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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好的修行

《暗算》桂花街17号已叛变

我觉得,如果我讲述的是一个故事,那么它现在正在往一个凄楚的方向进展,越来越像个悲剧故事。我知道,在一个无限的期限内,所有的人都会发生所有的事,但仅仅在一两个月时间内应该发生多少事,那是我不知道的。

  那天下午我下班回家,妻子告诉我,那个经常给我理发的老头来找过我,说是来还我钱的。我妻子不知道,所谓还钱是个借口,给我送情报来才是真的。这个老头,曾经就像黑

  夜里的一把火,照亮过我,温暖过我,使我在最孤立的时候仍然感到组织的存在。但自你母亲到来后,我已好久没跟他联系了,他的突然出现使我感到吃惊,我心慌意乱地在沙发上坐下来,可以想象地在坐垫下摸到了他留下的纸条,一种盲目的恐惧心理使我马上打开了纸条,上面不过十几个字,通知我晚上去参加红楼会议。有那么一会儿,我感到轻松,就像避开了什么想象中的麻烦、危险,心想,我还正希望去开会呢,顺便可以建议组织上对你母亲的事情重新予以考虑。说真的,那时候我强烈感到自己更希望你母亲把孩子生下来,一则我觉得你母亲有这样愿望,我们应该尽量尊重她,不能伤她心;另外我想革命也许会很快胜利,我们也许没必要做出这牺牲。

  但当我再次审视手上纸条时,我又感到了不对头,因为我想,如果正常的话开会的消息应由你母亲通知我,而且正常情况你母亲总是不叫我去,自己去开了会后,把会议和我有关的部分转告我:总是这样,很少有例外。记得只有一次,你母亲有事不能去,是我去的,那都是半年前的事了。我还记得,就在那次会上–我参加的第二次红楼会议,我发现我们已经少了一位同志,就是那个青年学生,你还记得吗?

  对,就是他,额头上有一块红斑的那个人。我现在想起来了,他代号叫“半月”。我或许在前面说过,他是我们中最年轻的同志,却是最早遇难的,牺牲时才20岁。他的牺牲,使我懂得了–更加懂得了,成为不死,那不是我们地下工作者的愿望,因为那很不真实,很缈茫。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在敌后穿插,清晨起来还看见自己活着,那是多么幸福的事。

  是啊,生命对我们来说就像天上彩虹一样容易消失,阳光、水汽,甚至你站立的位置、目测的角度–凡此种种,只要稍有偏差,都可能使彩虹消失。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珍贵而伤感,因为我们的每一个举动都有着无可挽回和必冒风险的危机。有时候,我们甚至不得不用自己的手切断动脉、喉管,用自己的牙齿咬碎舌头,或者用一粒剧毒药片结束自己生命。所以人们说,成为一名间谍,无异于把一只脚送进了地狱的门槛,另一只在某天清晨或者傍晚随时都可能跟着进去。那确实是最真实不过的,也是最正常的,像我这样最后又把那只脚重新从地狱里退出来,成为一个80岁不死的老人,我可以说说,是很罕见的,非正常的。

  纸条在我手上变得沉重、生硬,像块铁片,我的手胆怯地颤抖起来,我想,难道这是你母亲出事的一个信号吗?她要好好的怎么会让老头出现?她会有什么事?是手术出了麻烦(处理孩子的手术),还是工作出了漏洞?一种极为空虚的灾难临头的不祥之感纠缠着我,折磨着我,我觉得发冷和害怕。窗外,天色正在逐渐昏暗,我几乎没有勇气出门,但又不敢在家里使用电话。最后我还是出了门,来到附近一家旅馆,拔通了水西门公寓的电话。电话嘟嘟响着,在我听来就像一只军舰正在不断沉沦。正当我准备挂掉电话时,对方却接了电话:

  “这是杨董事长家,您找谁?”

  我听出是管家的声音,就问:“杨太太在家吗?”

  她说:“太太身体不好,正在休息,你有什么事?”

