。所以有效期在官场游戏规则中极其重要。

小说虽由一连串不大相关的故事勉强串接,却从官场角度展现了晚清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对外经贸,有军事行动,有官府整顿,有救灾抢险,还有慈善事业、文化建设、外交问题,等等,可以读成晚清政治的“清明上河图”。

第七到第十一回,主角是山东官员陶子尧,因为抄了一段要兴学要改革的文章,获得了当时山东抚院的赏识,拿了两万银子被派到上海买外国机器。这是个美差。陶子尧一到了花花世界的上海,地方官员又老土又有钱,马上就被两个中介,一个姓魏,一个姓仇,带到四马路花天酒地。叫局来了个女人叫新嫂嫂,外带一个十几岁的女生陆兰芬。很快陶先生坠入情网,要娶新嫂嫂,买机器的钱就在四马路用掉很多。他只好通过经纪跟外国人签了一份带水分的合约,“两万银子”买便宜次货。不料这时山东方面突然改了指令,说不要买机器,此款转给另一官员出洋考察,并且该官员马上就到上海。可想而知陶子尧顿时便慌了手脚。这时他浙江老家的原配夫人又打闹到上海来。折腾了好几回,最后还是经纪给他建议伪造合同,让洋人请山东洋总督出面。结果真的洋人一出面,山东官方就认账,还追加了钱款。这么一个花心糊涂的贪官陶子尧从事外贸经济活动,居然安全解脱有惊无险。陶子尧之后就消失了。作家解释:“做书的人到了此时,不能不将他这一段公案先行结束,免得阅者生厌。” 原来“跑人跑不停”还是为了照顾读者趣味(租界期刊连载文化制约)。接着陶的助手周果甫转到杭州做官。周果甫和浙江刘中丞,还有胡统领,便成为后面一系列“军事行动”故事的主角。

小说里写官场人事斗争非常微妙。周果甫与刘中丞的助手戴大理面和心不和。刘中丞本来想给戴大理一个肥缺,说“他辛苦了多年,意思想给他一个缺,等他出去捞两个”。一旁周果甫不悦,怎么办?便夸戴大理非常能干,省里少他不得。表面上是抬,实际坏了戴大理一个肥缺。戴也知道被姓周的坑了,不久,严州地区有匪患,戴就向刘中丞建议:“姓周的厉害,办事妥当,让他去协助胡统领去剿匪。”(官场之中的“好话”“称赞”,不一定就是好话和称赞。)接下来第十二到十七回,是全书(也是晚清小说)中罕见的描述军队的场面。之前第六回就铺垫过:“中国绿营的兵,只要有两件本事就可以当得:第一件是会跑。大人看操的时候,所有摆的阵势,不过是一个跟一个的跑……第二件是会喊。瞧着大人轿子老远的来了,一齐跪在田里……要一齐张嘴,不得参差。”跑步要整齐,喊口号要整齐,都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给上司检阅,能检阅的部队就是好部队。军队从杭州出发,两天的水路,在钱塘江上居然走了六天。因为军官们都上了“江山船”。“江山船”上有歌伎,有宴会,等于浮动的夜总会。还没有打仗,胡统领和众将官已在船上花天酒地。作者描写这支剿匪部队的出征,笔调并无嘲讽,好像非常正常。或者是嘲讽得不露痕迹,或者是小说也写出军官上“江山船”的合理性:想想不少军官也是捐来的,此时不乐更待何时?

军队开到严州,才知匪情乃虚报,根本没有土匪。胡总正想向上级汇报,周果甫说没土匪,我们就没有战功,钱也报不了。只有夸大匪情才算凯旋,夸大敌情是很多官员的政治技巧。结果小说描写的“军事行动”,就是这些军官在船上丢失财物,追查时错怪了一个江山船女,妓女投河自尽。士兵也不闲着,没有土匪,士兵就自己去扰民,抢劫强奸,等等。地方官员,再想办法来平息民愤。最后胡总回省城时,十二江山船一字排开庆功。但因庆功领赏分配不均,周果甫不满意,暗地里找人写揭发信去北京。最后省官和首领都受处罚,周果甫自己请假回乡。这算是全书中少有的不完全是负面的角色,但后来也就不见了。(小说的主线是“事”,不是“人”。)