  我说没事,就挂了电话,同时感到如释重负。我想,会出什么事?什么事也没有,她只是身体不好,所以要我去开会。甚至我想,她身体不好也许正是刚做了孩子的手术。这念头使我感到内疚,好像我就是手术的医生。我也感到遗憾,因为我正打算在晚上的会上替她说说情呢。说真的,我是做父亲的人了,我太能体会到孩子对父母来说有多么重要和珍贵。

  晚上,天很晴朗,一盆银制的月亮早早地挂在了天上,马路上到处是房屋的不规则的阴影和像水一样晃动的树木的阴影。因为月光充盈,白色的救护车反倒失去它引人注目的特征,隐蔽在一片白色之中,所以我没能老远就看见它过来,而是到了眼前,等它在我身边嘎然而止时,我才恍然明白,勿勿忙忙地上了车。车子尖叫着奔驰在阴影斑驳的大街上,却没有惯常地驶向郊外,而是在巷巷弄弄里穿来穿去。开始我以为还要接人,但车到水佐冈一带时,代老A突然伸手朝一条窄胡同指点了下,说:

  “双井巷28号,已被盯梢,以后不能联络。”

  到了明故宫,代老A又说“桂花街17号已叛变,以后不要与他接头”,到光华门,代老A又说某某地方某某同志已被捕,以后不要再联糸。就这样指点了好几处之后,车子才出城上了紫金山,在山路上拐来拐去地开了有半个钟头左右,终于停止在一痤别墅的门前。一个白胡须老头为我们开了门,带我们去了一间像洗澡堂的平屋:里面已有三个人在等我们,当中有理发店的跛脚老头,他见我跟不认识似的,我也没有露出认识他的表情。另外两人其中一位是女同志,三十来岁,脸很大,头发剪得短短的(更显得脸大),穿着一套像少数民族的服装。包括理发店的跛足老头,和刚才车子上有三位同志我以前见过外,大部分同志我都不认识,一下认识这么多人,我有点恐怕,但又很兴奋,觉得我们有那么多同志。我们刚坐下,白胡须老头就退出去了,也许是去警戒的。不知是激动还是紧张,我注意到老头出门时露出了哆哆嗦嗦的目光。

  会议一开始,代老A就神色严重地告诉大家:最近我们已有两人变节叛变(其中包括花园街17号的),组织遭到惨重破坏,先后有7名同志被逮捕,组织上要求同志们暂时“避避风头”,“没有组织命令一列不准私自开展工作”。

  “但是,”代老A目光变得犀利,“两个叛徒必须不惜代价除杀,冒最大险也要除杀!”看看大伙又说,“组织上决定这项任务交给‘望远镜’完成,必须尽快。”

  “他们现在哪?”坐在我正对面的一个墩实的中年人问。我想他可能就是“望远镜”。

  “就在这,在毛人凤手上”代老A说,“但据说就要离开南京,不知去哪里,也许是重庆。”

  “毛那边不是有我们人,”中年人好像有些异议,“让他们干不是更方便?”

  代老A剜他一眼,责问道:“听你还是听组织上的!”

  中年人垂下头,不吭声了。

  这时,坐在女同志和理发老头中间的那位带眼镜的同志,就是原先在屋里等我们的三人中的一人,他插嘴说:

  “他们被捕了。”沉默一会又说,“刚被捕的。”

  这人是谁?他怎么说我们被捕了?我想,难道是你母亲被捕了?这意味着下午我打电话时管家是在被迫骗我,同时也意味着我的声音已被录音!一下子我变得坐立不安,手脚居然控制不住地哆嗦起来。为稳定一下情绪,我掏出烟来。正当我把烟刚点燃,院子里突然传来一声呼叫,我们并没有听清楚呼叫的是什么,因为呼叫的人似乎刚出声喉管就被割断了。但这足以引起我们警觉,再说接下来的一阵子被压低的沓沓沓响声–像有一大群鸟在扑飞,更加提醒我们:出事了!

  这时,刚插嘴话说“我们已被捕”的那位“眼镜”同志率先飞身扑到门口,扯灭了电灯,同时大喊一声:

  “快跑–!”