因为有人检举揭发,上面派了钦差来调查,第十八至二十二回,就写清廷内部审查机制如何维系王朝和官场的继续运作。来了两个钦差,查了200多个人。先写钦差的来历,一个地位很高的太监,说此人做官苦了很多年,就派他去,也好叫他捞回几个。于是在佛爷面前把差事求了下来。钦差非常感激,问:“我这个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佛爷有话:“通天底下一十八省,哪里来的清官?”太监解释:“我教给你一个好法子,叫作‘只拉弓,不放箭’。”原来,买机器、剿匪是肥缺,调查贪腐也是肥缺。

这时小说已经写到慈禧,奇怪怎么还能发表?原因等一会再讨论。

钦差“只拉弓,不放箭”,抓了很多官员,然后就谈银码。开口两百万,刘中丞他们不服,这样的事情就来敲两百万,那以后敲两千万怎么办?结果就真的给判了。佩服李伯元写这些事情,这么奇怪荒诞,写得非常平淡。好像不论职位高低,佛爷也好,公公也好,知县、师爷、店主、仆人……人与人之间的主奴关系、金钱关系结构是相同的。对官员的教育规劝,“法”不管用,那么强调“德”呢?傅钦差以身作则。他不喜欢穿好衣服,看到别人穿好衣服他也反感。刘中丞罚掉了,钦差就接替做杭州省官。很快他的属下官员全都流行穿破衣服。有的一时来不及换,来不及买,就把衣服反穿。反穿以后受表扬,还被人模仿。一时间内,杭州城里旧衣比新衣贵。(一定要跟上司、同僚穿一样的衣服,这和动物长出类似于丛林颜色的皮毛是不是一个道理?)傅钦差觉得官场风气不好,要求所有捐官的都要重新考试,不及格的就刷。有个官员衣着太好,眼看要倒霉,最后找到了一个外地的裕记票号。原来那个票号就是帮傅抚院(傅钦差)存钱的。 小说里有个二掌柜说:“你看这位中丞,面子上虽然清廉,骨底子也是个见钱眼开的人。”中丞自己坚决不收钱,要送就要送他姨太太,送他儿子。

还有一位贾臬司,负责一省的司法长官,也讲究道德,每次办案都要当着众人的面,跪在老母面前听指示,甚至断案过程中的事情决定不了,也让母亲来决定犯人的生死。他的儿子,不愿只做官二代,主动要求去黄河决堤的地方任地方官。原来救灾又是官场的一个热门肥缺,谁都知道黄河决堤以后,其实自己会合拢,所以谁合拢,谁就会升官。从第二十五回到三十回,主角就是那个黄河救灾立功的贾大少爷。但故事情节不是治水患,而是他如何进京巴结更高的官员。这里学问可深了。

黄胖姑是层次比较高的财经人士,办事有技术含量,打通了军机处的几位中堂,华中堂、徐中堂,还有一位黑大叔,反正都是高官要员。小说偶然还写官员被今上(光绪)接见,轻轻一笔,没有贬义。《官场现形记》《世界繁华报》初版本一共两卷,各30回。上卷讲官场、科举、经贸、军事、吏治整顿,下卷写赈灾、捐款、慈善、官员交接制度,还有外交问题。第三十三回,小说里出现了一个书局。总算有知识分子了,推销劝善书,还搜集了几百种应该禁止的淫书。“申义甫立刻摆出一副忧国忧民的面孔。显然对于“忧国忧民的面孔”,李伯元也是用了嘲讽的语气。果不其然,书局找山西省官支持,目的是以官方的名义卖书。捐款、行善,照样是官场规则。当然写到这里,作家比较客气:“若无此辈更不知要死掉多少人……此乃做书人持平之论;若是一概抹杀,便不成为恕道了。但是办捐的人能够清白乃心,实事求是,不于此中想好处的虽然也有;至于像这回书上所说的各节,却亦不能全免。”这是全书里笔下最留情的一段了,是无差别批判中的一个小小例外。

小说在租界写,在租界发表,上卷写到洋人比较客气。下卷第三十三回,写一个省官到上海汇丰查账,出洋相的是那个老土省官。洋人和中国职员都很公事公办。到第三十九回,讲官员瞿耐庵摔坏腿,看病也是外国大夫比较灵。但是,下卷越往下连载,外国人形象越差。不知是因为当时的读者反映,还是作家自己的态度变化。第五十二回,写徐中堂的女婿,伪造丈人签名,将安徽所有的矿产卖给洋人。显然是洋人在利用官员贪腐而掠夺中国财产。五十五回,有不明国籍的外国军舰停泊在海边,军纪倒是严明,抓了强盗交还给地方官。但是到第五十七回,有个洋人在湖南街上无理打死一个小孩,激起民愤。当地判了他五年,外国领事还不服,告到北京。公使找王爷,找到了几位中堂,书里描写中堂大人们都支支吾吾不敢表态:“张大人看了摇摇头,王大人看了不则声,李大人看了不赞一辞,赵大人看了仍旧交回给司员。”这样写朝廷大臣,虽然有点漫画化,但当时官场“不怕百姓,只惧洋人”,大概也是真有其事。

小说最后一回,作家正面表述为什么写这本书:“上帝可怜中国贫弱到这步田地,一心想救救中国。……中国一向是专制政体,普天下的百姓都是怕官的,只要官怎么,百姓就怎么,所谓上行下效……中国的官,大大小小,何止几千百个。至于他们的坏处,很像是一个先生教出来的。因此……编几本教科书教导他们……等到了高等卒业之后,然后再放他们出去做官,自然都是好官。”李伯元的意思,此书就是教他们怎么做官。现在发表的两卷,只是前半部分,批评官员,后半部分才是正面教育。可是他后半部分也没写出来,过几年就去世了。这段话的重要之处,在于认为中国的问题主要就是官的问题,官本位是种种社会矛盾的症结。“官怎样,百姓就怎样,上行下效。”李伯元理解的官,既是士农工商之外的一个特权阶级,又应该从士农工商之中产生,如果“士废其读,农废其耕,工废其技,商废其业,皆注意于官之一字。盖官者,有士农工商之利,无士农工商之劳者也”。就是说,士农工商各个行业的“精英”,都想做官;可是一旦做官,其业便废。作者以无差别的冷酷笔触,从官场角度观看晚清社会的方方面面,经济活动、军事行动、内部整顿、慈善事业、外交动态,等等。按学者袁进的统计,《官场现形记》写了30 多个官场故事,涉及11 个省市,大小官吏百余人,上至太后、皇帝,下至佐杂、小吏。期间军机大臣、太监总管、总督、巡抚、知府、知县、统领、管带应有尽有。就官场题材而言,历代文学写官场面之广、层次之多,确实空前。

官场的规则与货币

李伯元写官场,不仅有自己的游戏规则,而且有一些常用流通货币。第四十六回,钦差童子良,讨厌洋货,银元不收。本来鸦片是进口的也要抵制,但下面的人改称为云南土熬,他就开始享用了。银元不收,但银票可用,家里有一个黑房间专贴银票。出门随身带一盒银票,每天晚上点数多少张。后来他儿子发现他只点张数,便以小额换大额的。之后每天点数,钱却大部分被偷走了。

古董文物也是官场流通货币。第二十四回,贾大少爷买了一个珍贵的鼻烟壶,送军机处华中堂。买烟壶的文物店,也是华家的背景。(“什么店或公司是什么人的什么人开的背景”,这是很重要的官场入门知识)。送礼以后,中堂回话说烟壶非常好,很喜欢,要是再有一个凑成对就好了。怎么办呢?贾少爷又到了那家文物店,果然还有一模一样的,但是价钱贵了好几倍。贾少爷奇怪了,怎么回事?旁边中介黄胖姑说“马上买,好机会”。其实是同一个文物,多次买卖,循环流通,促进内需。

另一种流通货币是艺术。贾制台喜欢画梅。他热爱艺术,不求卖画,只要有人欣赏。下面官员知道了,来了以后不用送礼,只求他画画。某候补知县跑来,说您上次送我的画,有个东洋人一定要我卖给他。制台一听特别兴奋,接着帮知县再画,公事也停了,外边的人都等着,而且事后特别提拔了这位知音。