  但此时沓沓声像粘在屋墙上,要跑无疑已来不及。事实上我们一扯灭灯,外面就向我们喊话了。无法逃跑的我们只好都分散在屋子四周,像壁虎一样贴墙而立,目光齐齐落在代老A脸上。我说过,那天晚上月光很好,我看见代老A拔出手枪,朝传来喊话声的方向开了一枪,紧接着里里外外枪声和呼叫声四起。到这时,我反倒没有了刚才的惊慌,变得异常镇静,右手灵活地从后腰上摸出手枪,打开保险,朝窗外射击,一块玻璃我听出是被我的子弹击中咣当粉碎的。正当我准备瞄准再射时,跟我站一起的那位女同志突然踹我一脚,喊我:

  “快!快撤!”

  我随她指的方向看,那位刚才飞身灭灯的“眼镜”正在向我招手。我一个鱼跃飞身扑到他脚下,看见他裤档下有另外一双脚正在魔术般地缩短,像正在被墙体吞吃。不一会那双脚不见了,露出一圆黑洞,“眼镜”用脚踢踢黑洞,对我说:

  “快过来!快走!”

  我顺势扑入黑洞(当时我躺在地上),开始慢慢地听不到枪声。

  暗道出口在一条山涧的两块巨石缝里,很隐蔽。我不知在暗道里爬行了多久,反正出来时已听不见枪声,不知是因为距离远的缘故,还是战斗结束了。我从暗道出来,看见理发店的老头已在外面,他身边没有其他人。这说明我前面只有他一人,我看到的那双“魔术的脚”就是他的。他上前来拥抱了我,然后把头伸到洞子里侧耳听听,也许听到了什么,转身问我后面是谁。我说不知道。过一会,后面人出来了,是“一把刀”,就是那个红头发青年,我在第一次“红楼会议”上见过他。他躲过了这次劫难,但……我说过,他很不幸,就在南京快解放时却牺牲了。后来除杀两个叛徒的任务是他完成的,因为“望远镜”就在这场战斗牺牲了。

  他出来后很久都没人出来,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还会有人出来,又担心等久了出麻烦,所以我决定让老头和“一把刀”先走,我再等一会。令我吃惊的是,当我看他俩离去时,发现理发店老头的步态稳健自如……我突然对这位平常唯唯喏喏的老头肃然起敬起来。

  他们刚走不久又出来一人,是那位女同志,她一出来就伏在我身上呜呜大哭。我以前从没见过她,我想她也不会认识我,她这样子使我有点窘迫。我劝她一会后,把她扶坐在一块石头上,然后像刚才理发店老头一样把头伸进洞子。她问我干吗。我说听听看,还有没有人出来。她又一下哭起来,说:

  “没有了,我刚进暗道他们就把门关死了,我一直在那听他们战斗,直到断了枪声才走。”

  我问:“有没有被捕的?”

  她说:“听不出来。他们肯定都牺牲了。”

  这是个魔鬼和天使握着手降临的晚上,仅仅在短暂的一阵子枪声中,我知道了什么是死,什么是生;生和死都是那么猝不及防,那么神秘不测。我感激上苍在如此危难中给我洞开一条逃生之路,但就这样我仍然要咒骂她夺走了我们那么多同志的生命。我没有忘记,那天会议上总共有11名同志,这就是说,那天晚上我们牺牲了有7名同志。如果加上在院子里向我们呼叫的那人,牺牲的就该是8人。但我不知他是不是牺牲了。我也不知他是不是就是那个白胡须老头,也许不是。说真的,尽管只有一面之交,可我对这个白胡须老头总有种莫名的顾虑和怀疑,我忘不了他离开我们时露出的那道哆嗦的目光。如果说出卖我们的人肯定是那天晚上人中间的一员,那要我说他就是“这一员”–卑鄙的一员!但谁也不知道这卑鄙者是不是我们就在这些人中间,我现在也不知道,所以我这么怀疑他也许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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