信息也是流通货币。第四十一回瞿耐庵老婆认了一个干妈,比自己年轻20 岁,因为她是上峰喜欢的丫头。如此委曲终于换来官位,但瞿耐庵新上任,不知原来旧官有个账簿记下各种潜规则:什么人来送礼要收多少,什么官什么时候要送多少,等等。信息本是要另花钱买的,少了这个先遣图、密电码,结果就闹出很多麻烦。

除了艺术品、货币、账簿以外,还有一种流通货币就是女人。山东官员到上海买外国机器,一来就被拉到四马路叫局,“叫局”还可能发生感情,演变成姨太太。兵营统领出兵,“兵马未动,粮草(女人)先行”。得宠的妓女忙着替自己家人求个官位,不幸的妓女就被冤枉成小偷投河自尽。女人被当作礼物或者货币是普遍桥段,但也有比较特殊的例子。第三十回冒得官犯了一点过失,为求上司杨统领包涵,就设计把自己年轻的女儿作为礼物。这事还不能明说、明做,怎么办?冒得官当着太太、女儿的面,假装吃了鸦片寻死。家人一看他吃鸦片,马上拿粪给他吃,好让他吐出来(“狗血”情节样板)。这时冒得官说他现在处于绝境,办法是只有把女儿给统领做小。一番折腾以后小姐说:“罢罢罢!你们既不容我死,一定要我做人家的小老婆,只要你老人家的脸搁得下,不要说是送给统领做姨太太,就是拿我给叫化子,我敢说得一个不字吗?现在我再不答应,这明明是我逼死你老人家,这个罪名我却担不起!横竖苦着我的身子去干!但愿从今以后,你老人家升官发财就是了!”这是一个典型范例,李伯元可以把再荒唐的事也写出其合理性。之后统领果然接受了这份礼物,也提拔了他的丈人。

更好笑的一个例子也和女人有关,第三十七回十二姨太半夜打蚊子。湖广总督是旗人湍多欢,已有十个姨太太,还有人拍马屁,替老爷在上海欢场买了两个新人,送过去就成了十一、十二姨太太。某晚湍制台正批公文,刚要写上某新官名字,突然十二姨太打了他一下,笔都掉了。怎么回事?十二姨太说有个蚊子——其实是十二姨太受人之托,想制台把此“缺”给另一官员。制台发火:“搞什么搞,我给人家做官,你们那插什么主意啊!”但是这个女人,因为受宠,一番胡搅蛮缠,最后制台也没办法,“好吧,那我就换了他吧”。所以女人不仅是流通货币,货币可以异化,倒过来管制主人。《官场现形记》中有官员与女人的两段精彩对话,值得转述。

一是山东陶子尧,睡着四马路新嫂嫂,说:“我们做官的人,说不定今天在这里,明天就在那里,自己是不能作主的。”新嫂嫂道:“那末,大人做官格身体,搭子讨人身体差勿多哉。”意思是,你们大人做官的身体,跟我们讨人的身体差不多啊。陶子尧问了半天才知“讨人”就是欢场女子,也叫小姐,也叫“先生”。新嫂嫂说:“耐勿要管俚先生、小姐,卖拨勒人家,或者是押账,有仔管头,自家做勿动主,才叫做讨人身体格。耐朵做官人,自家做勿动主,阿是一样格?”翻译一下:“你不要管她叫先生、小姐,卖给了人家,押了账,自己的身体就做不了主了,这就是讨人的身体了。你们做官人说身体也做不了主,那不就是一样的吗?”不料这个陶子尧没有幽默感:“你这人真是瞎来!我们的官是拿银子捐来的,又不是卖身,同你们堂子里一个买进,一个卖出,真正天悬地隔,怎么好拿你们堂子里来比?”说着,那面色很不快活。

另一处精彩对话在第十五回。有个周老爷问起了有个在船上的小妹凤珠是不是“清”的。她姐姐龙珠回答:“我们吃了这碗饭,老实说,哪里有什么清的!……我想我们的清倌人也同你们老爷们一样。”周老爷听了诧异说:“怎么说我们做官的同你们清倌人一样?”清倌人,是指一些比较“新鲜的”性工作者。他说:“你也太糟蹋我们做官的了!”那龙珠便详细叙述她们认识的一个官员,从杭州来,他的行李只有几个箱子,但是回杭州去的时候带的东西拿都拿不动,民众还要送伞,拼命说他是清官,不要钱。“做官的人得了钱,自己还要说是清官,同我们吃了这碗饭,一定要说清倌人,岂不是一样的吗?”周老爷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倒反朝女人笑了。

清官,清倌人,这就是《官场现形记》。

政治批判小说的历史背景

为什么这么空前(不知是否绝后)的政治批判小说会出现在20 世纪初?钱杏邨(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论到了当时小说兴盛的三个原因。

第一,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此前那样刻书的困难……第二,是当时智识阶级受了西洋文化影响……第三,就是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又极窳败,大家知道不足与有为,遂写作小说,以事抨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

阿英把印刷工业技术原因放在首位,这个非常值得注意。古代的书,文人刻印,成本很高,主要送人。现代印刷工业才制造了现代市民读者群(犹如21 世纪网络手机又在制造新一代后浪读者群),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阿英讲知识界受西方思想影响,还有清士腐败,当然也都是历史原因。但更具体的,租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像李伯元这样,从朝廷到知县小官全都批判,显然因为小说是在租界里边发表,读者恐怕也首先是租界的中国市民居多。

有意思的是,清廷虽然腐败,却没有想办法来禁止李伯元的小说。顾颉刚《〈官场现形记〉之作者》一文记载:“《现形记》一书流行其广,慈禧太后索问是书,按名调查,官交有因以获咎者,致是书名大震,销路大广。”好像李伯元竟以小说参与了清廷的反腐。

胡适1927 年为亚东图书馆版的《官场现形记》写序,他基本同意鲁迅对晚清政治小说的这段批评:“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 鲁迅这里有两个意思,一是谴责小说写得太露。二是投时人所好,迎合当时租界市民对清廷的愤怒宣泄。鲁迅可能是和《儒林外史》比较,才说它笔无藏锋。其实和后来很多批判现实的小说相比,李伯元写官场可谓千奇百怪,文字若无其事。官员明说:“你在这里做秘书,做累了下去给你捞几个。”现实当中官员会不会这么直说?李伯元认为官员必然如此,不必奇怪,“笔无藏锋”。

鲁迅说李伯元的小说投时人所好,迎合读者需求,倒是可以从文学场域解释。李伯元既是作家也是报人,1896 年到上海不久,便帮人打文字工,后来自己办报。小报要八卦、要趣味,要考虑读者趣味。小报曾因报道江苏官员嫖娼,差点被封掉,之后办《游戏报》,兼办“艳榜之科”(妓女选美),当时就被人批评。还有人怀疑他的作品有人代笔。王德威也有批评:“谴责小说的盛行是政治动机与经济动机混合的结果。虽然谴责小说家口口声声说要表达对当下现实的关注,然而只有在有利可图的前提下,他的才,才显得兴致勃勃。为迎合市场需求,他们以骇人的速度粗制滥造,急速发展的印刷和出版事业是晚清小说迅速兴起的主因之一。”可是努力迎合读者追求产量的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却被人盗版。他半生拼命写作,40 岁去世时,还欠了人家的钱。

胡适和鲁迅一样,将《官场现形记》与《儒林外史》比较,不只因为叙述结构类似。“吴敬梓是个有学问,有高尚人格的人,他又不曾梦想靠做小说吃饭……他的人格高,故能用公心讽世。……近世做谴责小说的人大都是失意的文人,在困穷之中,借骂人为糊口的方法。” 在胡适看来,职业写作并且自己办报(后来金庸也边办《明报》边写武侠),就不完全是公心。鲁迅、胡适对李伯元小说的批评,虽有道理,但要求太高。李伯元办小报格调不高,长篇小说整体上欠结构,缺人物主线,对世界好像没有善恶之分,无差别批判。但无论如何,《官场现形记》是一部未完成的、夸张的晚清官场百科全书。

本集小说

初版:1903 年,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发表于《世界繁华报》。

使用版:李伯元:《海上文学百家文库012013—李伯元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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